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八年，杜嗣业从耒阳迁葬他爷爷杜甫到偃师后，请元稹写了一篇墓志铭——《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里说：
言夺苏（武）李（陵），
气吞曹（植）刘（桢），
掩颜（延之）谢（灵运）之孤高，
杂徐（陵）庾（信）之流丽。
为逝者美誉几句也不为过，但后世尊杜者，无不将这篇铭奉为圭臬，算是盖棺定论。
宋神宗元丰八年，苏轼于登州任上受召还朝时，途径史全叔家时，看到其收藏的吴道子的画作后有所感，写了一篇《论四大牛掰人物》，不不不，叫《书吴道子画后》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把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颜真卿的书法和吴道子的绘画算作四大牛了。
吴可《藏海诗话》：看诗且以数家为率，以杜诗为正经，余为兼经也。
陈善《扪虱新语》：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看看，诗也分“正经”和“不正经”。
康熙时翰林院编修仇兆鳌在《杜诗详注》的序里说：宋人论诗者，称杜为诗史，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
而近世却有人对杜甫大放厥词，说的有理有据，并非信口雌黄，拿出来作为不同的声音，大家一起讨论，也很有意思。一家之言不是好事，兼听则明嘛。所以我最近看书特别喜欢对着看：看完冯至的《杜甫传》，再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看两个人怎么说杜甫的诗，杜甫的颠簸流离，杜甫的求取功名，杜甫的求仙问道；看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看王瑶的《中国新闻学史稿》，看看他俩怎么评价鲁迅，怎么评价沈从文，看看他俩有意还是无意的漏掉了谁？在这个对比中就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1967年动笔，1971年完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当时满眼的马、恩、列、毛、鲁中是一枝独秀。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问他，郭沫若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钱锺书说“老人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郭沫若听从“圣旨”，就写了《李白与杜甫》。
1980年，《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引用了钱锺书的说法，说郭沫若“贬杜扬李”，后来这些言论就在两岸三地和海外蔓延传开了。
钱为什么这样说郭沫若呢？因为郭在书里批评了萧涤非，而萧是钱锺书的朋友，且钱锺书自己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也和郭的论点相左。《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里随处可见杜诗的影子，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钱锺书说：“画推摩诘，诗尊子美。”（这句原话我硬是没找到）
1999年在广州旧书摊上买的
在《李白与杜甫》里，郭沫若几乎推翻了历来所有杜甫的研究者的论断，比如《杜少陵集详注》的仇兆鳌就数次被指责袒护杜甫，而弄虚作假。其他像闻一多的论点也偶尔会被带到，但最主要还是批评的是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冯至的《杜甫传》和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这三本著作都是50年代后出版的，在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被郭沫若不时的提出来刀砍斧削一番。
冯钟云在《祖国十二诗人》里说：在“诗经”以后，杜甫以前，诗人们很少以人民的痛苦生活作主题的。杜甫结束了初唐的齐梁诗风，下开盛唐的浪漫诗派；在风格上、技巧上、学力上以及著作的分量上都是空前的。
郭老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从《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里来的，所以冯钟云所说“诗经以后杜甫之前”是不确切的。
作为文学界的扛把子，郭老出手必然不会沿袭别人的老路——他也不必沿袭。动笔前郭老肯定是读过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那由自己来写首先在视角和研究方向上，就要和别人不同，最后的研究成果才不至于雷同，这是我觉得的：郭老立意的最初动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箭射出去，再围着箭画靶子还怕画不圆？
既然确立了这个动机，那一切研究方向都要为“批杜”服务。这一批下去真的有了许多新发现，当然也有一些矫揉造作苛刻之处——即为批而批，可批则批，不可批换个角度我也要批。
从记事起我家就有这本连环画了
杜甫在一千多来以来都被称为诗圣，人们（包括我）觉得杜甫特别伟大。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杜甫的评价并没有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经过了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人们还是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
于是郭老就想了：
为什么杜甫是一个图腾？经历了两次思想运动还不倒呢？所以郭老要挑战这个学统和道统。因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要在一个现存体制下面来做事情，总之，没有反抗精神。
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郭沫若也是，所以他跟杜甫在思想上不合拍。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胡适、钱锺书、季羡林等人也骂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写《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现有统治制度，维护即有利益的这些人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主张叛逆。
《李白与杜甫》里并没有抑杜扬李，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是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的时候，他就褒扬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说李白的赋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杜甫望尘莫及。但当安禄山占领中原时，李白不但不组织抵抗还逃跑的时候，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还说李白瞎攀亲戚，见了大官矮三辈。郭沫若既看到他们有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有庸俗的、不可爱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辩证的态度。
作为普通读者，我不具备郭老那种读通、通读杜诗的能力，也不具备郭老那种随手拈来的各种考证。我需要的只是看到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视角，而不是看到雷同的研究，兼听则明嘛。
比如说杜甫矜夸杜姓始于尧帝，郭沫若随手就找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里的记录来找出杜甫的依据。然后列举数首诗来证明杜甫攀附权贵，说杜甫的庸俗远在陶渊明之上。
说杜甫醉心功名而孜孜以求，凡是有机会做官的途径都试过了，而且无不用其极，恭维坏人，贬低自己，几个为李白不齿的人，他都给人家写过马屁诗。（说到这里我想到郭老自己写的“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花钱”）费尽心思最后得了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其实是管理兵甲器仗仓库钥匙的。
“新旧研究家的眼里有了白内障，把杜甫尊为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一杆子打掉的可不是一两个研究家，是之前几乎所有的杜甫研究者。黄鹤的观点倒是被同意了一次。对陈寅恪当然也会无情的驳斥（那时候陈氏已经避开政治漩涡去了中山大学）“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嫡，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有时郭沫若未免对杜甫太苛刻了。说他在旅途中身心愉悦美滋滋所以才会写很多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愁眉紧锁苦大仇深。我觉得作诗不一定要有雅兴，只要有了深刻的感触就当然能写出东西来，高兴时写愉快的诗，压抑的时候悲愤的诗不行吗？
郭沫若说《同谷七歌》里把自己描写的过于悲惨，说“白发垂耳”太过分，说“岁拾橡栗”不至于，这是诗人用夸张的手法不可以吗？李白还“白发三千丈”呢！
然后杜甫写“越女天下白”，写“皓腕凝霜雪”就是假道学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说杜甫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的传统“抑屈扬宋”，对宋玉无条件同情，说屈原都是活该。连带赞扬屈原的贾谊、司马迁甚至李白都有眼无珠。
郭老说：采取多数决是可笑的，要敢于站队少数派。
郭沫若严格遵守“孤证不证”的原则。批驳一个观点时必先引经据典。比如说杜甫和佛教的渊源时，就咔咔的列出《大云寺赞公房》、《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十四首诗，最后断定说与其称之为“诗圣”不如称为“诗佛”。
说杜甫嗜酒比李白喝得还猛，杜甫写饮酒的诗有三百多首，李白才一百七十首——虽然李白的诗稿遗失“十之八九”。说仇兆鳌为了掩盖杜甫死于“牛酒”改动了杜甫诗作的次第顺序，怎么会这么心安理得。
还有比如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郭沫若说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家的孩子却是“娇儿”；大庇寒士也是在为还没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无富贵的知识分子打算，并不是劳动人民；杜甫知道盖千万间广厦需要费多大劳役吗？
说到著名的“三吏”与“三别”，郭沫若说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筛选了一些驯善的、没有丝毫反抗精神的老百姓来写，而但凡有些反抗精神的，都被他归于盗贼的范畴。但是我觉得诗人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他的所见所闻，不判断，不感想，无同情，无批判，更加可以给读者一个思考和判断的空间。郭老还是太过苛求了。
闻一多说：
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的悲恸，怎样的心焦！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崇拜的对象。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渎亵神圣，我都承认。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冯至说：
仇氏注杜，虽然有许多牵强迂腐的地方，但他丰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纪以前关于杜甫的评论和注释，给作者许多方便。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无论在多么黑暗的统治下，这些诗都不曾停止放射他们的光芒。
杜甫运用五古，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发挥了五言诗最高的功能。
杜甫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它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的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也就是这个缘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
冯至和闻一多都认为杜甫的叙事诗是诗史，可以和印度及古希腊那样的长篇英雄神话史诗并肩的作品。
冯至说杜甫和佛教没有关系，求仙访道也是受李白的影响。萧涤非说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杜甫的思想领域里不占什么地位。郭沫若则驳斥说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到底有没有通读过杜甫所有的诗！杜甫的求仙访道早在认识李白之前，而迷信服药成仙更笃于李白，至死都没有放弃成仙的念头。
参考书目：
仇兆鳌《杜诗详解》
钱谦益《钱注杜诗》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冯至《杜甫传》
闻一多《杜甫》
冯钟云等《祖国十二诗人》
李斌《谣言与真相——纪念与重新认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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