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苏省文物局决定对一座地底下，被掩埋了300多年的古城展开考古发掘。
这座古城就是泗州城，它有着900多年的历史，但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时候，因一场特大洪水，被永沉洪泽湖底。
一、泗州的地理环境
泗州古城位于今洪泽湖西南地区，今江苏盱眙县的淮河岸边，地势低洼。
“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明史》
并且，泗州泗州环水，南瞰淮水，北有汴泗，有“淮淮泽国”“水国”之谓。
“泗州北枕清口，南带濠梁，……水陆都会之地。……山水朝拱，……南据长淮，……陂湖映带，汴、泗周环，……诸水会聚。”《帝乡纪略》
二、古城的历史
泗州起始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迁治汴河入淮口，与临淮同城而治。
公元735年，泗州迁治临淮后，成为当时的南北交通要道，十分繁华。
“至于衢闾整饬，栋宇毗连，百货之所集，人才之所钟。”
泗州处于江南地区，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根据《泗州志》的记载，当时的泗州仅鱼类就不下百种，大的有几十斤甚至上百斤，腌制晒干后，异常鲜美，每到秋冬时节，四方商人就前来争相购买。
北宋定都开封后，将泗州城扩展成地跨汴河两岸的城市，成为汴河漕运上的重要城市，加上北宋都城开封，所需要军政和日常物资，都有赖于南方通过汴河漕运运输供给，泗州一时成为“扼淮徐之门户，通兖豫之舟车。虽平野旷之区，而风水结聚，自然昌明。东南一大都会。”
这也是今天古泗州城的所处位置。
但是，泗州的繁荣，随着金兵南侵，戛然而止。
1128年冬天，完颜宗望率领金国东路军向大名府直杀而来，留守的杜充心生胆怯，不敢与金兵一战，逃跑中，下令掘开李固渡以西的黄河，企图以滔滔黄河之水来阻止金兵追击。
杜充没想到，南方地势低洼，黄河之水根本没有淹向金兵，反而由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并由泗水注入淮水，史称“黄河入泗夺淮”。
“黄河入泗夺淮”给宋朝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当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被汹涌而来的黄河水毁于一旦，加上人们毫无准备，两淮地区，仅被淹死的百姓就有20多万，因水灾和水后瘟疫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之人更是上千万之多。
经此一决，宋朝元气大伤。
不仅如此，决河还导致此后，黄河改道，让江淮平原，特别是地势低洼的泗州城，在后来700余年里饱受洪水泛滥的侵害。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将国都定到北方的大都，而大都所需要的物资，也需要南方供给。
当时已经存在的京杭大运河因为年久失修，泥沙淤积严重，北上绕道较远。
为缩减行程，提高漕运效率，忽必烈下令开凿了从山东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并对山阳渎等加以疏浚，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自此，泗州失去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日益被边缘化。
三、黄河改道与古城的沉湖
黄河改道带来的水患灾害，泗州城的感受最深刻。
早在北宋的时候，泗州城所在的人工运河汴河，其主要水源就是黄河，而黄河在雨季尚且十分之五六是泥沙，更何况苦水季节，泥沙量更是达到了十之七八。
如此含沙量大的黄河水，进入水流相对平缓的汴河后，泥沙渐渐淤积下来。作为北宋漕运主要通道，朝廷时常派人清淤，但一直未能根本解决。
黄河改道后，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淮河淤积，造成河流河面抬升，而泗州城又地势低洼，因此，水患频发。
从公元764年至公元1118年的454年里，泗州遭受的水患有17次，在杜充决河导致黄河夺泗入淮后，从1128年至1574年的454年里，仅记载的水患就有47次。
元朝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改道后，因为地势关系，黄河的又流向了京杭大运河，黄河水夹带的大量泥沙在到水流缓慢的清口（今淮安市西）淤积，时称“门限沙”。
随着泥沙淤积越来越多，淮水入海口逐渐被抬高，淮河排水受阻，清口以下的淮河也随之淤积得越来越严重，导致淮河上游河道也因黄河浊水的涌入和泥沙淤积，造成堵塞，并屡屡发生决口，严重影响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
1569年（明隆庆三年），淮河发大水，“淮决高堰，黄河蹑淮后……运河决宝应黄浦，入射阳，清口淤积”，“山阳、高、宝、兴、盐汇为巨浸”，高邮、宝应的水患自此不断。
1570年，淮河决河，山阳、高、宝、兴、盐等地遭受巨大洪灾，淮阴城里甚至可以划船而行。
1575年，黄河暴涨，淮河南岸决堤，淮安、高邮之间，“向来湖水不逾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过之。”
1576年，黄河在崔镇决口，淮河在高家堰决口，高邮湖在清水潭、丁志等决口，徐州、邳州、淮安南北漂没千里，高邮、宝应、兴化、盐城被大水浸泡，淮安城几乎被淹没，洪水日益逼近凤阳府、泗洲城。
1577年，淮河又决高堰，不仅漕运受阻，又使淮、扬遭受水患，连位于泗州的明祖陵都被淹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震怒。
1578年，朱翊钧启用治水经验丰富的潘季驯来治理淮河，誓必要保证祖陵安全。
潘季驯
潘季驯认为，淮河流域水灾频发，是由于黄河泥沙淤积清口造成的，因此，治理水患的关键，是让清口不再聚集淤泥。
于是，“蓄清刷黄”提上议程。
但就地理条件而言，淮河地势比黄河低，如何才能实现“蓄清刷黄”？
潘季驯提出：“筑堤障河，束水归槽；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即“束水攻沙”。
潘季驯所说“筑堤障河”是加固黄河堤坝，“筑堰障淮”修筑高家堰。
高家堰的修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
当时，广陵太守陈登为了阻止淮河涨水时，漫出淮河东岸河道，以保护淮河东岸的农田、房舍和航道，在五家墩以南，古富陵湖以东修筑了一条长15千米，堤高9.15的大堤。
此后，历代也有人修筑过高家堰，但基本上都是为了阻止淮水东漫。如北宋庆历年间张纶，明永乐年间的陈瑄，明隆庆年间的总督漕运王宗沐。
此次潘季驯的修筑高家堰的目的与以往都不同，他不仅要通过“蓄清刷黄”保淮河沿岸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明祖陵和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安全，即“刷黄济运”。
明朝定都北京，京城所需物资等，都要依靠富庶的南方提供，而南方物资向北输送的最便捷高效方式，就是通过元朝修筑后的京杭大运河。
因此，在潘季驯此次治水的重中之重是保漕运。
1579年，按照潘季驯所设想的，一条从武家堰至越城长约30千米，高约11米的高家堰修筑完成。
高家堰修筑完成后，淮河的水位被抬升，淮河专出清口，冲刷清口和以下河段的淤沙。
第二年，潘季驯又将高家堰往南推进20里，至周家桥。
此后，淮河冲刷泥沙的能力得到大大提高，1194年至1578年，黄河下游三角洲的面积，每年平均向海洋延伸33米，1579年至1591年，则每年平均延伸1540米。
从短时间来看，“刷黄济运”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淮河流域，特别是泗州的水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年年增多。
《帝乡纪略》云:“泗之患水者，一曰淮，一曰河，一曰湖。而不知湖之患则以淮涨之，淮之患则以河逼之。然河不特煽，清口下流如归仁集以东，实当州境左臂。而嘉靖间亦曾自怀远涡口冲决入淮，目今黄堌南徙，倘一旦下壅上溃，与淮湖汇成一派，即分道稍平，恐亦难保其终也。”
因为，一般而言，河过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才适宜修筑大型水库，一来可以减少成本，二来有山体阻挡，也比较牢固。但是，高家堰修筑在几乎算是一马平川的江淮平原，整个阻断的也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的淮河。
因此，筑成之后，江淮地区本来是由多个小湖泊组成的泄洪湖泊，随着淮河阻断，水位升高，逐渐连接成一个大湖，即我国最大淡水湖洪泽湖（以前的洪泽湖比较小）。
虽然高家堰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筑堤技术，材料也是用得最好的材料条石，但一个堤长40千米，高11米的大湖屹立在平原上，对堤坝下一马平川的江淮地区而言，特别是对泗州这种低洼之地，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的确如此。高家堰修建后，泗州等江淮平原地区的水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演愈烈。
就决堤而言，从1575年至1855年，高家堰决堤140余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是一次。
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移治临淮开始，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泗州城完全沉入河底，泗州城共存在了951年，其中遭遇的水患情况如下：
公元735年至1436年的702年，水患27年次，泗州城水患7次，可谓“百年一遇”。
公元1437年至1507年，共71年，水患6年次，平均12年一次，6次水藻中，泗城水灾占一半。泗城水灾由百年一次变成百年四次。
公元1508年至公元1598年，共91年，水患52年次，其中1536年后的63年，水患有44年次，这之中，公元1577年后的水灾又最为严重。
由于清朝也是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并且，清朝对明祖陵也不是那么在乎，因此，尽管泗州水患年年增多，但治水重点，较明朝一代更加关注于保漕运上，所采用的治水策略，也基本上延续了潘季驯的方式。
公元1659年至1685年，共57年，水患16次，看上去水患次数不多，但特大水患多，特别是康熙前期。
公元1662、1665、1666、1672、1676，泗州都被大水淹没过。
1677年，靳辅治河，又继续大修高家堰，将高家堰向南延伸到翟家坝，向北延伸至烂泥浅，并大挑清口，引河四道。
大修高家堰让泗州城的水患更加严重，1679年，泗州城遭受特大水患。
1680年，黄河流域发生大洪水，徐州以下黄河南堤多处决口，大量洪水进入洪泽湖，水位高涨，加上淮河也发生洪水，于是，在黄淮的洪水之下，泗州城沉没于水底。
1696年，泗州城彻底被淤积的泥沙淹没。
参考资料：
1.《明清治水政治与水患困局》
2.《围绕京杭大运河之“蓄清刷黄保漕”的反思》
3.《明清时期洪泽湖高家堰大堤的建筑成就》
4.《泗州志》
5.《洪泽湖大堤记》
6.《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
7.《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泗州城市水患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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