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秀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在社会上的位置很清楚。小业主不是专政对象，但也不是依靠对象，是所谓小资。他父亲把他祖父田产运作的情况没向他作过详细介绍，对他父亲解放前在外地经商的情况也不甚了了。他所知道的是，他家的生活条件比大多数同学都优越得多。上高中的时候，当他在父亲面前谈到学校里同学的一些情况时，父亲不但没有助长他的这种优越感，反而做出一个相反的决定，让他尽量穿旧衣服，不要在外面买早点吃。参加工作了，才知道父亲所做的确是深谋远虑。穷，没有幸福感，可是，穷，却是一种政治荣耀。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必须把物质享受深深地掩藏起来，与清贫缩短距离。他知道，从家庭成分看团结对象是介于“拉一拉”和“推一推”之间的那部分人。拉一拉，可以成为革命群众，推一推便是阶级敌人。是等别人推，还是自己主动往前靠？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贫雇农和产业工人的子女政治积极性差一点没关系，因为他们根正苗红，不怕风儿刮，不怕雨儿淋。象他这样的如果处于消极状态，就站到了被推一推的行列。老实说，刘亦秀的父亲也没有专门教他处世之道，包括窥测方向的本领，他属于夙慧。他一直顺风顺水，顺到连父亲都很惊奇，居然能入党。对于老奸巨滑的父亲而言，儿子入党，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儿子处世有术，能在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忧的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入党十分不易，不易就遭人忌，招人忌很难保平安。有了这样的担心，他当然要把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与儿子分享。如果不是遇到左步云，而是比他稍许稚嫩一点的领导，他会游刃有余。他父亲刘墨轩告诉他，你的祖父名字为什么叫刘若愚？那是取大智若愚之意。郑板桥说难得糊涂，那个糊涂不是真糊涂，大智给人表象的那个愚当然也不是真愚。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做到这样的愚让人
以为是真的愚，那就是修炼到家了。在领导面前，你的愚表现为不挡他的道，不坏他的事，不揭他的短；但是绝不能真的傻傻的不能为他分忧，不能为他背锅，愚得恰到好处，会让你受用一辈子。
显然，刘亦秀功夫尚浅。人家身上带着几柄锥子放在铁盒子里面，怎么晃荡也不会露头，他的锥子装在布袋里，一不小心就“脱颖而出”。他聪明得忍不住。为范若蠡的事与左步云小顶撞就是一例。那天钱文淑与左步云在校长室邂逅的事之所以让他感兴趣，也是受益于父亲的教导：必要时掌握一些别人忌惮的材料，在不经意中使当事人略知一二，是自保的手段之一。注意，切不能轻易抛出。让人知道你手中有王牌，会有威慑力，始终不打，始终有威慑力。抛出去了，就那么回事，第一轮轰炸没有把别人打趴下，灾星就在你头上了。他已经看出了左步云对他流露的不满，在高曙进留下的空档需要人填充的时候，这种不满是严重的。他知道他手中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左校长与钱老师有一腿，他想通过与门房老杨对话作为不经意示警让老左知道刘某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这正是刘亦秀下的一手臭棋，他本可以从容思考如何进一步收集证据，这一声断喝，不仅收集证据成为不可能，还增加了对手的敌意。同他父亲相比，刘亦秀还不是差一星半点。
参加语文教研组会议的除刘亦秀之外还有校团委的一位。范若蠡的事情发生之后，语文组被一种沉闷气氛所笼罩。祁思魁变得寡言少语，张承彦也不再有诗词吟咏，袁伯驹除了与老张说上一两句隔靴搔痒的话，对其他人说的话似乎同时下的商品要凭票供应一样：数量有限。姜铭本来不和钱组长热络，但是由于在批判范若蠡时表现得到左校长的认可，使他跨进了积极上进者的行列，在日常生活中与钱文淑有了更多的交集。只是，连姜铭自己都觉得，他和钱文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充其量也就是相互利用而已。按理说，姜铭是位于积极上进者行列，言语行动都应该是理直而气壮，却反而自惭形骸，他曾和父亲交流，问父亲：在范老师的问题上，我是不是做错了?他父亲是老革命，政治觉悟就是比他高：一个农夫看到一条蛇冻僵了，就抱起来放到怀里焐，那条蛇恢复了元气，一口把农夫咬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是蛇一样的恶人，你同情它，它会咬死你！是的，我是革命派，怎么反倒在那些落后的人面前抬不起头呢?
钱文淑是会议主持人，当然先讲话。她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有冲锋陷阵的，有摇旗呐喊的，也有暗中鼓噪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暗中鼓噪的这些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那些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代表那些与人民群众同床异梦的人。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和他们行为沾边的？我们身边出现的一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比如，袁老师的一些想法就很危险，他认为领导说的话都不能相信，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喜欢听恭维话，不喜欢听批评。这就站到了党的对立面了，你们说危险不危险?他的这种思想要好好批判，袁老师自己要深刻检查。她这一番开场白让老袁感到诧异，怎么忽然拔得这么高？我说领导，没说所有党的领导干部，我和老二说的也就是着眼本单位的事，怎么扯到和党对立？你真是不嫌事儿大，先把大帽子扣下来。对不起，你送的礼太重了，我消受不起。
张承彦不明白的是，老袁这样年纪的人是不应该轻易被恐吓到的，他怎么主动到校长那儿去坦陈心曲呢？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祁思魁。在他们的惶惑中，袁伯驹开腔了：“有一天左校长找我有事，顺便我和他谈了这一段时间我想弄明白却没有弄明白的问题。这事儿没钱组长说的那么严重。我这个人在国民党部队里是个文书，没见过什么大官。后来到学校，见到的最大干部就是教育局局长。所
以说，认为领导不爱批评，爱听恭维话，纯粹是瞎猜，其实爱听恭维话的是我们自己，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一个旧军人这不假，可是我也是新时代的人民教师。左校长那天还说，革命不分先后，我没有理由自卑。”钱文淑觉得袁伯驹根本没有说到她所指望的点子上，可是，说他站到党的对立面这话已经够重的了，总不能一上来就扣他反党的帽子吧？姜铭似乎看到了自己效力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接着袁伯驹的话：“袁教师，我们谁也没有歧视你旧军人出身的问题。不是有一句话说到家庭出身的吗？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在于自己。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现在你是怎么看待你周围的一切，包括怎么看待党的干部，把党的干部和旧政府的官员混为一谈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那是要摔大跟头的。”祁思魁听了姜铭的发言，心中升起一种憎恶，一个本来日常所见的普通话题，偏要生拉硬扯达到致人死地的政治高度。可是，不能与他针锋相对，与他针锋相对，就是与钱文淑过不去，与钱文淑过不去，就是坏了左校长的部署，还可以一直推理下去，直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祁思魁敢吗？但是很明显，这次对袁伯驹与前两次对楚璧还，范若蠡不太一样，至少在目前老袁的量级还差一个等级。如果任由姜铭这样的拔高，上升的空间是存在的。他发言了：“袁老师，我记得你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你那位上尉长官告诉你的，团长太太一天把一面镜子摔得粉碎，把勤务兵吓一跳。后来才知道，是那面镜子把她照丑了。镜子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错呢？你说完这个故事很感慨，要是有人当面说那位团长太太丑，那还得了，不要把人生吃掉？也许你对这个故事印象太深了，所以产生所有人都不爱听批评话的定向思维。你呀，得换换脑子哟。”袁伯驹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亏他会嫁接。几个人都说了，张老师不想说也不行了，他佩服小祁编故事的技巧，他的说辞是另一种：“我小时候，妈妈的教育方式非打即骂，正是所谓打憨了屁股骂憨了脸，对批评无所谓了。我这个与领导干部虚心接受批评那是两回事。我不是爱批评，是批评对我不起作用。要是我做了袁老师的领导，袁老师是不是会高兴呢？不见得。所以呀，什么事都要两面看。袁老师能主动地与领导交谈，向领导敞开心屝，就说明他相信领导尊敬领导，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张承彦老辣之处让祁思魁大开眼界：你钱文淑不是说袁老师站到党的对立面了吗？你姜铭不是说袁老师把共产党干部和旧政府官员混为一谈了吗？可袁老师是主动与领导交流，汇报思想，充满了信任和尊敬，何来对立？怎么混淆？连参加语文组会议的刘亦秀也不能不对张承彦在心里竖起大姆指。他虽然弄不清袁伯驹遭批的原委，但是听张老师一说，大致清楚了，是袁主动向左校长交心。刘亦秀的心情很矛盾，他知道，一个单位领导的政绩与划的右派多少有关，他实在不愿意老左再添佳绩；另一方面，老左对他已有不满，如果其他方向都平静无事，很可能将矛头指向他，学校出乱象，他就安全。语文组的情况他也无法把持。只好不得要领地说：“袁老师，你要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好好消化，要认真找出产生不正确思想的根源。这样的会我们还要开，我们的目的是最终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解决什么，他没说，也没人问。刘亦秀没有给钱文淑有力支持，这使钱文淑很失望，她想很快就抓住第二个范若蠡，可惜屎盆子硬是扣不上。你说老袁狡滑吧，他又是主动交心的，不是谁揭发他什么问题；你说他老实吧，他在批判会上就是不按你的指定路径走，做出对党对新社会忠心拥护的样子。看来只有向校长汇报，请他面授机宜。
钱文淑对左步云很崇拜，能力强，眼光独到，男子汉味道魅力四射。他家那位杜副局长杜文若同志，刚结婚那几年还是不错的，说不上琴瑟情深，倒也和和气气。自从当了教育局副局长，接触面广了，渐渐地，在家交公粮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也难怪，外面税赋太重，哪还有余力交家里租子？想钱文淑正值盛年，怎么能忍受长期冷落？你既然随意沾花惹草，我何妨偶然出墙？于是，在一个很适当的时候，她投进了左校长的怀抱。她并不打算和杜文若离婚，只不过是寻求刺激，对丈夫稍示薄惩。所以，不须要左步云给什么承诺。这种游戏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没有负担的享受。左步云并不欣赏钱文淑，把她当个干将使，仅仅只是她是副局长的老婆。钱文淑的投怀送抱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觉得有机会宣泄一下也好。他很自信，自信就难免露出行迹，以致被刘亦秀窥见端倪。察人至苛者也会防人至密，刘亦秀一句看似随便的问话引起他的警觉，想要在校长室听到钱文淑的嘻笑，在门房老杨处听到校长和钱老师迟归的话再无可能。
到左校长那儿去了，才知道语文组的情况早在预料之中。左步云认为，袁伯驹不象是一个大靶子，但在整个运动中，有这么一味调料也不错。钱文淑了解到，理化生物教研组一个叫谭概的老师大大值得深挖。那位谭老师倒不是主动与校长交心的，是被同教研组的一个要好的哥们告发的。那哥们也不是存心害他。有一天，此人看报纸，对身边一个人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是专政对象，那什么人是民主对象呢？”旁边人接话：“没听过你这种奇谈怪论，还有什么民主对象！要有，那不就是老百姓？”他说：“老百姓哪有什么民主，老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民主，屌用没有!”“啊，你是说，我们老百姓没有民主？”“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么说的。”这么一扯，扯到教研组组长那儿去了，那人猴急之下，说这些说都是从谭概那里听来的。谭老师说中国老百姓没有民主习惯，给他也不会用，不会用就可能乱用，所以还是不能给。老人对小孩有句话：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染坊。民主象魔鬼，一出来就可能生幺蛾子。那个人把自己撇清了，却把谭老师送到刀俎下。教研组长在校长的启示下找到问题所在：谭概恶毒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国家的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他怎么能说民主不能吃也不能穿，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没有民主习惯呢？还有，怎么叫给你也没用？那就是说没有给老百姓享受民主权利了？又怎么说给你你会乱用，这不是把人民群众与右派分子混为一谈了吗？这就是赤裸裸的右派言论！发现谭概是一大收获，袁伯驹本来就没有多大油水，现在看来更不必浪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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