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我这些年来向来访群众所讲的关于我们杨氏家族的故事，汇集、整理成了这本小册子。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一、我们新都杨氏家族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是一个包括明、清两代，历时数百年的移民过程。杨氏新都一支的入川世祖世贤公，是元末明初（明洪武年间），继明玉珍部队入川后，来到新都利水乡的，距今已六百年了。想当年，我们的祖先，苟活性命于乱世，是新都容留了他们，所以我首先要感恩新都。
二、移民家庭创业艰难。我们的三世祖美玉公走科举之路，很不顺，但他遇上了独具慧眼的熊夫人。是熊夫人创立的“贞寿堂遗训”（即“四重”家规）改变了我们老杨家的命运。从留耕公中举到“一门七进士”，从石斋公入主内阁到升庵公状元及第，杨家人五代为官，无一贪腐，清白传家，立于不败，靠的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家风。所以从2015年开始，省、市、区各级政府就把我们杨氏宗祠辟为“升庵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一个展场；把“四重”家规、“四足”家训搬上了家风教育讲堂。
三、我们的几代先祖都是好样的。世贤公历尽千难万险，保住了杨氏一脉。他创下家业，定下科考兴家的方针大计，杨家后世才有了那么多读书人。寿山公自己没读上书，但遵父嘱，培养出了杨家第一个吃皇粮的。美玉公是孔孟信徒，守住了为官做人的底线，却没有太大的作为。他的夫人则比他高明了很多。熊夫人既知书识礼，又洞悉了人性的弱点，并创立了“四重”家规来约束子孙们的“劣根性”。她大大的成功了，所以说她是杨氏先祖中位置显赫的精神上的女掌门人。
四、留耕公、石斋公、升庵公，这三爷孙，都是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从留耕公起，只经过了四代人，杨家就出现“科举甲全川”的奇迹。石斋公位居历代名相之列，是明代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升庵公是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丰，推慎为第一”；一曲“临江仙”唱遍全国，让天下人对他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然而，杨家的子孙，举人、进士也好，宰相、状元也罢，他们读书、做人、登科、为官，全都受益于“贞寿堂遗训”的贯彻执行人——留耕公。所以说，留耕公是比大政治家、大著作家都更伟大的大教育家。
五、杨家这顶冠冕之上最耀眼的明珠当属升庵公。“记诵之博、著作之丰”仅是对他才学方面的肯定。而他在人格方面的出类拔萃，更是古今罕有，无与伦比。凭着他经天纬地之才，他当一辈子大官，享一辈子荣华，那是信手拈来，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为了“真理”，冒死谏言，两遭廷杖，宁折不弯。他的愚忠，换来谪戍云南，永不赦免。他享年七十二岁，前半生，“学而优则仕”，状元及第，“独占鳌头”，“学得文武艺”，正要“货与帝王家”；后半生，突遭冤狱，三十五年禁锢烟瘴。他没成废人，反成伟人。他能成为今天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其所具备的素质，必趋完美；其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所以，“观音诸葛杨升庵”，已成云南百姓心中超乎人格之上的三位大神。
六、升庵公的夫人黄峨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她是遂宁人，遂宁地区的黄峨文化热眼下正在升温。“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是人们给予这对天作之配文学夫妻的褒奖；“关山隔不断，生死永相依”则是我对他们苦难爱情的赞评。
七、我们新都杨氏家族如果从三世祖美玉公步入官场（虽然只是小小的贵州永宁吏目）时算起，到“一门七进士”的最后一位进士杨有仁止，其间共历五代，一百五十余年，代代为官（最大官阶为内阁首辅），可谓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名门望族，富甲一方。常言道：富不过三代。但杨家人靠着严苛的家规家训，清白传家，自强不息，突破了这一规律。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议大礼”冤狱，让杨家家破人亡，家败人散，以致元气一时难以恢复......
以上，是我搁笔之后首先想到的七点，也可作为这本小册子基本内容的小结。
虽然，杨氏后人在仕途上沉寂了很多年，但他们仍秉承了祖先的家规家训，勤于执业，节俭持家，诗书礼乐，不辱门风。杨氏后人，逐渐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对先辈闪光思想的传播和对升庵公海量著述的编发上。如：万历十年，杨有仁编《太史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又如：万历三十二年，升庵著《山海经补注》四卷重梓，其孙杨宗吾为文跋之；次年，杨宗吾重梓《滇程记》，并撰《检蠹随笔》十卷梓行。
历史的长河一泄千里，湮灭了古今多少能人！带走了无数精彩往事！但是，明代第一才子杨升庵的二百余种著述，经杨氏后人和升庵公殁后数十年来各位文化名人之手，不断梓行，因此得以传留。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升庵公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升庵公的毕生奉献和他的思想、文化精髓也逐渐凝练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升庵文化”（也包含留耕公等几代先祖共同谱写的传奇乐章，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当然是熊太孺人的《贞寿堂遗训》）。它指引着杨氏后人，度过平凡，经逢乱世，一步步走过明代，来到满人入关建立的清朝。
明末清初，遇张献忠之乱。据史料记载，当时住在新都杨氏祖宅的升庵三世孙开学，四世孙遇锦父子，因足疾难远行而避兵乌木沱，居然保住了性命和一大筐《升庵遗稿》。乡人惊奇之余，遂演绎出“普利寺菩萨救忠良”的传说，以致在当地形成了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感恩菩萨，老百姓自发扶老携幼到普利寺进香的民间习俗。流传至今，即演变为马家镇一年一度，遐迩闻名的“三月三”商贸盛会。这是我们升庵公深得民心的例证。由此可见，在升庵故里，“升庵文化”无处不在，已与民俗融为一体了。马家镇的普利寺，原位于杨氏老宅旁，现在寺已不存，但普利大道、普利南街等街道名犹在，让人感觉到那段历史离我们还不是太远。说马家镇是历史名镇，其实也并不夸张。
从清顺治元年始，升庵撰《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即行重梓。虽已改朝换代，但黎民百姓对“负经纬之才，徙烟瘴之地”的文化巨擘的推崇、爱戴依旧历久不衰，乐此不疲。在清代入关十帝共二百多年的全过程中，升庵著作（包括《全蜀艺文志》、《丹铅总录》等一百七十多种）一再重梓，篇目众多，版本各异，名人政要，争相序跋，评论潮涌，蔚为壮观。
清代历届新都地方官顺应民意，陆续培修了升庵祠墓；在县城西建造状元祠，祠前竖“文宪在兹”坊；重修升庵遗迹桂湖，增建殿阁，刻升庵像奉于前，并为文以记。
清道光十九年，升庵六世孙开和在马家老宅那口神奇的“状元井”旁重新建起杨氏宗祠，成为宗族兴旺的象征，也为他们祭奠先祖、开会议事、施行族规，传承家风提供了一个体面、方便的场合。宗祠为三进四合院，占地六亩，第一进为龙门，穿过天井，是第二进前厅，再穿过天井，是第三进正厅，即于今硕果仅存的“景清堂”。这座气势恢弘的古典建筑，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岁月浸蚀、见证了巴蜀大地的世事沧桑，虽已不复往日风采，但它毕竟保留下了宗祠的重要部分——作为祭祀用的正堂，从而独领风骚，成为四川唯一一所历史悠久的状元祠堂。而正堂一旁的几间侧房，同样历史悠久，建筑古老，它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生活、依恋、寸步未离，而且还要与它长相厮守的家。
之所以我还要与宗祠长相厮守，是因为政府已经有了规划，将重新打造杨氏宗祠，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再现它当年的辉煌。同时在它的旁边，正在兴建一座规模宏大，占地八亩的“升庵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而我本人将有幸作为杨氏宗祠的守护人和“升庵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讲解员。
能为弘扬“升庵廉洁文化”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是我万分的荣幸。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潮流滚滚向前，反腐倡廉，大势所趋，从我做起，责无旁贷。作为“升庵廉洁文化”的义务讲解员，近两三年来，我已经在杨氏宗祠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七百多个，人数约三万人，每次宣讲时间为一至三小时不等；同时，走进新都区各机关、团体、街道、学校作报告，听众约二万人；之后，又随省妇联组织的团队赴全川巡回演讲共二十二场次；于二零一八年开办的“升庵讲坛”邀我登坛演讲，并在成都电视台播出，受众逾三百万之多。
我不属体制内人员，所以我的所有劳动都是无偿的。有朋友为我付出很多却收入很少而表示遗憾，但真正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总共锻炼的时间和场次已经不少了，而自己演讲的水平还不高，还满足不了广大听众的需要，看来还得加紧磨练。
目前，我和新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力创办了一个集国学、中医、武术、茶艺、香道为一体的互动平台：“香城汇”，以期为我们的家乡——香城新都，在倡导爱国主义，提高民族自信，宣示升庵文化，传承升庵精神方面，再发出一份光和热。
杨升庵第十四代孙 杨德力 编写
新都区香城汇艺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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