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造纸业、印刷业蓬勃发展，出版事业繁荣发达，宋代兴文偃武的文化土壤也让民众阅读能力普遍提高。到了明清时期，得益于从官方到民间对于女性教育的大力倡导，博学多识的才女屡见不鲜，很多才女甚至能被官方聘用入宫，任“女君子”、“女太史”。在这个才女佳人频出的时代，女性群体创作也蔚然成风，在文坛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晚明，登上中国文学这一历史舞台的女性作者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女性作者的数量和比例，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别树一帜的超前局面。
“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这就是明清女性作者文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女性作者大多出身于世家名门，优渥的家庭背景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全方位的才艺培养。“乾坤有清气，不独钟男儿。游心百世间，堂堂多女师”，彼时的才女们颇有一种孤傲自矜的风骨，她们自发地结成名媛结社，常常相约举办诗会，又是吟诗作赋又是弹琴作画，甚为风雅。
闺媛文学的出现，给当时已经呈垂暮之相的男性传统文学增添了不少活力。由于明清科举“内卷”严重，内容相对清新雅丽的闺媛文学让许多长期倦怠于科举考试的男性耳目一新，他们纷纷开始追捧这支后起之秀。要知道“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能够出类拔萃的才女无一不是天资绝佳的大才。当时的名士、名刊对才女型风气呈现不加掩饰的欣赏态度，无论是招收女弟子、还是刊刻闺秀作品，都为方兴未艾的闺媛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虽然社会上也有如明代李贽“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声音，但总体上闺媛文学还是成功出圈了，并在二百年的发展中愈发蓬勃。
大体来说，受文人的精神面貌影响，明清两朝的文学风格偏向于阴柔化，在通俗文学如弹词或小说中，其才子往往孱弱柔美，这一点与薄命才女的命运是趋同的。明清女性受限于其生活环境，她们的创作内容大多倾向于风月之情、离别之恨、夫婿之好、姻娅之私，类似于现代的言情小说。这种风格优点是重情、多才、尚趣，缺点就是颇受诟病的格局问题：礼法牵拘、观念狭隘、格调卑下。
即便如此，女性的“言情”与“表德”思潮也引领了一波思想解放。如明清易代时期的才媛吴绡，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大胆奔放地表示：“反覆恳言，只为一情字，朝夕旦暮，只为一情字”。面对湛湎荒淫的放荡夫君，她直面非议，直言“从今博得一个真正才子，不为枉过一生也”的热烈与胆识，着实奏响了当代最强音。
除了对情欲的辨析，贤媛文学也同样发展壮大。“贤母之诗流传颇盛”，许多出身名门的女子在教育下一代上言传身教，如毕沅之母张藻赋诗劝诫儿子：“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在毕沅早年丧父的情况下，填补了家庭教育的缺失。有这样的榜样，毕氏一门才女迭出，毕沅的女弟、女侄甚至小妾，都是才华横溢的佳人。这样满门风雅的佳话，在明清诗书传家之族中并不罕见，母女、父女、兄妹、姐弟、婆媳都是满腹经纶之才，堪称真正的书香门第。
若是世事无常，闺阁才女不幸遭逢家难，她们往往会选择去当闺塾师或者卖文鬻画以供养全家生计。闺塾师在当时社会声誉颇高，常被高官达贵聘用，教授他们的女儿或妾室，不仅社会地位高，收入亦是不菲。如果是声名远播的闺塾师则更是抢手，山阴女诗人胡慎仪，“早寡，抚幼子。未几，子卒，家益落”，她出为闺中塾师，四十年间传道受业女弟子达二十多个，其中大多都享誉诗名。《名媛诗话》的作者沈善宝在家道中落后，则毅然选择另一条“奔走袁江售诗鬻画以养”的道路，同样挽大厦于将倾。她靠着售诗鬻画攒的钱，竟然一力承担了家族几代丧亡亲人的丧葬费用，使八具棺木同时落葬。她母亲自豪地称赞她身负不输奇男子的才志，“书画竟能供菽水，才名直欲动公卿”，沈善宝以才养家的传奇佳话在社会上轰动一时。
闺阁才媛能够靠才识赚钱养家，这意味着女性的潜在独立与强大正在某些向度成为现实的可能。毫无疑问，在这个闺媛文学盛行的古典中国，女性自信自强意识正在觉醒。她们不必困扰于相夫教子，年老无子的闺阁诗人也可以自持诗卷宣布“是我神明所钟，即我子也”；比拼诗词被遗落时，也能充满勇气地自荐“王嫱未必无颜色，争奈毛君笔下何”；女性作者之间更是惺惺相惜，“林下襟怀望若仙，扫眉才调尽翩翩”，彼此欣赏，相互扶掖。可以说，这是古典中国女性作者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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