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焚书坑士以来，中国就有禁书令。当时，即使是我们最经典的诗集也被定义为禁书。在不同时期，禁书的目的和内容实际上是不同的。古代有很多著名的禁书，如《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名著。也许我们认为现在的禁书中有很多名著，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些书大部分是明朝的。
事实上，从秦始皇到汉朝，甚至唐宋元，中国的禁书很少。直到明朝，禁书数量才猛增，清朝的禁书浪潮也达到了巅峰，甚至发展成了文字狱。那么，明朝和清朝为什么会出现禁书？当时的人们又是怎么看的。
明朝大儒对禁书的态度令李时勉更为忧心困扰的，看来并不是这部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读者群。
他描述说：“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在李时勉看来，这绝非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学士所应有之举，他还悲观的想象，事态如再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产生骨牌连锁效应：“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究竟什么才算是邪说异端？而一位学者在被认为偏离“正学”之前，又有什么样的门槛限制，能够对其发挥拦阻作用呢？
对此，李时勉没有详细的解释，而我所过目关于十四、十五世纪书籍检查的奏折，也同样语焉不详。从儒门正宗的严肃观点来看，李时勉想必会觉得自己这番主张其理自明、无须多加解释；然而正如我在别处地方曾经讨论过，儒家思想当中并没有打压轻佻、标新立异主张的传统。
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书籍都承载了正道，宋儒程颐曾经针对和他同时代的若干十一世纪著述发出警告，认为不好的作品足以“损道”，浪费时间去读这些著作，将会荒废学业；可是，儒家士大夫并没有因此更进一步，赞同国家应取缔这些书籍。倘若阅读使“道”有损，错在读者，而不在书籍；如果读者的偏差需要被矫正，责任在其师长，而不在国家。
此时某些明代的官员却想把国家给拉进来，动用国家的资源来追查那些他们认定有问题的书籍。
李时勉正是如此，他要求礼部，训令派驻各省的御史去搜缴《剪灯新话》：“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从两层意义上来说，李时勉的这项要求显得极不寻常。
首先，明代并没有合适的国家监察机制执行这类任务，由于现有体制内欠缺反映、回报此种事项的程序，各省官员们在不能确定自己努力办理此事是否能获得反馈、甚或得到朝廷的重视之时，还能够带着热情来执行此项任务，着实让人怀疑。
因此，当朝廷将李时勉的奏折发交礼部讨论时，礼部尚书的回覆意见就带着一种小心和审慎，认为这样的训令切理可行。但是，这道训令发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在现存的史料记载中并没有交代。
李时勉说问罪如律，显然是要藉由诉诸《大明律》来支持自己奏折中的建议，不巧的是，《大明律》实际上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款。官员们如果一定要惩治《剪灯新话》的持有人或贩售者，可以在《大明律》里找到两处类似的罪名。
头一处出现在礼律部分，即禁止民众持有朝廷专用器物，如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历代帝王图像、以及金玉符玺等。
该条款十分逗趣的，以朝廷时常出现的循环论证方式，禁止“当禁之书”。这种循环论证说明，如果不是《大明律》的制定者当初有意将这类罪名模糊化，就是更为简单的表明，该条款的适用性是不言可喻的，因为皇权的神圣与正当性是无论如何都不得冒犯的。既然天象向来总是潜在地与政权合法性相连结（在欧洲也是一样），任何解读这些天象的途径管道，诸如占星器物、天文图盘等，都在禁止之列。
不过，这种焦虑并未导致律法将书籍这一种类列入怀疑的对象，所以也就与李时勉建请检查书籍的提议产生不了直接关联。相反地，该条款倒是确保了专属于皇帝的特别权利，不致于脱离朝廷法令的掌控，而在民间流通。
官员们还可以运用《大明律》中的另一项条款来取缔书籍的拥有人与贩售者，那就是针对编著或收藏“妖书”的条款。根据《大明律》的解释，所谓妖书，即蛊惑人心的著作。这项罪名在刑律当中相当显眼，被列在第三顺位，仅次于谋反大逆和谋叛之后——这条法律意在将保护皇权的范围，延伸到创作领域当中，因为创作可能以明文表达，对国家的权威造成威胁。
该条款和前面所述的礼律条款不同，它将惩罚的范围，由因为著作内容触犯皇权者，扩展到在言论上有威胁君主统治之虞者，特别是那些预言或宣称即将改朝换代的文字或言论。这项条款还可以进一步延伸，适用于某些并未主张推翻明代统治、但是鼓吹想象中国度的文字或言论，象是民间祕密宗教里经常提及的千年救度，特别是那些以道教作为标榜的文字著述。
明清对禁书的做法从《明实录》看禁书我在《明实录》的记载中发现时间最早的一起检查案例，就是这类标榜道教的文字著述。1390年，有一名开封府民众向朝廷进呈一千多部名为《九宫太一》、《太一入运》、《太一草算》等的禁书。由于太一向来被视为世间万物的神祕起源，其是预知未来的重要概念，因此有人认为值得向朝廷举报这类图书，也就不足为奇。
《明实录》中并未将这些著作冠上妖书之名，也没有记载皇帝对此事的反应，不过大致上应该是将其归入律法中这一类范围。《明实录》之后在记载不为国家所认可的著作时，最常使用的名词，正是妖书一类。
例如 1481 年（明成化十七年）时，一名广东民众，运用其偶得妖书并印文地图，起来惑众倡乱；1498 年（明弘治十一年）时，北直隶一名男子纠众攻打县城，行前先造妖书惑众。两人后来都被处决，不过他们所持有或制造的妖书，可能是与之后聚众公开叛乱的罪行相连，因此才被认定为有罪；倘若他们之后并未公开叛乱，朝廷似乎不会注意到这些妖书的存在。
《明实录》中记载的大部分这类案件摘要，都没能提供妖书的内容，然而在 1578 年（明万历六年）时，湖广出现一部名为《大干起运录》的妖书，书名就清楚表露反朝廷的意图，自然也就逃不过遭到镇压取缔的下场。
回到 1442 年的《剪灯新话》一案，难道李时勉真想将《剪灯新话》这部小品归入惑众作乱一类禁书？所有接触过这部小说的人，都将一概遭到处决？如果和万历年间《大干起运录》一书内所隐含煽惑叛乱的威胁相比，对《剪灯新话》的处置似乎是太过严厉了。
我怀疑无论李时勉认为该作品败坏道德的程度如何，他都会请求皇帝将其视为邪书加以查禁。同样的，李时勉对此书惑乱人心的评断，以及认为这部小说将会引来道德沦丧骨牌效应的信念，都暗示着诲淫诲邪的作品，日后被归类于妖书一流，此时已经踏出了一小步。
清朝对禁书更加严格三个世纪后，《大清律》完成了淫书与妖言惑众之间的连结。《大清律》几乎是逐字照录的沿用了前述《大明律》的两项条款，而在妖书条款之下则附加了新的适用范围。
在1740年修订版的《大清律》中，又在妖书条款下补充了四条章程，指名应受检查的著作范围较明代更广。该补充条款详细列举出三种文字形式，应被视作妖书妖言，分别是妄布邪书，书写张贴，煽惑人心、造谶讳妖书妖言、以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
如果是在清代，李时勉便可以毫无困难的将《剪灯新话》归入“妖书妖言”这一类中。他在1442年向朝廷呈上的建请，对于将律法中关于妖书一类的禁令适用在取缔政治、道德方面的违禁作品，在实际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朝初年制定律法时，并未意识到日后印刷技术将会威胁帝国的统治。然而，这种不在意的态度，到了明代末季开始发生变化。1609 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时，绍兴有一位名叫陈应明的男子被控假印伪敕妖书，尽管此案的重大关键在于陈伪造朝廷敕命，不过假印这个奇怪的措辞用语，代表印刷技术问题在此时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当 1626 年（明天启六年）时，十方僧人福本将自己私下收藏的扬州知州刘铎（1616 年进士）题写在扇面上的诗句印行出版，当中收入锦衣卫知事欧阳晖作的一首诗，没想到就因此惹祸上身；南京刑部在审查之后，判定诗中“阴霾国事非”一句犯禁。
在《熹宗实录》里关于本案案情的短短三行简介里，就有四次提到图书或制书等词。这一情况说明了图书在市面上流通的可能性，和书籍本身的内容一样，开始成为让朝廷感到棘手的问题；同时也表示印刷技术作为图书检查的充分条件，在这时已经逐渐显露头角。
不过，一直要到 1740 年《大清律》修订之时，印刷、商业流通等问题才正式跃上台面。法律细则中明确地举出刊刻（出版者）、传播（散布者）、坊肆（贩售者）和刻印（印刷者）等字眼。当朝廷准备要查禁某一部书籍时，上述与这部书籍相关的人等，就可能会遭到惩处。
结语在明代，程朱理学得到了大力发展。许多不符合儒家主流思想的书籍被认为是被禁止出版的。程朱理学所关注的是维护自然法则，消除人的欲望。这也是明代禁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到了清朝，皇帝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强，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他们是人口不足100万的少数民族，满族要统治人口不下4000万的国家。这种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们要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禁书也越来越多。
对于“禁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们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其中不乏糟粕和精华，写下一段风流韵事中，为我们留下了特定的历史回声。
参考文献：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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