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尹承东：《甘特的冬天》译者、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韩慧强：《甘特的冬天》责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编审
2015年，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的《甘特的冬天》在中国的出版，成为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十分巧合的是，我们与全世界的读者一道刚刚送走一位文学大师——20世纪拉美文学“爆炸”的主爆手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就迎来了另一位“爆炸后”文学的领军人物——巴拉圭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马科斯，两位作家风格各异，属于前后相接的两个不同时代。
8月11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第六届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竖立在11个与会国旗帜的中央。当北方大学校长、《甘特的冬天》的作者马科斯博士为该书中文版译者、翻译家尹承东颁发人文荣誉博士学位证书、绶带和金质奖章时，整个大厅回响起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文学，像神奇的纽带，将两个尚未建交的遥远国度连在了一起。
那么，《甘特的冬天》及其拉美“爆炸后”文学作品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译者为何要翻译这部小说？为什么说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理论是解读这部作品的理论依据？……这诸多问题的探究，就在载誉归来的尹承东博士及应邀出席研讨会的韩慧强先生与记者的对话中。
送上门来的“爆炸后”文学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翻译《甘特的冬天》这部小说的由来。作为译者，您怎么会同这部小说结缘？
尹承东：2014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巴拉圭的邮件，是一位叫何塞·纳瓦罗的先生发来的，他没头没脑地建议我翻译巴拉圭的一部题为《甘特的冬天》的长篇小说，并说除不收版权费外，还给我4000美元的翻译费。尽管开出的条件很优厚，但当时我既不认识这位何塞先生，也不了解这部作品，加上又正在最后审定屈原的《楚辞》译稿，所以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想何塞先生却不放弃，继续一封封邮件来催，显得十分真诚。我有些盛情难却了，于是便请他把书寄给我在中央联络部研究巴拉圭问题的学生王小翠，让她写出小说提要给我看。何塞先生这样做了，而我这位学生也很快写出了提要，那时我经过资料查对，发现这部小说不仅是拉丁美洲“爆炸后”文学的典范之作，而且作者马科斯也是研究拉美“爆炸”和“爆炸后”文学的权威人物，还是巴拉圭的议员和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长。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决定合作翻译这部名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进一步说明翻译的理由及其价值所在？
尹承东：《甘特的冬天》篇幅不到30万字，但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奇特，作者马科斯在有限的篇幅内巧妙地采用倒叙、插叙、拼贴、对位、互文、意识流等多种手法，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巴拉圭那片遥远、陌生大地上色彩斑斓的族群以及他们的社会、人生图景，表现了那里人民的顽强不屈、英勇反抗军人暴政的斗争精神。作者本人即是巴拉圭斯特罗斯纳独裁暴政的牺牲品，曾被迫流亡国外10多年，因此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更具特色的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俄国文学大师M. M. 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理论，对叙事体文学的写作模式进行了一次深入而有益的美学探索。该小说自1987年出版后一版再版，不断修改完善，并陆续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到2013年的这个版本，则演变成了独特的评点本，即除了小说本身之外，又由美国的巴拉圭文学专家特雷西·K.刘易斯加上了评点性的长篇前言、注释、参考书目和详尽的索引。这在拉美小说史上尚属首次。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此说来，翻译的难度一定不小？
尹承东：是的。不少篇幅整页没有标点符号，翻译起来可说步步维艰，这也就明白了巴方为何开出那么慷慨的条件。但是，难点同样让译者感到好奇，对译者充满诱惑，并从中获得愉悦。所以，尽管费时费力，我们在出版社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到今年6月还是比合同日期提前两个月完成定稿，并于当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小说出版后，巴拉圭方面很快就邀请你们前去访问。
尹承东：对！对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高兴，很快发函邀请我出席他们在亚松森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对方的邀请我表示了感谢，但考虑到我国与巴拉圭尚未建交，签证问题不好解决，加上路途遥远，于是便婉言谢绝了。但对方似是看透了我的顾虑，再次来信明确了三件事：旅行费用由他们全部承担；签证只需把护照寄往巴拉圭由他们负责办理；研讨会上将正式授予我人文荣誉博士证书、绶带和金质奖章。考虑到我年事已高，也考虑到进一步的合作关系，后又增加邀请本书责编韩慧强先生与我同行。结果我又是一次盛情难却，于是在8月9日，我们二人就登上了飞往巴拉圭的航班。
言语的狂欢和意象的丛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在巴拉圭的情况我报已作报道（见本报9月17日第六版《满城争说中国翻译家》）。不过除此之外，读者还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甘特的冬天》这部作品，尤其是它同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文学理论的关系。
尹承东：美国学者刘易斯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指出：巴赫金预见性的理论为解读近几十年来包括《甘特的冬天》在内的世界优秀小说提供了思想依据。根据巴赫金的理论，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西方长篇小说创作便出现了一个根本转向，这一转向的标志就是长篇小说语言的功能开始拓展，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叙述者（作者）较为单一不变的腔调，其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叙事，而是把长篇小说视作一个整体，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多语（杂语）和多声部对话是长篇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色，长篇小说的修辞手法首先便是充分发挥文本的这一多语的优势，使内部的各种声音相互发生关联，从而产生多声部对话的艺术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读这部作品，确实对我们的阅读习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常是线性的。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说，拉美“爆炸后”文学、实验小说，让人几乎读不下去。但他又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人的思维非常复杂，不是线性或者浅层次的，而是复杂、穿插的。线性的写法在欧美、拉美早就过时了。
韩慧强：赵教授的看法简单、明了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文学叙事艺术及风格的转向。中国读者通常习惯于搜寻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尽管我们对拉美小说已不陌生，年轻一代读者对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也耳熟能详，但我相信，在拿到这本“爆炸后”文学的代表作时，许多读者仍然会感到茫然，仿佛突然置身在一个陌生的言语和意象的丛林中。
原因很简单，《甘特的冬天》属于典型后现代文本，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前一代叙事大师的作品迥异其趣，情节破碎了，语义的容量增加了，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所言，《甘特的冬天》以其娴熟的对话技巧展开了一个无尽的浩瀚的语义世界：一双鞋子走过万水千山，仿佛迷失在遥远的国度，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回家。一只悲痛的雪茄感受到教堂广场上的孤清，而此时的广场或阒寂无人，或人头攒动，但并无一人与这支悲痛的雪茄有什么瓜葛。黄昏已降临广场，无声的裂痕和疲沓的教堂分散了丁香花的残香，倦意袭来，而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马德里的冬天正穿过埃丽萨的两眼。这是小说第一部第四章中的几个意象，作家以此来表现埃丽萨从阿根廷临近巴拉圭的小城科连特斯主教卡塞雷斯家出来，独自坐在广场的椅子上追忆在马德里度过的年轻岁月。对人物本身，作家着墨不多，而仅仅选取了鞋子、雪茄以及与南美夏日相对的马德里的冬日这几个意象，便有效地烘托出人物内心的孤寂。
尹承东：你看他写埃丽萨怀念马德里旧日的生活：“那种微笑沙哑的寂静时刻中的生活像只苍白的风筝突如其来，那些东西过去了，却还像个秘密一样在模糊的双眼、灰烬和记忆中颤抖、停在那里。” 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演进，都融汇成一个个充满诗意的意象，通篇表现出言语狂欢的性质。当然，人们再也享受不到从前那种轻松、安适的阅读体验了。读者要么知难而退，要么放弃从前的经验，冒险进入文本所提供的这一开放的言语和意象的丛林。
寻找自由、美丽的无恶之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是多声部、多层次、多角度，这部作品应该还是有故事的主体框架吧？
尹承东：如果要在《甘特的冬天》中找寻故事的主体框架，我们或许可以说，作者较完整地展开了科连特斯小城（影射亚松森）基罗加和萨纳布里亚两个家族的命运，而在这主体框架上又连接着几条副线，由此展开追溯民族国家的历史、被放逐者异乡漂泊的经历、年轻人的性爱及成长故事、军人政府的独裁统治及草菅人命等不同主题，广泛而深刻地描绘出巴拉圭的社会现实风貌。
韩慧强：这个框架便是小说开篇所讲述的卡拉伊人的悲剧性预言。在南美中、东部的图皮瓜拉尼人中间，生活着一个特殊的通灵群落——卡拉伊人，西方殖民者称其为异教徒、撒旦之手。他们像北方民族中的萨满师，掌管世人与上天的交通。卡拉伊人在各部落巡游，四处宣讲末世预言：“世界是邪恶的”、“大地是丑陋的”。人类应摆脱目前邪恶、丑陋的现状，复归于大洪水之前与天使共享的乐土。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这些上天的代言人的确说出了原住民内心的恐惧。印第安祖先遗留的生存法则和道德训诫已不足与外来文化相抗衡；卡拉伊人的预言宣告了太阳、月亮等文化神明所护佑的旧世界的消亡。他们相信，世界将被火和来自天国的一只巨大的美洲豹所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报》：拉美这片土地真是太神奇了，记得2012年12月，玛雅人预言的所谓“世界末日”，也让全世界的媒体忙乎了好一阵子。马科斯为什么要在书中放入卡拉伊人的预言呢？
韩慧强：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拉美文学的发展便可发现，西方现代文学在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若热·亚马多、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代大师手中已发生奇妙的变化，那就是与拉美本土文化的嫁接，尤其是原住民印第安人及黑人、阿拉伯人等移民文化、传说渗入到这些作家的血液中，从而形成与英美文学、法兰西文学、德语文学迥乎不同的文学形态，刚健沉雄，色彩斑斓。《甘特的冬天》也是一样，作者充分借鉴了当地图皮瓜拉尼人的神话与传说，对这个卡拉伊人的预言虽着墨不多，但在全篇的布局上隐然构成了故事的基干，它与科连特斯小城中的两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起着主导、收束全篇的作用。
在此后的情节中，火与美洲豹的意象时隐时现：卡塞雷斯主教发现落在车里的《圣经》，其中一页已被美洲豹的犬牙撕碎了；象征军人残暴统治的古梅辛多·拉腊因准将谋财害命，在杀死基罗加夫妇后又纵火焚尸，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替阿尔贝托和贝罗尼卡兄妹复仇，英语教师阿苏亚加和埃丽萨导演了一出现代假面剧，戴美洲豹面具除掉了穷凶极恶的拉腊因准将；而在故事结尾处，冤屈致死的索莱达幻化成一只美洲豹，与开头卡拉伊人预言相呼应。
尹承东：在小说的语义层面上，卡拉伊人的预言同样与内容紧密相连。在叙事文本之外，作者还增添了一个形而上的探寻的声音，即以南美原住民的宇宙观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卡拉伊人寻找无恶之境的旅程，象征着一个民族对文明传统的自新之路的坚定、执着的探寻。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这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浩浩荡荡从亚马逊河口出发，寻找无恶之境——这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又是何等的激动人心！
尹承东：是啊，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有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在不安与恐惧的驱使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向着他们所向往的自由美好的无恶之境进发。因此，这探寻既来自作者本人，又是近代以来拉丁美洲人民悬而未决、亟待解决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时空体与互文性的成功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来分析一下作品的时空结构？
尹承东：历史与现实并置，多语、杂语在小说的诸多场景产生多声部的对话效果，构成了《甘特的冬天》的另一类蕴含丰富的语义层面。如小说描写埃丽萨·林奇在巴黎图书馆查阅资料，主人公与巴拉圭历史上那位埃丽萨·林奇夫人同名同姓，从而构成典型的历史与现实重合的双声现象。埃丽萨走进图书馆，借了一盘加缪描写阿尔及利亚的磁带，由此关联到19世纪巴黎那位风流美艳的爱尔兰女子，历史上的埃丽萨·林奇夫人也曾到访过阿尔及利亚。埃丽萨透过窗子看到广场上的三色旗，而法国的三色旗在此又使埃丽萨联想到巴拉圭的三色旗，三国同盟战争期间索拉诺·洛佩斯倒在了三色旗下，以及埃丽萨·林奇夫人遭到放逐、回到法国的情形。过去与现实在人物的视域和内心重合在了一起。恰好历史上的那位林奇夫人回到法国后，亦曾在巴黎的一所图书馆中分辨法国和巴拉圭两国国旗，人物似乎具有了现实和历史双重身份，这是作者成功运用巴赫金的时空体手法而产生的独特的艺术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看到，作品中还出现了许多引文，即互文手法的大量使用。互文性思想也属于巴赫金叙事理论的范畴，即：任何一篇表述性文章都通过或含蓄或确切的方式与其他文章相连，如映射、引用，从而实现外部声音与原文声音的对位。
尹承东：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文写作也讲互文，但那是在一句或一篇之内参互成文、互文见义，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修辞手法，与后现代语境下的互文性大不相同。当代叙事艺术中所讲的互文强调文本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和可拓展性，这样来达到作品与外部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马科斯在文本中掌控各种语体的外部文本，旧典、新典信手拈来，都拼搭得天衣无缝，表现出深厚而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艺术功力。显然，在中国读者眼中，互文既是这部长篇作品有别于此前接触到的许多西方小说的最大特点，也是在阅读中遇到的最大难点。这也是《甘特的冬天》有别于拉美“爆炸”时期的许多作品，而成为“爆炸后”文学的典范之作的关键所在。
韩慧强：如在本书中，有关卡拉伊人的预言追本溯源，涉及早期欧洲旅行家、传教士在南美探险、殖民的历史，从而与许多有关原住民语言、巫教、文化的外部文本发生联系。作品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随时引用前人及同时代作者的诗文、著作，尤其大量引用了作者自己的诗文。如第三部第十二章中歌颂为反抗暴政英勇献身的女大学生索莱达，作者在同一段中先引用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你是酒，你是诗，或者是美德，随便你是什么好了，但是你要喝醉。”然后引用作者自己的诗《流亡者》：“您忘记了一盏灯，一张桌子，一本书。您忘记了南方遥远的脸庞，沉浸在新的喜欢旅行的习俗之中，朱顶雀、饥渴、村落让您结识了一层淡薄的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的神态温润如玉/我的美丽如同一只贞洁的美洲豹……” 这是小说中的女诗人索莱达的诗句，真的很美，且极具象征意味。据说这也是马科斯自己的作品？
尹承东：对。马科斯的诗写得非常之好，这两句诗有点石成金之效。他让引文有时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了词语或句子中，有时则以变体的形式隐藏在情节或意象中……
韩慧强：又如第三部第十一章中引用作者本人《诗与歌》中的《洛佩斯Ⅱ》：“我们从这儿歌唱你们，以你们的名字歌唱祖国。你们的名字是勇敢而光荣的同志的名字。”引文与原诗又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刘易斯在这儿加了一个长长的注脚，指出：“详细地叙述这些改动大概要写一篇文章……马科斯似乎要在诗中放大洛佩斯的形象，以便包含一个集体的你，也就是这个你是由几个历史人物组成的，一个归根结底是跟全拉丁美洲人民和读者休戚相关的你。”引文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式都十分考究，意在包含更多的语义，从而大大地拓展文本的叙事时空。这一文本与巴拉圭及拉丁美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广的联系，难怪巴拉圭文化与教育部指定该书为“国民教育读本”。
要用悖论来训练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介绍，巴拉圭作家马科斯不仅是拉美“爆炸后”文学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还是“爆炸后”文学研究的权威人物，评论界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研究拉美文学从“爆炸”向“爆炸后”过渡，并且划清了这两个阶段界线的学者。那么，能否请您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马科斯主要学术著作及观点？从时间上，我们该如何区分拉美“爆炸”和“爆炸后”文学？
尹承东：马科斯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爆炸后”》、《罗亚·巴斯托斯，“爆炸后”文学的先驱》和《文学“爆炸”和“爆炸后”文学研究》。这几部作品在拉美备受推崇。它们不仅对拉美“文学爆炸”和“爆炸后”两个阶段本身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而且还划清了几条界线，即从1950年末期至1975年为“文学爆炸”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一批人主要是写实，所以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流派；而到了1975年以后，涌现了一大批新人，他们不想步前人的后尘专注于写实，而是要走出一条新路，从创作的语言上、结构上、形式上都要创新，都要展现一种新风格，这种被称为“实验文学”的创作思潮一直持续到1985年或者说1990年，但似乎不完全成功，于是这之后又重新回归现实主义。这些观点在马科斯的专著中都有涉及，所以他被称为“在研究拉美‘文学爆炸’和‘爆炸后’文学方面功不可没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拉美“爆炸”文学曾让上世纪80年代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作家感到很吃惊：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那么，“爆炸后”文学能给今天的中国作家带来怎样的启迪？
尹承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所以成功，除了他的宏大主题思想之外，那就是写作手法上的创新，亦即它不同于之前的任何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其实，《甘特的冬天》的成功，也在于它的全面创新。比如，同样写暴力，但其写法既不同于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也不同于其他拉丁美洲以暴力为主题的作品，如巴尔加斯·略萨的《公山羊的节日》等。再譬如那个纷杂美妙的语义世界，那是其他作品中绝没出现过的。再如，作品采用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理论，但它又对这一理论有新的开掘和发展。
所以，我认为读“爆炸后”文学中国作家最应该受到的启迪就是“创新”，即创作要有开拓精神，要进步，要发展，尤其要挣脱那种“承诺文学”的影响和模式。正如马科斯在文本中所说，“要用悖论来训练思维，而不是用定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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