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秋到1926年秋这两年之间，贺龙进行了两次北伐战争，而这两次北伐都是从铜仁誓师东进的，现在我把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都并在“两出铜仁”这个题目之下来叙述。其所以要作这样的处理，那是因为我虽然随军到处转战，但征战之事我知之不多，尤其是关于贺龙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艺术方面的事，我更是无从道及了。我的见闻都是一些小小的花絮，顺着时间顺序讲一讲。
1924年9月，正当贺龙为四川讨贼战争失败懊丧之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孙中山发表了《北伐宣言》，这个“宣言”，意在统一中国，因此，命令讨贼军改名建国军。贺龙所部即归属于川滇黔建国联军，受前敌总司令熊克武节制。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为前锋。贺龙所部的任务是进攻津市、澧州，汤子模则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10月间，部队出发了。对于这次北伐，贺龙既很高兴又很重视，因为北伐成功，将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无疑是一次重新崛起的转机。
当时，从铜仁到湖南，既可走水路也可走陆路。因为铜仁的锦江（原名辰水、麻阳江），下通湖南经沅江汇入长江。贺英与部分家属坐民船走水路，从锦江顺流而下；部队走陆路，经马脚岩、漾头司到高村。我坐滑竿随大部队一起走。因为不是急行军，贺龙与敦武骑着马并步而行，不久就到了马脚岩。
马脚岩是东距铜仁8公里的一个小集镇，镇上有一两个商店，有几个小贩。忽然，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气急败坏地匆匆跑来，走到贺龙马头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声地诉说着冤屈。
原来她是一个小商贩，靠卖一种俗语叫做“马泡”的油炸杷杷为生。有一个士兵买她的油炸粑用的是“粘板”（假光洋），这对于她做小本生意的人，无疑是一大损失。
贺龙一听，便问这个妇女认不认得出这个士兵。她说认得出。于是贺龙硬是把行经这里的部队集合起来，大约有几百人，让这个妇女去一个一个地认。
在这个妇女去认那个士兵时，气氛相当紧张，每个人连大气也不敢出。贺龙与敦武等人也从马上下来了，往队伍前面一站，谁也不说话。贺龙手里拿着马鞭两手叉在胸前,一双无比锐利的眼睛看着面前的部队，真所谓不怒而威。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也怦怦直跳。
谁都知道，这个士兵一旦被查出来，就是死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贺龙治军十分严厉，一向军纪严明，注意爰护百姓。贺龙的哥哥贺植卿是军需处长，部队每次换防时，他都要亲自检查一番，看看部队是否欠了老百姓的钱粮衣物。否则，部队不能出发，因而深得群众好评。去年，一个士兵偷摘老百姓的柚子被告发，结果这个士兵竟被处决了。
这个用粘板光洋的士兵还真让那妇女认出来了，他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双手被捆绑着，套拉着脑袋，惊恐的脸上面无人色。贺龙亲自审问他，他承认有罪，表示下次改正。贺龙一听，双眉倒竖，愤怒地说：
“你还想有下次？”
当这个士兵五花大绑地推出去就要执行枪决时，全场为之一震。此时，只见这个卖小吃的妇女像疯了似地扑向贺龙，跪倒在地，一脸惊恐的神色，大声喊道：
“不要杀他！我宁可不要这块光洋，也不能结这个命债。”
贺龙见此情形，突然大笑起来，对这个妇女说：“捉曹是你，放曹也是你。好吧，我准你的情，放了他。”
为一元假银元就要枪毙一个士兵，今天看来似乎不尽情理，但在当时，军队要真正爱护百姓，具有战斗力，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当时贺龙的军队还是旧军队，还不懂得为人民服务，也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他抓军纪、抓作风是十分坚决的。每到一地几乎都要发布安全告示。这次东进湖南，他就多次发布告示，如11月间在常德明确宣布：“本旅士兵不许进茶楼、酒馆、戏园、妓院，如有查出，唯该团长是问。”
11月间，部队在沅陵驻扎了十来天。在沅陵，贺龙炸毁辰州教案碑的事影响不小。
那是矗立在沅陵府衙内的一座石碑，这碑方方正正，置放在一座凉亭之内。它虽然修得古怪，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但是却很醒目。似乎庄严，又于庄严中透出虚伪；似乎肃穆，又于肃穆中显出凶恶。
经了解，原来它竟是为两个英国传教士树的碑，立得传。早在1902年，这两个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因为愚弄污辱中国人，被群众打死。英帝国政府恼羞成怒，一下子杀死十几个中国人，趁机勒索白银8万两，强迫清朝当局立下了这块羞辱中国人的石碑。
贺龙弄清这块石碑的来历后，怒不可遏，当即命贺桂如将其炸毁，从此抹掉了刻在当地人民心中的伤痕，沅陵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20年代，正是国土沦亡，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多少志士仁人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为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生存和进步，英勇奋斗，浴血苦战。青年贺龙同样具有忧国爱民的情怀和临难不苟的精神，尤其对帝国主义更是切齿痛恨。
1923年，贺龙在四川拦截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宜阳丸”，已是广为人知的故事。因为宜阳丸号轮船私自帮助军阀吴佩孚偷运军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罪证。因此，身为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的贺龙，在涪陵断然将其扣押，处以罚款，义正辞严地将日本军火商人狠狠训斥了一通，表现了贺龙的民族气概，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清楚地知道，要实现爱国、救国的宏愿，不仅要建立一支爱护百姓、纪律严明的军队，而且这军队还必须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
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贺龙关于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谈话，其中说道：“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由此可见，在贺龙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大目标，他要建设一支能够同西方列强匹敌的坚强的军队，卫国卫民，并且他也确确实实在为此而探索而实践。
贺龙率领的建国军军纪严明，一路所向披靡，1924年11月下旬相继占领津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派其第五梯团前来诈降，密谋在腊月二十三（即1925年1月17日）趁人们“送灶神”之际里应外合，袭击我军。
1月17日下午，唐荣阳所派递送密信的人错将送第五梯团的信送到了我军第五步兵团。敦武获悉敌人这一阴谋，大吃一惊，正要出门去见贺龙，恰好贺龙来了。他一进门就说：
“今晚要加强警戒，好像有点火药味！”
“你真是料事如神！不出你先前所料，第五梯团果然是诈降，我正要去见你呢。”敦武一边说一边把截获的第五梯团的密信递给贺龙。
“我们不能坐失战机。先下手为强，趁他们尚未行动，赶快部署。”贺龙说完，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敦武对我嘱咐道：“今天晚上不要出门，听到枪响，不要害怕。”他匆匆说完之后也跟着贺龙向门外走去。
由于我军占有先机之利，部署周密，终将敌军全歼，无一漏网。
2月间，贺龙升任师长，敦武等升任旅长。4月15日，贺龙通电就任澧州镇守使。
贺龙当上了澧州镇守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那是十分荣耀的事，亲友们都来祝贺。但是，贺龙头脑很清醒，多次对家里人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绝对不能看不起人家。从今以后，找上门来的，不管是穿草鞋的还是戴瓜皮帽的，都要以礼相待。”
贺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心中，老百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当澧州镇守使确实为百姓、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诸如整饬苛政，惩治贪污，赈济灾民，可以说是口碑载道的。
贺龙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却遭到以湖南省长赵恒惕为首的官僚的反对。他们公开声讨贺龙，10月间，双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不影响战事，贺英领着全部贺氏家属从澧州回到洪家关。
10月中旬，赵恒惕分兵三路向慈利、桑植、永顺进犯。贺龙为保存实力，且战且退，一个多月之后，终在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一带站住了脚跟。
贺龙这次北伐，由于受到湖南反动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成功，这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贺龙在敌人分右、中、左三路大举围攻的形势之下，竟能从容摆脱，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其所以损失不大，当然是由于作战指挥高明，全体官兵效命。这方面的情况我不了解，无可着笔；但是，有一个原因我倒有一点亲身感受，那就是敌人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一些与贺龙有旧交的地方武装表面上应付赵恒惕，实际上并不同贺龙作对，贺龙所部才得以安然移师川黔边境。
我这样讲，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可作证据。这年10月我随贺英回到洪家关，待到次年（1926年）1月贺龙再占铜仁时，因向敦武问及我，才知我尚在桑植。敦武对他说：“你嫂子没有来，我一个人实在抓不开，打算把她接来。”当时敦武正在秀山剿匪，战事很忙。贺龙便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
敦武鉴于我从桑植去秀山沿途土匪多，不安全，便写信给驻军湖南保靖的陈玉柔，请他派人护送我。我对陈玉柔是否会护送我，有些怀疑。因为贺龙两次下湖南，赵恒惕都下令陈玉柔予以阻击。虽然，陈玉柔都是虚晃一枪，不同贺龙作对，但是，我对陈玉柔的态度仍然拿不准。我到保靖时，先住在火铺（客栈），只叫马弁持我名片到陈玉柔的公馆拜望。很快，他的夫人来到客栈，将我接走，陈玉柔还亲自会见我。他不像是带兵的，身穿长袍马褂，手拿水烟袋，文质彬彬的。他夫妇一再挽留我多住几天。临走，送了不少礼品，又送我50块银元，还果然派了一排士兵把我一直护送到秀山。事后，我问敦武：陈玉柔为什么对我这样礼遇？他告诉我说，他们是“换贴”兄弟。
我说这件事，便可想见赵恒惕尽管公开“讨贺”，但是，要想一口吃掉贺龙的北伐部队那也是异想天开的。
贺龙所部毕竟是败退之师，这次退驻川黔边境，虽然是“前度刘郎今又来”，但是部队需要休整，短期之内不能再打大仗。
当时，铜仁正遭军阀王天生所属的罗哲卿的蹂躏，他自称贵州省东路清乡司令，为非作歹，鱼肉百姓。铜仁市民因闻贺龙近在咫尺，便秘密派出代表到松桃请求贺龙来铜仁绥靖匪患。
贺龙虽然原则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是，何时出兵，怎样攻打却颇费筹策。因为铜仁并不好打。
铜仁号称“一夫当之，万夫莫进”的“黔东重镇”，地理条件十分特殊。它东界湖南、北邻四川，东、西、南三面有锦江自西而南而东绕城而过，北面为陆地，群山雄峙，颇具形胜。
当时，铜仁城垣十分完整，分为北门、上西门（便水门）、西门；下西门、上南门（江宗门）、中南门、下南门、东门。城垣高大，依山傍水，真可谓固若金汤。在城的东隅，有一嶙峋峭拔的东山，东山之上建有寺庙，俗称东山寺。山上亭台楼阁，十分壮观。前人有诗赞美：“东山高嵯峨，楼阁云中起。”
面对铜仁这样的情况，贺龙考虑，强攻很难奏效，长围更非良策，几经谋议，最后决定智取铜仁。贺龙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敦武。敦武亲自挑选一批精兵锐卒，乔装农民，利用赶场的机会混进城去。当时，东山寺每天中午都要放午时炮报时。他们便预先约定以午时炮炮响为号，分别从几个方向奇袭敌军的司令部（今铜仁一中内）。打响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由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王天生的兄弟王小山的人枪和银元放在下南门来不及运走就仓皇逃跑了。罗哲卿也被赶走了，地方武装罗忠义等二千多人被贺龙收编，罗忠义被任命为营长。此外，收编的地方武装还有胡策芝（女，团长）部，欧伯川（团长）部等。于是，1926年1月间，贺龙又第二次来到铜仁。
我被陈玉柔派兵护送到秀山之前，当地土匪田麻子拥众数千人攻陷了秀山城。秀山陷落，截断了川黔通道。于是，敦武奉命亲率第五、第六两个团攻打秀山的土匪田麻子。第五团团长王继雄（王育瑛），第六团团长秦光远，团副李汤丞很快将兵力展开，围歼土匪。第六团秦光远、李汤丞等作战勇敢，进展顺利，而第五团团长王育瑛却迟疑坐困，遭敌偷袭，贺龙侄子、营长贺宗汉（又名贺学经）壮烈牺牲，贺子林也负了伤。王育瑛指挥失误，损兵折将，致使秀山打不下来，他怕问罪，便逃之夭夭了。
敦武为了稳定军心，亲自越级指挥，终于一鼓收复秀山。他根据敌情和复杂地形等情况判断，田麻子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进行反扑，于是夜以继日地部署城防，抢修工事。果然，田麻子又纠集匪徒数千人进行反扑，由于我军预有准备，田匪复陷秀山的幻想终告落空。秀山巩固之后，贺龙又增调刘燮一个团的兵力到秀山，终于肃清了四周的匪患，秀山各界人士献给部队两面大旗，赞其功勋，以为纪念。
正当贺龙在铜仁地区扩充兵员，壮大队伍之际，广州革命政府也正准备大举北伐，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的声威所至，全国政局为之动荡，湖南形势也发生变化，省长赵恒惕被赶下了台。
贺龙响应北伐，决定立即东下湖南。1926年5月4日，敦武接到贺龙举行北伐誓师的命令，率领全旅从秀山出发，两天两夜急行军赶到铜仁。5月7日，贺龙率领全师从铜仁出发，经麻阳赴辰溪。参加这次北伐的铜仁地区的人士，我记得的有秦光远、欧伯川、肖宏业、杨伯泉、李汤丞、郑小舟、杨毕昌、罗达臣、杨炳卿、罗豹均等。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也就是这支部队后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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