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秀得到谭概的消息还在钱文淑之后。他和这位物理老师还有点儿私交，谭老师教学严谨，性格直率，对所有人都不设防！性格直率，就不懂得婉转，冲撞得罪人的事就在所难免；不设防，以为对所有人都可以敞开心扉！刘亦秀虽然以激进的面貌示人，可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自保，他甚至不想去主动侵害别人。他曾警告过老谭，你这对所有人不设防的模式很危险。谭概不以为然：我又不做亏心事，怕什么？你看，这不就找上你了吗？
别说保不了老谭，就是能保，那也是要用身家性命作抵押，刘亦秀连想都不敢想。他回忆起在语文组开会的情况，把袁伯驹的问题与谭概的问题一比较，马上掂出份量：袁伯驹的“恭维话”“不爱批评”搬起放下就那么重，与领导二字关联也很难上纲上线；谭概就不同了，说人民群众没有享受民主权利，不用拔，位置就足够高。再说，语文组已经有了一个尚未最后定性的范若蠡，再弄下去一个的话，课都没法上了。
刘亦秀在这里为他人盘算，却不知道他正在被别人盘算。关于刘亦秀家庭真实成份的调查与左步云此前听到的传闻很吻合。调查人好不容易找到买刘若愚田产的两户富农。那户地主已经亡故，后人到了外地，不好找。调查人比较会办事，
怎么说呢？人家富农帽子戴在头上，嗫嚅着哪敢说话？他们和颜悦色，打消这两人顾虑。这两人现在还在抱怨自己，贪便宜吃大亏。说是听到刘若愚要卖田地，叫的价也不高。还说，真心想买，价钱还可以商量。调查人问是怎么经手的，他们说，契约上的名字都是刘若愚，但是经办的是他儿子刘墨轩，那时候 刘若愚已经行动不便了，什么事都是儿子做主，不久后刘老头就死了。刘墨轩把剩下的几间房卖了就不见踪影，问到刘墨轩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
刘墨轩在离嘉余约一百里的一个小镇开了一爿杂货店，不显山不露水，没有人知道他以前在何处，干什么。
在一般人看来，仅凭这么一星半点材料做不成什么大文章。你要把刘若愚划地主，他死了。你要划刘墨轩地主，他一天租也没有收过，本人现在也就开个小店，混个肚子圆而已。可是左步云不这样认为，他觉得，现在取得的证人证言足以说明刘亦秀祖父刘若愚是大地主，准确地说，是漏划大地主 ；刘墨轩有预谋的逃脱地主成分，隐藏剥削阶级真面目，且解放前经商踪迹不明，巨额财富隐匿不报，必须严肃追查。他把调查结果和自己的分析判断汇集报到教育局和市委宣传部。对刘亦秀做的一切，只有左步云一人知道，他不想任何人了解他的秘密，等到上面来人来文处理刘亦秀的问题，他可以和全校教职工一样：“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袁伯驹会后回到家里，正好碰到老太太在他屋里闲坐。老人家身体不大好，好久都没和儿子聊天了。这天略感轻松，见儿子回来，自然就问起学校的情况。袁老师当然不敢把在学校受批判的事儿说给她听，只是说，自从范老师那事之后，学校暂时平静了，现在就是再闹腾，也未必能掀起大风浪。我估摸着，运动也快收尾了。老太太说，于娴告诉她，各单位右派数字还有指标，实在完不成，领导要负责任，于是就会乱点鸳鸯谱。你可不能被你那吃人不吐骨的校长乱点上！袁伯驹很吃惊，于娴吃撑了没事干，把这些告诉老太太干嘛？他对袁老夫人说：“奶奶，你老人家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乱点，总得有那么一点点由头吧？他再狠，抓不到我辫子也没招。”“但愿如此吧。”晚饭后，老太太回到自己房间，孩子们各自写作业，只有小五子在跟前。这娃儿小，老袁夫妻俩说话也不回避她。袁老师埋怨老婆，不该对奶奶说那些话。于娴说，我们家的奶奶可是有文化的人，有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这些话还吓不了她。袁老师说，你姐说的那些话真管用，这也是走在前面的人用血泪换来的。当然，这些经验起作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在我们语文组，如果没有张承彦和祁思魁，我就一点转圜空间都没有了。他把张承彦和祁思魁下午的发言转述于于娴，于娴说，你这两位同仁，不止是心善，更是才高。明明是顾左右而言他，却让人无懈可击，他们比你高明！
随便着形势的发展，对右派的反击批判定性更简单化了。前一阶段发现有右派言论的人，要组织小会批大会斗，费时费力，现在一经发现，立即整理材料，只要一把手点头了，那就是铁板钉钉。所以，谭概的右派帽子很快就戴上了。你说谭概这个人，连辩白都不曾做，有的同事暗中嘀咕：你和别人私下说的话，又没有第三者见证，你为什么不辩驳呢？这老谭生的就是直性子，是我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赖帐？再说，我说的是事实，没有造谣诬蔑呀？如果认为说这样的话就是右派，那我就认吧。在老谭看来，做一条有骨气的汉子比那些说了一大堆可怜兮兮的话最终还被打倒的怂人好得多。他记住了鲁迅说的话：人到了要辩诬的时候是很可怜的。
在报谭概材料的时候，范若蠡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虽然其人已死，但是不作政治结论显然不妥，应该定为右派分子。还有几个人，包括袁伯驹在内，被定为中右，中右是什么级别?没人能具体说清楚。大概是已经跑到敌人的前沿阵地，还没有进敌人的掩体。谭概与楚先生待遇一样，到学校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袁伯驹等几个中右也要轮流到农场参加劳动，和右派不同的是，他们是短期轮流，右派是长期固定；他们是参加劳动，右派是接受劳动改造。袁伯驹暗自庆幸：这只皮靴终于落下来了，劳动就劳动吧，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好。袁伯驹觉得很好笑，校长特地跟他们几个中右说，你们和他们不同，你们是参加劳动，他们是接受改造！我不知道在农场假如和楚先生合抬一桶粪，我是不是会比楚先生感到舒服些？
年历已经换了一份，运动真的快告一段落了。培智中学的总务主任升为副校长，语文教研组组长钱文淑改任总务主任。左步云隐隐感到刘亦秀的不满。左步云想，你刘亦秀眼见没有了上升空间，就不象以前那样对我百依百顺了？别说只是小顶撞，就是伺察我的行踪这一条，我也不能轻易放过你。上面来文，对刘墨轩的调查有结果，当地县政府认为，刘墨轩符合补划条件，应补划地主，戴上帽子；市委宣传部认为：刘亦秀隐瞒家庭成分，混进党内，应予清除出党。左步云没想到上面这次动作竟这样快！他正筹划着处理这件事，刘亦秀撞到枪口上来了。他进校长室问：上面说我们系统还少几个名额，我们学校该搞的都搞了，眼下也没有合适的了。左校长回答：“怎么没有合适的？我看你就非常合适！”
刘亦秀一怔：“校长，您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我象是在开玩笑吗？这么严肃的问题我能开玩笑吗？”
“既然是严肃的问题，也不能只凭你一句话呀！”
“当然,我一个人说的当然不能算数，宣传部和教育局的文件能不能算数？”
刘亦秀真的傻眼了，他根本想不到左步云几个月前就有了针对他的行动，他也不知道老爹最近遇到到的突变。曾几何时，他还是一线操刀手，现在成了待宰羔羊。他等着左步云向他宣读上级文件，左步云说，你别急，文件你会知道的，下午开会，你做好思想准备。
刘亦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使劲回忆平时言行，怎么也找不到犯忌的地方，你左步云要整我，总得有个象样的由头吧？惊动宣传部，肯定问题不小，那会是什么问题呢？老父亲的小店也关张了，他老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会出啥事？
下午先是校党支部开会，然后是中层干部会议。传达的文件说，刘亦秀伪装进步，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骗取党组织信任，刻意隐瞒地主家庭成分，混进党内。他是道道地地的阶级异己分子，应立即清除出党！他伪装进步欺骗党实属包藏祸心，他与右派分子一样嘴脸，他就是右派分子！左步云在讲话中指出，刘亦秀隐藏这么深，我们根本没看出来，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还差，还要加强学习。我们坚决拥护上级党委的决定，坚决执行，立即撤销刘亦秀的教导处主任职务，开除出党，定为右派分子，送学校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坐上客到阶下囚，也只有一刹那，参加会议的人除感到突然之外，也有一点莫名的恐惧，好像在旧小说里看到的，宴会觥筹交错之际，主人一声断喝：刀斧手何在?壁衣开处，武士突出，于座上揪出一人推出斩首。那人三分钟前还在与众人谈笑风生。座中人惊恐万状：还有下一个吗？下一个会是我吗？
袁伯驹听卢副校长，就是原来的那位总务主任说，下周一起轮到你到农场参加劳动，时间是一个月，你把教学上的事交给你们组的姜铭老师。袁伯驹想想觉得滑稽，下周一在农场见到昔日刘主任，说什么呢?小时候听大鼓书，说书人说那
阴间的黑无常白无常站在阴阳界口，高举警示牌，对新死者大喝：你也来了！这句话很适合对刘亦秀说。如果照当初刘亦秀对楚先生那种恶劣的态度，真该好好地嘲笑他一番。转念一想，何必呢？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挤兑什么？按照左步云的分类，刘亦秀在十八层地狱，我是在十七层，比他略高一层。时常见到的现象是什么呢？略高一层，超生的机会就大一些，为了防止下面的人插队夹塞，就得不时地往下踹一脚！老袁觉得，掉到地狱里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事是地狱深处的怨鬼还拼命地互相挤兑！
中右的现实已经被家人接受了，他们觉得总比楚先生好，比范先生好。那个时候，中右这名字不好听那是肯定的，这个标签对子女有什么影响真的不知道。老袁有时候想想自己，没被打成右派就庆幸不已，就象被别人罚着蹲在那里，不去想我为什么不能坐？倒十分庆幸：我比趴在地上的人好得多！不仅仅是我袁伯驹，大部分国人也就这么点出息！
袁老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母亲，老人家年近古稀，身体又不大好，自己在家虽也不能为老人家做什么，但是，常常陪她老人家谈谈心，也算是承欢膝下的一种方式。好在也只有一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离城区十多里的地方有座西瓜山，叫这么怪名字是因为样子象西瓜。原是个狗不拉屎的地方，几所中学在市政府规划下在此圈地办农场，才让这里有了几分生气。每个学校大概也只雇五六名农工在农场打理，每学期每个班级在农场劳动一周。培智中学的农场占地大约二十五六亩，房子六七间，一个猪圈，养两三头猪，几十只鸡鸭，主要种山芋，还有一些蔬菜。一般来说，学生来参加劳动，班主任带队。学生早上来，晚上回，班主任则住在农场。班主任不是怕来回跑辛苦，而是住在这里可以打牙祭，有这样一个合法的不碍眼的酒肉场所，怪不得校领导也不时来农场视察。
可是自从农场成了右派流放地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带队班主任也不在农场住了，校领导也很少来农场视察了。在领导看来，鸡鸭蛋肉在农场吃与校工送到家来吃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班主任同志们每学期一次的犒劳没了。
那时候自行车是奢侈品，跑几十里路都是靠两条腿。袁伯驹好歹是军人出身，背一床被子，手拿一个网兜，里面一个脸盆，放几件洗换衣服，走十几里路也不算什么。当然，长期不干体力活，和年轻时候已经没法比了，途中得歇几回。他平时是两点一线，从家门到学校门，城区大部分街道象什么样，近几年有哪些变化，根本不了解。城区走完之后，他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想着刚才在西大街看到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一手拿钢钎，一手指着一个数字的工人，那个数字是：“1070万吨钢”。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边走边想，终于想出来了，去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1070不是535的两倍吗？我的天，一年把钢产量翻一番，谁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管它呢，生产不出来也不要我负责，我操哪门闲心？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到。
农场场长是一位名叫周老贵的老校工，见到袁老师，客客气气地把他住处安顿好，对他说：“农场就这么个条件，房子也不多，虽说是两个人一间房，可是房间里还得放一些杂物。你呢，和那个谭老师住一起。”老袁听他称谭概为谭老师，心想，这个人还不是那么炎凉，也许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比知识分子淳朴些，回答道：“谢谢，你怎么安排都行。”随场长到房间把行李放下，铺盖打开，场长嘱咐，上午安顿好休息一下，下午再说劳动的事。老袁打量了一下房间，干打垒的墙，大概有十二个平方，两张一米二的床对放在东面，西面放着一些农具，没有桌子。谭老师的床头一条长木凳子上放着一个皮箱，可能兼做写字台。屋子中央房顶上垂下一个钩子，吊着一盏马灯。安顿好自己的床铺，袁老师把房间稍微收拾了一下，他想，不宽敞不要紧，总得干净些。收拾完，走出门转一下，看看伙房在哪，厕所在哪。农场的房子建在一处山坡上，对面对各四间。他看到另一处山坡上建有一大间房，逛过去看了看，这是个大通套，墙壁是竹条编成糊上泥巴，里面有十几张木板支起的桌子，老袁想，这可能是来参加劳动的学生的饭厅。果然不错，大通套的一头就是伙房。他把整个农场粗略地扫视了一下，能远远地看到发配来的几个老右在漫不经心地锄草，心中有数了：所谓劳动改造，就是让你放下尊严，磨掉棱角，自认罪戾，并不指望你生产多少产品，懂稼穑之艰辛，知收获之不易。他不想现在去接近那几个人，趁着离吃午饭还有个把小时的时间，往那头转一转。走下大通套所在的那个山坡，一条小路向西，半亩方塘，塘边柳树婆娑。不知道这塘里有没有鱼？不知道塘里的鱼是不是农场放养的？他忽然觉得，来到农场不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没当过班主任，不曾到这空气新鲜的地方来过，到这儿过一个月，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袁老师想起了大文豪苏东坡，这位老先生一生被贬多次，很少悲观，到一处玩一处吃一处，把人生坎坷看得很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种胸怀，那种境界，不是凡夫俗子能望其项背的。
袁伯驹不敢远逛，虽然还没有到“不许乱说乱动”的地步，毕竟有一种潜在的约束。回到宿舍不久，劳动的人们也陆续回来了。其实，他们这里也不存在固定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什么硬性生产指标，学校领导不屑过问此处细事，农场皇上是总务主任，场长是大内总管，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如今总务主任换成钱文淑，她还没忙到这个头上，就是过问了，一时也改变不了两眼一抹黑的态势。再说，跑十几里路，盘查这么个破农场，钱文淑不会有兴趣。所以，大内总管周老贵的话就是农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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