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小说《大淖记事》等重返文坛的汪曾祺进入创作巅峰期。“文革”中，汪曾祺曾被关进牛棚，有人问他那段经历是不是很难熬，他的回答却是“随遇而安”。
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戴高帽子,关牛棚。但是,汪曾祺的作品中,极少谈到这些悲惨的遭遇。他不写伤痕文学。即使在乱世之中,他也有自己的一方净土。
《大淖记事》在平淡恬静中表现出一种“纯美”的风格。它没有激烈的政治情绪，也没有深刻的悲剧剖析，它就像是一位祥和温厚的老者在讲述一个叫做大淖的乡间人们生活的故事。
大淖这个地方很特别，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这里的风俗，这里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和别处都不一样。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做着最繁重的工作，过着最艰难的生活，然而这里的人却过得很快乐、很真实。在苦难的人生中唱出一种快乐的反调，在卑微的生活中演绎着高贵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一 底层人物在卑微中的人性美大淖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是沉重的。他们住着茅草房，吃着糙米饭、腌辣椒、臭豆腐等低贱食物，家里甚至没有隔夜粮。更残酷的现实是，这里的女人们也得挑，而且“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
他们做着繁重而又乏味的工作，过着社会底层的生活。然而，沉重的生活压力并没有掩盖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面对命运和社会的不公，他们没有丝毫的抱怨和牢骚。
对于在大淖生活的这些平凡普通的底层人物，汪曾祺拨开了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发掘出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美质和情操，使他们在各自卑微庸常的营生中以高贵的人性和人情创造出一种美的境界。
他的名言“活着多好呀”，多么轻松、美妙的话，温柔中又有着强大的力量。汪曾祺曾被关进过牛棚，他有一万个理由去抱怨，但是他并没有。
在小说中，巧云不幸被刘号长强暴后，巧云没有死的念头，家里有瘫痪在床的父亲，还有一个爱她的十一子。十一子没有因贞操观念而自寻死路，甚至在刘号长百般折磨他，差点被打死的时候，也没有轻易放弃生命。
这种生存精神的第一要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在大淖生活着的人们即是如此，他们都安于自然地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过多的怨言。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感受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欢乐。
汪曾祺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和谐”是汪曾祺本人所倡导的生存精神。文中锡匠们每天挑着担子走家串户寻找生意; 挑夫们整日在挑稻子、砖瓦、石灰、桐油等物品中消磨着时光。
在大淖生活的人，有外地来的小生意人、锡匠，有本地的挑夫，他们人生经历不一，命运殊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品行———仁爱、善良、道义。本地人与外地人能互相忍让，和睦相处，“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
二十几个锡匠也没有因为同行而成冤家，他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纯洁美丽的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后，周围的邻居们没有在茶余饭后议论纷纷、说长道短，用陈腐的思想对这个本已不幸的女子落井下石，而是同情巧云，骂刘号长“这个该死的”。
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依然悠然自得。锡匠们会忙里偷闲地打拳，打对子，有时还唱戏; 挑夫们吃着糙米饭却能吃出满足和幸福的神情。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了，只有过年才玩的一二十个铜元的简单赌博游戏会给他们极大的快乐。他们的坚强和笑脸淹没了辛酸的现实生活，让我们感觉生活是美和快乐的，至少是有希望的。
大淖的女人也是汪曾祺倾情描写的对象。她们美丽、真诚、热爱生活，即使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即便是在温饱都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她们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营造着诗意。
她们“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按当地的说法是: 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 她们的发髻上总要插点东西，“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
她们赤脚穿草鞋，脚趾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这种“好看”让人忘记了她们肩上挑的是生活的重担，而是觉得她们是一群装扮姣好的演员在演出。
在繁重生活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美”与“爱”。十一子在巧云家养伤时，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正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
这些小人物在苦难生活和黑暗时代中相濡以沫、扶危济困，这种淳朴善良的乡风让人心生暖意。即使贫困，即使生活的安详宁静偶尔会被恶势力扰乱，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依然能让我们相信爱的存在。
特别是在物质消费主义横行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在看惯了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人事纠纷后，再回头看看大淖中生活着的人们，更容易发现人情中的美和善的高贵。
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正如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说: “青年男子哪个不善于钟情，多情少女谁个不善怀春?”爱情相对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势、金钱等物质来说，也许是人世间最公平的东西了。
但即使这样，物质文明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爱情仍被附加了太多的世俗和物质，成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大淖中地位卑微的男女在对待爱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纯粹和专一才越发显得美丽、高尚。
大淖中男女们的爱情标准不是“有房子，有车，有地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 ‘情愿’”而且，“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
即使是嫁闺女，因为贫穷也仅能陪送一套锡器。当她们和一个男人好时，“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大淖的爱情是以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为缩影的，实际上，十一子和巧云也是大淖男女的代表。巧云生得漂亮，十一子长得聪明好看，但他们却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见钟情”，而是经过长期相处而日久生情的。
他们爱得很纯，也很真。巧云不幸被刘号长强暴后，十一子没有因世俗过分强调的贞操观念抛弃她，反而更爱她了; 甚至在刘号长百般折磨他的时候，也不说一句对不起巧云的话。同样地，为了爱，巧云这个美丽柔弱的姑娘勇敢地走上了挑夫之路。
“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大淖的爱情是原生态的，没有杂质。读着大淖里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我们会更深刻地明白爱情的本质原来很简单，就是你情我愿。我们常感慨爱情的物质化，那何尝不是我们自身对物质的过于在意和放不下。
在苦难的人生中唱出一种快乐的反调，在卑微的生活中演绎着高贵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正如汪曾祺所说:我写的文章要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