新京报制图/许英剑
三月的最后一天，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匈牙利作家、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86岁。凯尔泰斯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期被纳粹投入奥斯威辛集中营，侥幸存活下来。此后，他一生的写作只有一个主题：奥斯威辛。这也让他成为“奥斯威辛灵魂的代言人”。
他的离世，不仅意味着一个伟大作家离我们而去，更意味着：对于苦难的二十世纪而言，又一个历史见证人消失了。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这是“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在自传《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中回忆起纳粹党卫军训诫集中营囚犯的一段话。虽然权力的更迭，让党卫军臭名昭著，也让这段话得以示人，让“禁忌的记忆”浮出水面。然而，它如此直白地告诉了世人，权力决定了什么可以被记住，而什么必须被遗忘。
二十世纪经历了种种意味上的断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集体记忆，人们建立起了对记忆“抵抗”的神话。而东欧的剧变更让历史戛然而止，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除此以外，在两次大战之后，文明的中心经历了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在现代性的幽灵下，第三世界激烈地与传统的割裂……这一切事件的发生，都让“过去”在二十世纪变得面目模糊，不同的族群在向历史寻求认同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身份焦虑。而更加重要的是，二十世纪那些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与灾难的一代人，正在消失，活生生的记忆，正在死亡。
德国著名的记忆研究者扬·阿斯曼说，“二十世纪是个苦难深重的世纪，太多的东西遭到了毁灭，这也就是为什么‘记忆’这个主题变得如此重要。”而在诺拉更具修辞化的表述中，记忆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在记忆深处体验到的深厚资源正在消失，现在它只有通过这些痕迹才能再现出来”，这便导致“场所时代”的到来，我们要通过博物馆、纪念日、纪念碑、纪念仪式等“场所”，才能保存记忆。历史的乡愁弥散开来，“记忆之场”就起到了将过去引入当下的作用。
自二十世纪末伊始，记忆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热潮。近几年，这阵风终于刮到了中国。它是否能拯救我们那些被淹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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