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
本篇概要
武汉会战（6月至9月初部分）
张鼓峰事件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全文约4000字）
对于1938年的日本而言，中国的战争形势使他们充满了心理矛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大片精华膏腴之地，但始终没能实现“使蒋政权屈服”的目标。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南京陷落后，武汉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亦是指挥中国军队抗日作战的中枢。
日本近卫内阁很清楚，若要进攻武汉，军费和兵力的耗费必定巨大①，但早在1938年1月，内阁已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确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心。
好战的陆军海军将领非常渴望攻占这个位于中国腹地的重镇，他们认为，即使不能让蒋介石屈服，那么国民政府丧失了两湖地区的粮仓，“逃窜”到云贵四川的山岳地带，缺少从外输入援助的通道，也将彻底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因此，“攻占汉口（武汉）的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1938年初，蒋介石就开始着手加强武汉地区的军事防御。1938年1月17日，成立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为总司令，督促在武汉加筑永久工事，长江中游的安徽贵池、江西马当部署兵力，并增筑要塞。封锁长江航道，在马当江中建立一条由水泥、铁丝网、木桩、水雷组成的阻塞线。
徐州会战结束后，因黄泛区的形成，日军沿平汉路直进和迂回武汉的可能性减少，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再度加强长江方面的防御力量。
6月14日，军委会增设第九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共同保卫武汉。第九战区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鄱阳湖西岸以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的防御；第五战区23个军，负责长江北岸的作战。
中国最高统帅部关于武汉会战的总构想是：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保持重点于江南，向武汉逐次抵抗”，尽可能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
应当说，中国方面对日军进军路线的判断基本准确，在武汉外线的战略防御部署也较为充分合理。
但令人意外的是，被蒋介石寄望能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仅不到一周就失守了。
6月中旬，安庆、舒城、桐城相继被攻陷，日军得到进攻武汉的战略出发点。6月22日，波田支队与海军第11战队由安庆溯流西进攻击马当。日海军在两岸炮火和水雷的打击下伤亡惨重，两天未能打开马当阻塞线。波田支队在长江南岸登陆，从陆路迂回马当。
24日，波田支队对马当发动猛攻之时，守军第16军竟在军长李韫珩的主持下举行“抗日军政大学”②结业典礼，典礼之后还有盛大的集体聚餐。
凌晨4时日军发起攻击，但直到下午3时李军长才得知消息，此时各阵地上的守军多已大量伤亡。酒意未散的李韫珩派远在彭泽的167师薛蔚英增援。薛蔚英怕引来日军飞机轰炸，不走仅有15公里的公路，选择走40公里的羊肠小道，就是走这40公里，167师就用了三天。
25日，中国守军顽强抵挡住日军，中国空军亦颇有战果，但到26日援军仍不见踪影，日军大举进犯并施放催泪性毒气弹，守军被迫放弃马当要塞。
马当失守令蒋介石十分不满，将陈诚一顿痛骂。陈诚立即组织反攻，但日军依托马当坚固的工事抵抗，中国军队进攻屡屡受挫、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守彭泽。
战后，第16军军长李韫珩受到军法制裁，167师师长薛蔚英被枪决，该师番号也被撤销。
29日，日第11战队打开马当封锁线，波田支队与增援的第106师团全力进攻，占领彭泽。
第九战区调整部署，加强湖口的防御力量以确保九江，并对彭泽展开反击。
中国军队的反击取得一定效果，但日军化学部队给中国军队造成不少杀伤。如7月1日，第77师460团在杨家山遭到波田支队配属的野战毒气第13中队毒气攻击，上百名官兵中毒，残部二百余人被迫撤退。7月4日，日军与川军26师在湖口反复争夺梅兰口阵地受阻，遂施放大量毒气，守军中毒者甚多，致阵地被突破。
面对“技术上落后的敌人”，也就是没有相应化学武器可进行还击的对手，丧心病狂的日军就会无视《凡尔赛条约》及各国际公约，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武器。
7月4日晚，湖口被日军占领。
连日作战使日军显露疲态，不断有人水土不服患病，加上长江航道上水雷封锁，日军休整了十多天才再度发起进攻。
另一方面，日本往华中大规模增兵，新组建了第11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第2军与第11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被编入畑俊六大将的华中派遣军。
至此，侵华日军兵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7月底，日本陆军共约90万人，包括关东军在内，在中国的兵力有82.5万人，占总兵力的90%以上。
为攻取武汉，华中派遣军制订了两路进攻的作战计划：长江南岸第11军为主攻，攻占九江后分兵，略取瑞昌、德安，切断粤汉铁路，迂回武汉以南；长江北岸第2军为助攻，从合肥附近出动，沿大别山麓向西推进，攻击河南信阳，切断平汉线，然后南下进取武汉。
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日军共有九个师团，总兵力25万余人。
7月23日夜半，波田支队冒雨潜入鄱阳湖，在姑塘以南登陆成功。24日午后波田支队和第106师团全部登陆，当晚即向九江迂回进攻。
九江中国守军虽有十万之众，但对日军发动的进攻准备不足，所有部队临战才进入阵地，而且防御兵力多是一线部署，被突破后缺乏反击能力。
仅战斗三天，九江便告失守。
日军在北岸的推进却并不顺利。7月24日，第6师团向潜山西南方向的太湖、黄梅发起攻击，遭到由桂系、粤系组成的第31军全力抗击，双方在太湖及以西地区激战六天，日军付出大量伤亡后才进抵黄梅。
据日军第6师团统计，在与第31军战斗的几天中共遭到大小约290次反击。太湖以西山区的村庄多成焦土，残垣断壁及林中树干上弹痕累累。
在黄梅，刘汝明第68军阻敌三天，于8月4日弃守，撤退时将长江大堤决口。第6师团为洪水所阻，遂暂停前进。
冈村宁次曾在壮年时尝过汉口酷暑的滋味，他的部队在盛夏八月的长江中游也饱受“火炉”炙烤的折磨，进攻屡屡不顺。
长江南岸，日军攻取九江后，第106师团于7月28日沿南浔铁路两侧向德安推进，中国守军第8军及第64军155师在沙河镇、南昌铺一带顽强阻击，经7天7夜反复争夺，8月4日日军占领南昌铺、凤凰咀阵地。
8月5日，中国军队展开猛烈反击，夺回阵地。第106师团于6日晚和8日两次组织进攻，均被守军击退。9日，第8军发动反击，再次重创敌军。
第106师团死伤惨重、损耗过大，暂无力组织进攻，与中国军队对峙。
此战，日军参与进攻1万6千人，伤亡高达8千人。
波田支队的作战依然十分强硬。为保障瑞昌，第3集团军破坏青龙寺以东江堤，引水入湖造成泛滥。8月10日，波田支队乘舰艇由青龙寺决口处驶入官湖，攻占港口，双方展开拉锯战。
15日，波田支队一部400余人在大树下登陆，与守军形成对峙。21日，日军第9师团在第6旅团增援赶到后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在阻击阵地上顽强作战，日军进攻受挫，又开始使用化学武器。
21日大屋何阵地被日军以毒气攻陷后，中国守军81师两个营反击将其恢复，22日，波田支队复以窒息性毒气攻占大屋何，守军两个营大部牺牲，生还者仅8人。23日，陈家山、牯牛岭等阵地亦遭炮火及毒气攻击，因守军损伤殆尽而失守。
8月24日下午，瑞昌陷落。
长江北岸，为攻占广济和田家镇要塞，休整近20天的第6师团于8月24日将潜山、太湖的日军转移至宿松、黄梅地区，李品仙兵团趁机于26日、27日收复太湖、潜山，切断第6师团的后路。李品仙抓住机会，指挥正面部队猛攻，第6师团据险死守，同时施放大量毒气，死撑硬顶渡过了难关。
冈村派遣海军为第6师团重新开辟补给通道，8月30日，日军开始反攻，向广济作锥形突击，李品仙从两翼夹击突进日军。日军遭到连续的正面阻击和侧方反击，经八昼夜苦战，9月6日方占领广济。
白崇禧亲临前线，指挥对日军实施全面反击，但未获得进展。第6师团损失惨重，也无力继续进攻，在广济就地休整。
但沿长江西进武汉的最后屏障田家镇要塞，已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
正在武汉鏖战之时，远在中苏朝边界的图们江边发生了“张鼓峰事件”。
7月末8月初，日苏两国在沙草峰、张鼓峰等高地发生军事冲突，经过十余天的争夺，具有两倍兵力优势（1.5万对7千）的苏军取得胜利，将张鼓峰划为“苏满（中）界山”，并将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③
因担心苏军牵制其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日军主动提出停火，实际上此时苏联没有与日本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愿，一年后双方才在诺门罕地区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战役，仍以签订停战协议告终。
但侵华日军由此得到一个说服大本营的理由：如不尽快打垮中国，那么一旦苏联动手，日本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1938年中国难耐的暑热中，日本人的企图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武汉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不断在丧失阵地，损伤严重而放弃要点，但不难看出，日军已不如此前的几次会战那样所向披靡，推进速度被大大迟缓，想要攻取中国军队防守的要塞，必须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甚至需要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坚或防御。
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国民政府邀请全国各党派和各社会阶层人士共商国是。
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等人，元老名流张伯苓、蒋梦麟、沈钧儒、黄炎培、胡适等也在参政员之列。
让日本军政要员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共产党虽仅有七人被选为参政员④，但会上提出的《加强保卫武汉问题案》获得一致通过，坚决抗日的主张完全占据了上风。
会后，国民参政会更是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中国不仅没有屈服，还要“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⑤
无论过去和将来有多少龃龉和斗争，至少在此刻，国共两党正精诚合作，领导全国军民一致抗击日寇。
还有一件事。
7月5日，因“齿病及琐务缠身”未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在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中特别指出，争取抗战胜利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⑥
而这年5月，在延安凤凰山下的一孔窑洞里，这位来自湖南的革命领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写作，终于完成了他那篇伟大的军事战略著作——
《论持久战》。
注
①日军大本营在实施徐州会战时，粗略计算了进攻武汉的花费：需要耗费作战军需32.5亿日元，至少需要“增兵约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
②所谓“抗日军政大学”，其实是李韫珩召集马当、彭泽两地的乡保长，与第16军的军官们进行的集中训练。
③张鼓峰原属中国领土，1886年清俄堪分边界，树立界碑，绘制地图，明确张鼓峰在中国境内。民国时期因未对此地进行有效管理，苏联趁机占领张鼓峰，并私自修改地图边界，将其据为己有。有人说因张鼓峰事件使中国丧失了图们江出海口，实际上图们江出海口于1860年清朝和沙俄签订《北京条约》时就在法理上丧失了，在1886年双方树立界碑时实际丧失。张鼓峰今为中俄朝三国交界。
④七人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⑤《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本会兹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夫国难之险，险于覆舟，应战之急，急于救火，凡我同胞，安危相关，生死与共。惟有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⑥毛泽东致电国民参政会语：“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綴，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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