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为了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所办的报纸相抗衡，张学良决定支持创办奉天《新民晚报》。这份报纸与后来上海的《新民晚报》同名，但没有任何关联。为了让将问世的《新民晚报》增加看点，张学良亲自去信，约张恨水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连载小说。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子承父业，是名副其实的东北最高统治者。如此“重量级”的军政要人亲自写信约请一位作家给报纸写稿，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接到张学良来信后，张恨水立即开始构思、动笔。他顺着《春明外史》的思路，重新虚构了一些人物，并为新小说取名《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日，奉天《新民晚报》在创刊号上即开始推出《春明新史》，一时间好评如潮，报纸不但热销奉天，在关内大城市中也拥有很多读者。史料记载，奉天《新民晚报》销售量最多时高达50万份。这其中，张恨水的作用不能低估。应该看到，如此前卫大胆地揭露时弊的小说能公开发表，与张学良的开明思想不无关系。
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专程拜访张学良。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设宴欢迎张恨水的到来。回北平后不久，为感谢张学良的盛情，张恨水又为奉天《新民晚报》创作了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以供连载。
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之后，势力扩展到华北。 1931年4月，为了延揽人才，张学良又想到了张恨水。这次，他派副官持专函到张恨水处，邀请其出任自己的秘书。张恨水捎话表示，只会写小说，不懂得军事、政治，无法胜任作张学良秘书，还亲笔给张学良写信表示谢绝。
这封信送达到张学良手中时，赵四小姐也看到了。赵四觉得张恨水的字写得很好，很有功力，便嘱咐副官带去一把白纸折扇，请张恨水再赐墨宝。张恨水看到扇面上已有名家画作，描绘的是春暖花开时节，在爬满青藤的篱笆上飞舞着一对恩爱的燕子。他略加思索，在扇子的空白一面题写了诗句：“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写完，亲自将扇子送到张学良在北平的住所。张学良见到张恨水，本想再次提请其出山，但一见扇子上的题词，知道张恨水的心意，便再也没有提起此话。
在张学良和张恨水的交往经历中，还有这样一段花絮：1930年，张学良曾委托《新民晚报》负责人钱芥尘去找张恨水，请他为张学良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名字就叫《张学良》，并特意嘱咐要秉笔直书、不加粉饰。张恨水当时答应下来，可他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结果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写传只好暂时搁置。及至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囚禁，这个写作计划流产。
张恨水永生难忘与张学良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是在1934年底。这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地方考察，归来后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年底，张学良闻知张恨水西北归来见闻颇多，电邀张恨水赴武汉一聚，此时张学良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正为“剿共”战事而愁眉不展。
到武汉后，张恨水把在大西北看到的社会状况如实告诉张学良，并说通过此行，自己的思想变了，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张恨水的思想倾向自此从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转向同情、歌颂穷人和揭露、抨击权势者，他的这种转变受到有着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张学良的高度赞赏。张恨水的思想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
武汉一别后，张恨水没有再见到张学良，却仍然关注着张学良的消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张恨水则辗转漂泊到陪都重庆，创作抗战小说，鼓舞国人奋起抗日。
节选自张氏帅府博物馆编《走进大帅府走近张学良》一书
编辑：沈阳掌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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