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摩洛哥长篇小说在20世纪经历了较大发展后，21世纪无论在数量上、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与以往呈现较大的不同。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21世纪摩洛哥小说的走向和特征，努力勾勒近十年摩洛哥小说在叙事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发展特征。
摩洛哥现代阿拉伯语小说总体上发展较晚，从数量上看，很难与东部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相比，但由于摩洛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其阿拉伯语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更容易受到欧洲特别是法国小说艺术手法的影响。因此，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摩洛哥小说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我们对摩洛哥文学，特别是它的长篇小说还非常陌生，基本没有这方面的专著，研究其小说的论文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非常不足，这导致我们对摩洛哥小说，特别是摩洛哥现当代小说认识非常有限。这也是本篇论文选材的重要原因之一。
21世纪以来，摩洛哥长篇小说努力平衡小说文本的故事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是表达统治思想的工具。文本的诗学和美学功能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很多新作品，小说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试图恢复文本的基本功能，还原故事性；另一方面，加强文本的诗学功能，运用各种技巧加强文本的艺术性。同时，这些作品努力重新建立社会与读者的联系，用文字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
一、21世纪摩洛哥小说发展整体状况
在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摩洛哥现代小说。首先，从作品数量上看，摩洛哥自194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角落》起，截至1999年，共出版了308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2000~2010年的十年间出版了386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超过20世纪出版小说的总量，和上一个十年（1990~1999）出版的188部小说相比增长了一倍多。与此同时，在21世纪的头十年，摩洛哥共出版了短篇小说369部，戏剧75部，诗集843部，可以说21世纪的头十年是摩洛哥文学全面发展的十年。
由于法语在摩洛哥占据特殊地位，很多摩洛哥作家一直倾向于用法语写作。20世纪80年代之前，法语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阿拉伯语小说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拉伯语小说作品的数量开始赶上法语小说的数量。在21世纪的头十年间，阿拉伯语小说作品的数量已经超过法语小说的数量。这说明一方面摩洛哥作家在创作理念上改变，开始热衷于用阿拉伯语进行小说创作；另一方面说明阿拉伯语在摩洛哥本土地位上升，在摩洛哥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阿拉伯语小说迎来了繁荣时期。
其次，从作品题材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一方面更加重视文本的叙事功能和美学功用，汲取西方小说创作艺术手法，将变形、象征、怪诞、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元素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使文本更加丰富，题材更加广泛，作品更加灵活多样。小说成为作家思想的载体，是作家真实意识的表达。另一方面，作家开始思考阿拉伯传统文学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将“玛卡梅”、说书艺术等阿拉伯传统文学手法融入现代小说的创作中，使摩洛哥小说更贴近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欣赏角度。与此同时，读者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领悟小说的内涵，与小说内容产生共鸣。
再次，从作品内容上看，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伊斯兰阿拉伯传统遗产的重视，作品中经常引用宗教、神话和典故，并结合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增加美学构建和小说文本的象征意义，创作出能够体现作家思想的现代派小说。作品更多取材于摩洛哥社会生活，很多作品具有浓厚的摩洛哥本土文化特征，与其他东部阿拉伯国家小说有明显区别。另一方面，不少摩洛哥小说作品内容紧合时代特征，关注当下全球的热点问题。由于摩洛哥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开放，不少作家用法语直接创作，因而作品内容也更大胆，揭示、批判社会现实更加深刻，对其他国家讳莫如深、不敢涉及的问题，如极端主义、新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阿拉伯传统陋习、毒品、卖淫等也都会在摩洛哥小说中有所映射。
最后，从作品的语言上，以前的摩洛哥作家喜欢用当地方言（Darija）进行创作，而新一代摩洛哥作家更注重用标准阿拉伯语写作，这样更有利于作品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发行和传播，能够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摩洛哥现代小说的关注。不少用法语创作的摩洛哥小说作品也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这对丰富阿拉伯语小说也是一针强心剂。
毫无疑问，随着摩洛哥政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主改革进程的推进，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也在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学。具体到小说的形式，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包括突破古典的叙事风格，打破传统束缚，不断创造新的写作手法和体裁；另一方面，作家们都在努力追求美学与文本之间的平衡，强调不应单纯为了表现美学而失去文本的基本功用，也不能完全脱离摩洛哥社会生活环境去搞创作。摩洛哥小说在形式和题材两个层面上发生变化，说明很多作家都有通过文学形式来触摸和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愿望。
二、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这十年间，摩洛哥出现了不少新生代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受过西方教育，文化水平较高，写作手法新颖，涉及题材广泛。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有以下几类：新生代作家阿里·艾菲拉的六部小说：《恐惧》（2000）《海伦娜》（2000）《心墙外的嗅觉》（2004）《夜晚的过错》（2005）《女人的告白》（2007）《哭泣的女人》（2008）；尤素福·法迪伦的三部小说：《水烟》（2000）《地铁商店》（2006）《动物园》（2008）；沙尔布·哈里夫的三部小说：《拜占庭的风险》（2006）《我也同样——被忽略的猜测》（2010）《没人可以跳过自己的影子》（2010）；艾哈迈德·卡比里的小说《熄灭的灯》（2004）《燃烧的墓地》（2006）；阿穆尔·卡迪的两部小说《逝去时光的气息》（2000）《生锈的炭疽》（2007）；阿卜杜·哈伊·穆旦的《告别演说》（2003）等。
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很多小说不是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一样选择现实主义手法，平铺直叙的叙述故事，而是更倾向于将故事情节打乱、拆散、瓦解，出现不少没有故事情节或有很多故事陷阱的小说。“新小说派”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多新生代作家的青睐，甚至一些老作家也采用这一艺术手法构建小说，使得小说不再以叙述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为目的，也不再具有主导的心理学动机，更不用说探索什么小说的意义了，小说的叙事变为仅仅为叙事服务，而不再是为小说情节服务了。
这源于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具有广阔视野的摩洛哥作家在创作中不断自我询问：我们要如何写作？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因此在21世纪出版的摩洛哥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作品都是作家自我思考后的结果，小说运用新手段、新视角记述人物、事件，记述自我、社会、生活和历史。小说一方面展示出其文本价值，另一方面展现出其美学价值。
三、代表作品分析
为了更好地表现21世纪摩洛哥长篇小说的特点，在这里以四篇小说为例进行分析。一是摩洛哥新时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阿卜杜·哈伊·穆旦于2003年发表的小说《告别演说》，二是摩洛哥老一辈作家穆罕默德·阿兹丁·塔奇于2005年发表的小说《羱羊之血》，三是曾担任文化部部长的诗人、作家穆罕默德·艾什阿里2010年发表的小说《拱门与蝴蝶》，该小说获得2011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四是长居法国并惯用法语写作、曾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塔哈·本·杰伦于2002年发表的小说《神圣的夜晚》。
（一）《告别演说》
作家阿卜杜·哈伊·穆旦（1953~）学生期间主攻法律和社会学，并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法学院教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1996年穆旦出版第一部小说《分手在丹吉尔》，马上赢得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2003年，穆旦又出版了第二部作品《告别演说》，成为摩洛哥新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受其教育背景影响，他的小说善于用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展现历史，并运用西方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探究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告别演说》是作家穆旦的代表作，是阿拉伯叙事手法和西方小说艺术手段有效结合的典范之作。
从故事情节来看，小说的故事主线非常简单。在小说开头，性格呆板、空虚、颓废、生活中处处失败的主人公艾哈迈德在学期末给学生们进行演讲，以失败告终。之后主人公受人所托寻找一个人，从此小说发生变化，主人公将读者带入他的回忆中。由此，讲述者变成了寻找者，故事成为追寻此人的过程，以此探究两个人的命运和关系。从表面上看是主人公受人所托，寻找另一个人物的过程，但实际上，那个在小说中一直被寻找的人物正是被主人公压抑了的自我，两个人的故事其实是一人的故事，是一个人的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讲述者给读者讲述的关于被寻找的人的经历，实际上就是讲述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而整个寻找“本我”的过程就是主人公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
从小说内容上看，这部作品涉及大量的历史事件，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从艺术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例如小说中提到因为1967年中东战争失败，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笼罩在挥之不去的悲观情绪下，摩洛哥也不例外，被寻找的“自我”一方面是主人公曾经的自己，是具有革命精神的自我解放的自己；另一方面则暗示着当时在摩洛哥颓败和消失的革命力量。
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摩洛哥曾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包括企图推翻哈桑二世国王的军事政变，未遂，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主人公在追寻“本我”的过程中，向读者还原了摩洛哥社会的真实面貌。
从语言艺术上看，作家运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现“自我”与“本我”，一个是用叙述性的语言，着重于讲故事；一个是诗性的语言，着重于象征意义。一个注重描述客观的事实，一个是充分利用想象的空间。小说的叙述建立在双重性、分割性和多样性之上，作家努力创建出一个新的写作手法，在叙述与诗学之间、现实与想象之间、事实与象征之间寻找平衡。这种手法也正体现摩洛哥小说发展的进程，“本我”象征传统写作派和传统意识形态，“自我”象征写作的新生派和革命派，“本我”不断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逐渐转为诗性的语言。
同时，小说还试图告诉我们：“本我”和“自我”不断冲破障碍，各自认识到本身的不足，而小说中主人公语言上的变化，象征着摩洛哥小说已经从政治中走出，转为诗性、象征的语言，不再受过去的传统意识形态所影响和束缚。
《告别演说》这部小说集合了斗争与欲望，现实与梦想，故事与象征，历史与想象，叙述与诗性，无论从小说立意上还是小说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看，都与众不同，代表了新的写作形式。
（二）《羱羊之血》
这是穆罕默德·阿兹丁·塔奇（1948~）于2005年发表的小说。塔奇读书时成绩优异，后在得土安A的师范学院教书，自从1966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后，塔奇笔耕不辍，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文章。自从197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高塔》，至今已发表长篇小说19部，是位高产作家，同时在摩洛哥老一辈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塔奇1992年出版的作品《灰烬时光》被叙利亚作家协会评为20世纪105部最佳阿拉伯语小说之一，即摩洛哥入选的七部小说之一。
塔奇笔法成熟、细腻，前期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真实地记叙摩洛哥社会和人民生活。在后期作品里，塔奇善于运用西方小说艺术手法，使用诗性的语言，但仍不放弃阿拉伯传统艺术手法，重新给小说定位，是推动摩洛哥小说发展的主要作家之一。
《羱羊之血》是塔奇后期的代表作，与前期的作品有很大差别，是阿拉伯古典艺术和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手法，以及哲学思想相结合的经典代表。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全篇由七个独立章节组成，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主人公是否变成了侏儒？该篇小说从开篇就直入核心，深入谣言之中，用自述的口吻，让每一章的讲述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故事之中。表面上看，每位讲述者都努力澄清事实，保证自己讲述的故事才是最真实可信的，但事实上，每位讲述者，包括主人公的妻子、儿女、好友、上司、记者、医生、办案的警官……都未曾亲眼见过变成侏儒的主人公。而在最后一章主人公的出现不仅没有让故事明朗化，反而使故事更加扑朔迷离。小说就是在不断的推测、澄清、假设、证实、分析、寻找真相中不断发展，一个个故事不断被推翻，再重建。每一章随着讲述者的变化，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以符合讲述者的身份。而小说从头至尾都没有给出答案，留个开放式的悬念给读者去思考。
从艺术手法上看，作家在作品中运用存在主义哲学，提出存在主义的多样性和不定性，讨论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带给读者无限的思考。数字“七”本身在阿拉伯文化中就意味着无限，而小说由七章组成，显然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因为整篇小说都是不断在事实和谣言之间摇摆，而小说创作的目的似乎不是找出事实的真相，而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种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作家还运用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提出人性的根本问题以反映客观现实世界。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述了一个变成甲虫的人被家庭抛弃。卡夫卡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提出人性的问题，指出人与畸形之间有很多的联系，用魔幻反映真实生活，用志异和讽刺反映现实世界。同卡夫卡一样，塔奇在这部作品中，也力图表现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从陌生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现实世界。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其实讲述者本身就是侏儒，而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侏儒。这种变形正映射着人类可怜的境遇，人成为现实生活和社会的牺牲品。
事实上，摩洛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哲学思考融入写作之中，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形式和内容都随之产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长篇小说，这种潮流表现得更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小说不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而是出现了很多具有不确定性的小说文本，运用讽刺、隐喻等手法，用冷静的视角进入想象和假设的世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写出人在现代社会的陌生感，失去自我的无力感。最后，摩洛哥的小说旨在思考人类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拱门与蝴蝶》
作家穆罕默德·艾什阿里（1951~）自197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至今，已发表十几部诗集，一部短篇小说，《拱门与蝴蝶》是艾什阿里于2010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与阿联酋作家拉杰·阿兰（رجاء عالم）的《鸽子颈》（طوق الحمام）一起分享了当年的阿拉伯小说布克奖，这也是自2008年阿拉伯布克奖建立以来，第一位摩洛哥作家获得该荣誉。艾什阿里早年作为记者，对摩洛哥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强的观察力，后从政，曾担任摩洛哥作家协会会长、摩洛哥文化部部长和联络部部长，因此，其作品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关注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希望通过小说文本表达其本人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小说虚构了基地组织一名成员背后的家庭的故事，反映了摩洛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代人经历的重大变故：祖父曾留学德国20年，醉心于德国古典诗歌，回国后不幸失明，成为一名盲人导游；父亲信奉左倾思想，积极参与政治，并因此入狱多年；儿子在法国留学，因受极端思想影响，被发展为基地组织成员。某日，父亲接到“基地”组织来信，告知：他的儿子已在阿富汗殉教，成为“烈士”。作者通过这一家人的境遇变故，说明整个社会在当代经历的重大思想演变，揭示了年青一代认同极端理念的内因与外因。
自“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爆发起，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基地组织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政治热点，阿拉伯文学作为阿拉伯世界变化的反映，也把这些问题放在文学的视角下进行阐释。当新闻镜头铺天盖地的表现受害者的悲惨状况、集中炮火谴责基地组织时，阿拉伯作家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前仆后继的加入基地组织？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的自杀？他们在给无辜的人带去无尽伤痛的同时，给自己的家人带去的是什么？作为反作用力，恐怖分子的家人是否是无辜的？作家们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向读者发出呼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人们的脑子有问题还是社会有问题？
早在2002年埃及作家阿拉·阿斯旺尼发表的《雅古卜彦大厦》里，年轻的门房的儿子也是由一名充满理想、品学兼优的学生逐步走向基地组织的怀抱，2005年沙特作家图尔基·哈迈德发表的《天堂之风》里，也是以“9·11”事件劫机者为小说人物，探讨导致年轻人走上极端与恐怖之路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背景。而摩洛哥作家穆罕默德·艾什阿里也是紧紧把握这一时代命脉，为摩洛哥现代小说发展增添一笔浓厚的色彩。
（四）《那片致盲的黑暗》
作家塔哈·本·杰伦（1944~）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沙的孩子》，一举成名，1987年出版的《神圣的夜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也是北非法语作家首次获得该奖。虽长期定居巴黎，并用法语进行创作，但其笔下的故事、人物均以阿拉伯特别是摩洛哥为背景，如《向我女儿解释种族主义》《向孩子们解释伊斯兰》等，并以此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全球宽容奖”。2011年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本·杰伦第一时间就决定投入新的小说创作《由于火》（Par le Feu）的写作，要把尊严和人性还给街头小贩穆哈迈德·布阿齐齐——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本·杰伦表示：“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像一个白色的木乃伊，我就想：‘这孩子有过生活，有过青春，有过失败的恋爱和许多失望。’我想把人性的东西还给他”。本·杰伦认为，文学和文化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承认，在面对人类的悲剧时，文学往往是无力的，它的作用是在场，伴随着悲剧，不要撒谎，而要真诚。因而，“人性”一直是本·杰伦最大的关注点，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感受到主人公的呼吸和无声的低吟。
小说《那片致盲的黑暗》发表于2001年，并于2004年获得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号称是世界为单本小说所设的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
塔哈尔·本·杰伦的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小说以细致的笔调，叙述了一个男主人公在摩洛哥的南部沙漠地区中的一座地下集中营内所艰难度过的20年骇人听闻的日子。主人公作为低级军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推翻哈桑二世的军事政变，但政变失败，不少军人被连累，全部被关进黑暗不见天日，甚至无法躺直的小地牢中。他们不知时间、不知白日黑夜，在蚀骨的精神折磨下，仅有为数不多的囚犯得以幸存。当他们从黑暗中走出，在20年后第一次看见阳光时，是一种致盲的光芒。
本·杰伦的这部小说秉承其一贯作风，把人性放在首位，用日记的形式记述近20年里，地牢中的众生众相，与其他的“活尸”小说相比，这些摩洛哥军官一方面承受着无限的恶意，另一方面表现了人类强烈的求生精神力量，带给人类无限的希望。
本·杰伦善于以欧洲的眼光来打量、审视和批判摩洛哥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以双重的审慎和激越，表达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态度，同时也显示出其自身文化身份的矛盾性。而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巧妙地把对摩洛哥的历史和现实的展示放到了更高的层次，以人的坚韧存在和人性的本质，呈现了摩洛哥复杂文化中的生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摩洛哥小说艺术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其影响力在逐年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摩洛哥整个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上面，是出现了一系列运用哲学视角和西方现代文艺手段阐释人类命运和人类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运用讽刺、象征、荒诞、变形、意识流等艺术手法怀疑一切存在，颠覆传统小说的写作结构，将视角集中在人类整体命运上，写出人类在当代社会中的迷茫和陌生感，旨在寻找自我，探索人类存在的价值。同时，摩洛哥作家不放弃阿拉伯传统艺术手段，并结合现代艺术手法，形成了具有鲜明摩洛哥特色的本土小说。相信在未来摩洛哥的阿拉伯语长篇小说会不断将文学与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更真实地表现当代社会发展变化，体裁和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在整个阿拉伯小说世界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作者：王晶，博士，曾就读于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文学院，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原载《阿拉伯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