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高层变动到作者合同，“阅文”频上热搜，由此而来关于网络文学商业化进展的讨论也是沸沸扬扬。在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从“娱乐”这一商业沃土里拔地而起的巨干，不少人创作小说的初衷，也早已从最早的“创作分享”变为了“写书赚钱”。
要想写书赚钱，就得有人买账，有了销路才能赚钱。市面上能够谈得上赚钱的书，从选题到创作，都有完整商业化构思。先别说它们套路多，要想受欢迎，能畅销，还真得来点儿商业化的“套路”。
如今各种套路似乎都被“大神”们用得差不多了，站在商业文学创作勃兴的现在，我们回顾故纸堆，倒是翻出了一朵“奇葩”。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他放弃考取功名，身为一个读书人，却走上经商的道路，写畅销书，做出版，开戏班子到处巡演，被人喷“性龌龊，善逢迎”（袁于令：《娜如山房说尤》），讲体面的文人见了他都要绕道走。
不过，他倒是顶着压力，硬是做了一辈子出版人，写出了一本本畅销书。
他是李渔，一生横跨明末万历到清朝康熙年间，在这个世事动荡，经济发展，商业活动异常勃兴的年代，他作为文人中的一朵典型奇葩，还真就结出了商业化的文学果实。
他的《闲情偶寄》至今畅销，而他一边经商，一边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和《十二楼》，在当时畅行于世，至今读来依然很有趣。
他的小说集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在于他走对了正确的第一步——成功的商业化选题。
《无声戏》和《十二楼》收录的都是白话短篇小说，前者完成并出版于杭州，后又称《连城璧》，现在通行的《无声戏》收录初版十二篇小说外，还收录附编六篇，共计十八篇；后者又名《觉世名言》，在李渔迁至南京后完善出版，收录了十二篇小说。
通览李渔这三十篇白话短篇小说，可以看到，在题材上，李渔的选择与当时的潮流趋向是比较一致的，粗略划分下来，如下表所示：
由于李渔得靠着出版销售自己的小说作品赚钱，所以在他的创作当中，市场需求是一大指标，可以说，他是一个为读者而创作的作家。他自己也有着文章纪实的观念，认为古今文字皆“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李渔：《闲情偶寄》）。
的确，他的小说内容基本上都立足现实，与读者生活距离相近，所写所述尽是世人所感所想——有时甚至贯通古今。选择热门并且与现实贴近的题材，是其创作商业化的一大特色。
从古至今，男女婚恋都是畅销的永恒主题。
这在李渔的短篇小说也不例外，但李渔笔下的婚恋故事并不限于才子与佳人之间。
《无声戏》里的篇目《丑郎君怕娇偏得艳》，讲的就是婚姻当中的“错配”，写了一个形貌极丑的男人娶妻的故事。
主人公阙里侯家里极富，但从未出过一个读书人，内才不济，而外貌也极为丑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李渔给他先后配了三位难得的佳人，有才的，有貌的，才貌兼具的，三位佳人先后嫁给阙里侯，又先后因为无法忍受阙里侯的丑陋而想尽办法摆脱阙里侯，结果最后实在无法，竟接受了“红颜自然薄命，美妻该配丑夫”的道理，三人安心与阙里侯过起了夫妻日子，最后还都生了貌似母亲，聪明伶俐的孩子，长命百岁，得了“好”结果。
从这里来看，李渔的小说在题材内容的设定上非常胆大，也相当具有商业意识：他选取“极丑”与“极美”的双方作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这样反差极大的一对矛盾首先就为小说制造了天然的戏剧冲突，引发了读者的阅读欲，再加上李渔设置了三位佳人，分别代表才、貌以及才貌兼具，一个好过一个，三位佳人接连嫁入阙家，更是增添了小说的戏剧性，使得矛盾更甚，也增添了不少笑料趣味。
最后矛盾的化解显得颇为轻巧，以大团圆作为结局，这是李渔惯常的写法，这样写合乎市民阅读消遣的需要，合乎李渔一贯的创作理念，他那特有的市井式小聪明也在这里体现尽致。
在写到才子配佳人的小说时，李渔也未落俗套。
以《十二楼》中首篇《合影楼》为例，若将这个故事当中李渔的创意元素剔除，单拎出情节来看，只是个寻常的故事：两个年轻人因为家庭的缘故被阻隔，然而暗自心许，历经波折，终成眷属。
李渔妙就妙在他虽用的是传统常见的“家族对立”设定，却又让这两家人成了亲戚邻居，共住一宅，用个高墙筑在当中，隔成两院。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年轻人想要见面并且相爱仿佛是不可能的了，但李渔又在这样的绝处设置了一池水塘，两座水阁，于是，才子佳人便以此为媒，分立水阁，于水面看见了对方的影子，也爱上了对方。最后两家家长始知男女之情，是难以阻隔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家也冰释前嫌，又是大团圆的结局。
立场对立，长辈不相往来；环境统一，两家同居一宅；高墙相隔，统一的环境又被人为地因立场而分隔对立开来。这就像是负数与正数相乘，负正得负，然而再乘以负，便能负负得正了。
这可说是李渔小说中的一套公式：波折四起，却又于绝处见生机，终得团圆。这样的写法带来的阅读快感是不言自明的。
这篇小说也展现出李渔“教化”意图的本质：他的“教化”，实质上正与封建纲常的那一套相悖。
他在文中写到：
……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使他（男女）“授受不亲”、“不见可欲”，那有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
仿佛是在替理学说话，然结合故事本身来看，他所传达的，其实是男女之情一旦生发，便难以阻拦，对其强行阻隔，实属荒谬。
在文中加入时兴物件，新鲜事物，是李渔为题材传统的文章增添趣味性、新鲜感，从而吸引读者的又一手段。《夏宜楼》写的也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但李渔在故事中加入了一个新颖的道具：望远镜。
这种器物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在当时是颇新奇的东西，它在这篇小说中不只是引人眼目的噱头，更是担任了几乎和《西厢记》当中红娘一样的角色：男主人公通过使用望远镜了解女主角的生活，并借此屡破小姐家父亲的阻拦，娶了小姐，还顺便获得了小姐家的一干女眷（因为他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些女眷赤身戏水的样子）。
李渔其他以人际往来、发家致富等传统题材作为主题的小说，也多用巧妙的情节设计，或加入新颖的元素，从而达到较好的效果。
李渔非常聪明，他知道题材的有限，尤其是畅销题材的有限，商业化小说在创作上往往因为追逐热点而呈现同质化，同题材同类型的小说数不胜数，常让人审美疲劳，将这些旧题材写出新花样，是李渔努力的方向。
通过多重矛盾的设置，新颖观点的表达，新鲜事物的引入等手段，李渔成功地用旧元素，旧题材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
边缘题材，有选择性地猎奇
有时候，作家要博眼球，获得“流量”,会选择剑走偏锋，来点儿边缘题材，李渔也是如此。
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选择了至今仍被人归类为“边缘”的男同性恋题材，分别是《无声戏》中的《男孟母教合三迁》与《十二楼》中的《萃雅楼》。
明末清初世风开放，有一些地区男风盛行，但这很难说是人们真的接受了同性恋，很大程度上说，同性恋在当时仍带有小众、猎奇的意味，男同性恋往往被认为与女性无异，至少处于差不多的社会位置。
这在李渔的小说中也能看得出端倪：李渔在这两篇小说均加入了猎奇成分，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遭遇阉割，一个是因为情人一番言语而自行阉割，一个则是因为被人觊觎遭骗，被迫遭受阉割。
阉割这样的情节暗示的是去除性别，一个男性，在遭受阉割后似乎便与女子无异，这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体现尤甚，主人公尤瑞郎在将自己阉割后，干脆改做了女性，穿上女装，最后甚至还受封诰命。
李渔在小说中甚至非常直露地说，男同性恋是有违天理人伦的，所以即便《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一对同性恋人深爱彼此，一方去后，另一方付出一生来照顾他留下的孩子，却还是得到了不大公允的评价。
不过，撇开这些直接的议论，仅从行文中判断李渔的态度，便可以看出，李渔自己对于这类边缘人群其实并没有那样的刻薄，相反，他愿意主动书写他们，而且写的也都是正面形象。
他写尤瑞郎与许季芳两情相悦，有颇多动人的描写，如许季芳一心爱尤瑞郎，当尤父提出高价聘礼时，不惜卖房鬻田，倾尽家财，后来又主动替尤瑞郎挨打，被打成重伤，不治而亡，尤瑞郎则为许季芳养大儿子，还效仿孟母一般为了孩子的成长多次搬迁，最后养出了个好儿子，儿子也不嫌“继母”实际上是男儿身，反而孝顺无比。
《萃雅楼》的故事比较惨烈，男主人公权汝修与两位情人共开商铺，孰料当权宰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看上了他，用尽手段，将他折磨成了太监以据为己有，权汝修与情人分离，还惨遭阉割，从此忍辱负重，在奸人身旁收集其作恶的证据，最后趁机上告，终于得报大仇，也为民除害。在这篇小说中，李渔甚至没有写那些对男同性恋鄙薄的话语，他塑造了权汝修这样一个刚烈的形象，展现的是其坚韧的品性，也反映了奸臣对百姓的戕害，对于权汝修这样一个同性恋者，李渔的态度是肯定的。
从这两篇涉及边缘题材的小说可以看出，李渔在运用这种既吸引人眼球，满足人们猎奇愿望，但又在话题上有些敏感的题材时是谨慎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合影楼》，分明是反对传统伦理的主题，但李渔却选择不那么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而套上“传统伦理”的外壳作为粉饰，做教化语，以使小说不至于因为太过突破传统而遭到打压（尽管在清朝中后期紧收的文化政策下，李渔的小说被列入禁书），更容易被读者选择和接受，服从商业的需要。
然而，读者只要认真读了小说，便可以看到，李渔的对于边缘人群的态度其实是同情包容的，他能够看到这些人群值得敬佩的地方，也能够书写关于他们的感人故事，这也是他自己独有的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曲笔的表达，实际上是他小说商业化与原创性的统一。
立足现实，给读者来点共鸣
选取能与大众产生共鸣，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题材，是李渔小说在选材上商业化的另一特色。
李渔所处的是一个商业极为繁荣，人们纷纷追名逐利，然而又因改朝换代而动荡不安的年代，于是，他的一些小说切中这些事实，以发财致富、战争离乱作为主题，投读者之所好，也反映出时代面貌，成为畅销一时的作品。
《改八字苦尽甘来》写的就是一个穷人致富的故事。
主人公蒋成家道中落，非常贫穷，做了衙门皂隶，却因心善老实，既无法好好完成刑责任务，又无法通过买差使，多拿犯人，在犯人那里赚得外快，于是工作上处处不顺，人也穷困潦倒，后来遇到个算命高人，就偷偷去给自己算算八字，高人只说蒋成这八字是难得一见的不好，注定了一生穷困，蒋成听罢哭个不休，高人无奈，只好骗他将八字倒转过来，这样改了八字便可转运。
巧合的是，新来的刑厅的八字与蒋成倒转修改后的八字一模一样，见蒋成可怜老实，又与自己八字一样，便对他多加帮助，最终在刑厅的帮助下，蒋成当真转运，成功致富，过上了殷实的好日子——这不就是一个开金手指登上人生巅峰的典型故事吗？
《失千金福因祸至》讲的也是发财致富的故事，主人公在贵人相助之下，历经波折，经商成功。这些故事投合了时人心理，加入虚构元素，使小说主人公的发财之路波澜四起，玄而又玄，满足人们对于穷人致富的幻想。
作为经历了战乱的作者，李渔深谙战争离乱之苦，也清楚知道经历了这些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心理状态，这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一方面呈现为，小说主人公往往非常具有忧患意识，例如《鹤归楼》中的段玉初，总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在面对战乱，与爱人分别时，理智到近乎无情，从而避免了生离死别之痛。另一方面，李渔也在小说中直接展现人们在战乱之际的遭遇，虽然他避讳了实际的时代，但对于战争的残酷，他也有所着笔。《奉先楼》的时代背景为明末，李渔直陈其时“流寇猖獗”导致的人间惨象：
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甚至有熬取孕妇之油为点灯搜物之具，缚婴儿于旗竿之首为射箭打弹之标的者。所以十家怀孕九家堕胎，不肯留在腹中驯致熬油之祸；十家生儿九家溺死，不肯养在世上预为箭弹之媒。
这未尝不是明清之际民间所遭之难，正是李渔以及他同时代人共同遭遇过的劫难。
《奉先楼》的故事在这样残酷的背景下发生，主人公舒秀才夫妇在这样的时节生下儿子，随即遭遇离乱，舒娘子为了孩子忍辱负重，随军四处流落，后来舒秀才在神明指点下得以保命，又几番巧合，正好遇着了舒娘子所在的军营，此时舒娘子已是将军的夫人，好在将军同情他们，最终让他两人团聚。
这样的离乱，也是许多人在战争中曾经历过的，李渔在写这一题材时，并无避忌，但又不全将笔墨放在书写战争痛苦上，他在现实描写之上又加入一些超乎现实的情节，从而缓冲了现实的残酷，达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这与他“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创作追求相契，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疗愈。这就是李渔在处理现实题材的方式。避免过于“现实主义”，加入大量超现实元素，让巧合、神迹屡屡发生，以实现喜剧结局。
基本上，李渔在选材上很有慧眼，并且相当的成熟；而在写作内容时，他能够实现取悦读者，迎合市场的商业性，推陈出新，形成个人创作特色的原创性的统一。
他既能选取常见的，合乎大众口味的题材作为基础，从一开始就吸引一大批的读者，同时又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入崭新的元素，或是在情节上动手脚，设置让人出乎意料的巧合，实现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形成李渔独此一家的风格。
尽管出于迎合读者心理，避免被统治者查禁的目的，他不得不在一些敏感话题上选择用“教化语”粉饰，但他反传统的一面寓于文本，读完整个故事，便可见其端倪。他也愿意写现实的苦难，但又会制造出机缘巧合，来化解苦难，实现安慰人心的美好结局。
从这些文字里头，我们可以读到一个真实的李渔，有缺点，但在大多数时候，他的幽默聪明会让人心生喜爱，他对于人情的体察体谅，对于不合理的世道纲常的反对，都容易让人会心一笑：这个古代畅销书作家，有点可爱嘛。
实际上，商业化的文学样式由来已久，它以商业利润为目标进行规模化生产，专注为读者服务，可能从文学价值上看，不一定有那么强，但商业价值一定是妥妥的，读李渔的短篇小说，会很容易发现，在差不多四百年的时间里，商业化的创作有着一以相承的脉搏，在选题上也有不少可参考借鉴的“老套路”，不过，更难能可贵的或许是李渔身为“商业文人”对于原创、创新的坚持，对市场的敏锐嗅觉，这促使他不断经营，不断创作，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畅销小说。
如果对李渔有兴趣，不如翻开《十二楼》和《无声戏》，若你为当中有趣片段的莞尔一笑，便是在2020年的今天“穿越时空”，满足了李渔“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心愿。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