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图）
2020年底，刘文勇教授的《晚清民国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20年版）出版。《集成》煌煌20巨册，收录了晚清民国（1900-1949）时期中国境内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文献1200篇左右。填补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文献汇编的空白。
近年，晚清民国成为学术热点，研究触角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和文学诸多领域，也有多种文献汇编出版。但就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文献而言，刘文勇教授的《集成》无疑是唯一的，它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几乎一网打尽。
晚清民国时期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其主要特点是古典文论的终结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时期，各种新旧思想和理论交锋，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论文和文章。
其中既有沿袭传统的旧体文学批评文献，也有融合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潮流的新体文学批评文献，借助报刊的平台，或自论，或辩难，思想之驳杂，文献之丰富，蔚为大观。《集成》对此50年间的各类单篇文献，“应收尽收，以见全貌”（该著《凡例》），对于了解新旧文学理论转型期的文学批评，无疑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标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研究文献集成式的著作，文献本身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全书的价值。该《集成》所收文献，多样而丰富，全面展示了晚清民国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成就。细捋文献所涉及的范围和问题，从批评和研究对象看，以诗文评为主，兼及小说、戏曲理论。
从作者身份看，以中国本土理论家为主，也有部分文论译自外国人的著述（如发表在《黎明》杂志，由刘大白先生翻译的儿岛献吉郎《关于八病的诸说》及由诸桥辙次撰，木笔译的《诗序及其作者》等）。
从著述文体看，有论文、札记、书信、诗句图、表解、笺注、评传、书评、书目提要、序跋，还有用于大学课堂的新式教材。从研究范围看，集中在从先秦到清代的诗文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少量的小说、戏曲批评。
从研究议题看，在西方文学理论体系引进的背景下，有大量关于“文学”概念的讨论，新旧两派辩难争执，反映了新文学观念引入下，对“文学”的多元化认知。
此外，较为集中的议题还有关于“四诗”“六义”、《诗经》“比兴”的讨论，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关于南朝声律论、“文笔说”的探讨，关于古代文体论研究，关于几种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争论，关于中西文学异同的辩驳等。
从此期文献看，有几种情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体现了学科交叉的宏大视野，相当多的文章或论文，以文学与史学交叉、文学与哲学交叉、文学与地理学交叉，展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现代学术视野；
二是对数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评论和讨论，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初建时期，前辈学者辩难求真、开疆拓土的学术勇气；
三是从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章太炎（《文学略论》），到张大东（《中国文学上的“体”与“派”》）、于赓虞（《孔丘与亚里士多德论诗的比较》）、赵景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有关中西文学比较或以西学理论框架重构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论文，初步显示了中西比较诗学在中国起步的状态；
四是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课程表及课程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俞元桂等的《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步》，可见中国古典文论已开始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五是从文献价值看，此著多可弥补现今流传的前辈学者的论著阙失之憾。如郭绍虞先生的《论诗诗之话》等多篇文章，不见于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陈延杰先生以《诗品注》称著，但其《读文心雕龙》则流传不广；另如逯钦立先生的《说文笔》，也不为一般学者所熟悉。
另外，一些学者如段凌辰（《八代文论史》）、傅东华（《中国文体的特色》）、唐君毅（《略论中国艺术之特质》）、嵇文甫（《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等文史哲各界学人均著有研究古典文论的文章，却已被今人遗忘。这些文献，被一一收录，可使今人更广泛地领受前辈学者的遗泽。
此外，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者而言，有些研究领域在今天是显学，如《文心雕龙》，如古代文体学，但由该著回望近百年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会发现其中有些研究议题，已有前人涉足，且屡见精解。如王锡睿的《萧梁文选及古文辞类纂编例之比观》，由所收文体之比较，进而研探文学思想的不同与时代文风之差异，其选题如在今日，研究的角度仍属热门。再如发表于《国闻周报》上由张大东所写的《中国文学上之“体”与“派”》一文，引入西方style概念，并引用Gerhard R和Arlo Bates的著作，研究中国汉以前“历史的文学观”及文学体制与风格，其选题与研究角度，与近年文体学研究遥相呼应，令人怀想。凡此种种，均说明《集成》搜罗宏富，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成果和古典文论研究繁荣的景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校者对全书1200篇文献一一写出“编者按”。粗略估计，累计字数或达50万-60万字之巨。我的理解，用“编者按”一体更为自由，除了可以写常规的题解、提要外，还可将编校者对该篇文献的阅读心得和研究所获写入其中，将文献及作者存在的某些较重要且关键的“失误”指出来，使“编者按”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这是一般的提要所不能体现的。
“编者按”中有类似提要写法的，或短或长，均注意揭橥文献要义，表彰贡献。如王叔岷《论钟嵘评陶渊明诗》的编者按仅有120余字，属言简意赅者。逯钦立先生的《说文笔》，是一篇截断众流，十分重要的论述六朝文笔说的论文，刘文勇教授的编者按就用了1100余字的篇幅，详细勾勒了逯先生的意见，并予评判，称其为“民国时期讨论文笔说的重量级文章”（见该书第20册，第7533-7534页），属详解细论，评析精到者。
此外，编者按还对相关文献的发表时间与刊载内容做了更正，见出编校者的功夫。如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撰写的编者按，梳理了民国时期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发表的过程及刊登情况，纠正了中华版“后记”的误记，并追溯了《文心雕龙札记》在民国时期成文和发表的过程，通篇可看作《文心雕龙札记》写作与出版史，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类似的还有对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的原载刊物及发表时间进行了更正（见该书第6册，第2260页）；对缪鉞先生《论词》一文在不同刊物的刊载情况和著录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比对，最终也得出正确的结论（见该书第15册，第5697页）。类似这些问题，不便出现在校记中，以编者按的方式处理，很好地解决了校勘与文献整理以及提要的关系。又如为章太炎先生的《文学论略》一文写的编者按，详析了该文所涉及的概念、主旨，并推其文意，论析精准。如果说前引黄侃、郭绍虞、缪鉞诸文的编者按以“考”见长，《文学论略》的编者按则以“论”见长。说明《集成》的编者按，超过一般的文献提要，有考有论，体现出相当的研究性和学术性。
此外，“编者按”还体现了学术纠察的作用。如指出相玉发表在《庸报》上的《金文学家王滹南》一文与题名梦薇的文章《谈王滹南——金代一位文艺批评家》内容完全一致，判定其可能是抄袭或重复发表。还指出陈佳牟抄袭王蔼堂《孔子底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见该书第10册，第3851页），批评孝文发表于《庸报》的《桐城姚鼐之文学思想》一文存在“多挣稿费的行为”（见该书第13册，第4886页），文字中有性情，见幽默，体现了刘文勇教授的学术个性和作为一个正直学者的秉性。
作为一部近1000万字的巨编，《集成》自然也存在的一些可以商量或略感不满足的地方。首先是在体例上，如果设置“作者小传”一项就更为完满，虽然文献所涉，仅是数十年至百年前的文献，但其中有些作者已经不详，或作者署名与作者本人不合，如有作者小传，提供更多资讯，更方便读者阅读观览。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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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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