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一方面，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另一方面，无法忽视的是“女性本身承担生育负担，没有得到男性和社会的足够重视”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小说的原名是‘子宫’，偏直接些，后来改为‘息壤’，生命的繁衍，生生不息的意思。”作家盛可以以这句话作为介绍新作《息壤》时的开场白。3月3日下午，“从给予中照见自己——盛可以新书《息壤》见面会”在北京市新华书店·城市书房举行。
子宫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子宫也给女性带来了“疼痛”。例如，女性避孕可能会带来的伤害，女性想生育但无法生育的疼痛以及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敢生”的生育焦虑等。但子宫也是女性的生命载体，它赋予了女性“给予”的特质，又促使女性在给予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更新与成长。
“《息壤》表达的是女性为自己生育权做主的呼唤和探讨。但真的能做到‘我的身体我做主吗’？不一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教授在见面会现场说。
随着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一方面，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另一方面，无法忽视的是“女性本身承担生育负担，没有得到男性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作家盛可以说，“中国女性的状况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2019年伊始，经济学家任泽平组建的研究团队撰写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展现出严峻的生育形势：“‘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2018年将大幅下滑。”
“与国际相比，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报告》称，这样的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是，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消失。
《报告》分析，生育基础削弱和生育成本的约束都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晚婚晚育、单身丁克和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了生育基础。另外，住房教育医疗的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都会抑制生育行为。
此前，根据中新网的报道，相关调查显示，当下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是影响民众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
“生育、养育成本增加，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降下来不可能，只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曾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要想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想办法解决民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兴办公立托儿所、幼儿园，延长义务教育，对农村贫困家庭给予生育补贴等都是减轻家庭生育负担的做法。
除此之外，亦有声音指出，低生育率的背后，也有长期以来被忽视、被压抑的女性的影子。
微信公众号“橙雨伞”1月7日发表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背后：女性的沉默“罢工”》充分表达了这个观点。大量的留言，展现了这个话题的被关注度，也或多或少地戳中了不少人的痛点。
文章写道：“生孩子、带孩子，实际是被划分到无报酬且无地位的‘私领域’工作——比不上‘赚钱养家’来得重要。于是，女性付出的生理代价、时间、精力、情感劳动、孩子对母亲自我的吞噬、职场歧视、专业发展机会、社会地位……一直被视而不见，仿佛空气和水一样理所当然……”
“女性大多只能自己背负一切，靠对母职“伟大”“爱”的信仰以及对孤独终老的恐惧，来说服自己忍耐、付出和承担。”文章写道。
在谈及新作中女性的生育观时，盛可以说：“《息壤》中的女性有的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二胎后必须接受绝育手术。但她们也深切地感受到生育之累，越是生育，便越失去了个人的力量，越受困其中。虽说有的女人认为绝育后不再有怀孕的隐忧，这不过是阿Q精神的另一种写照，也是一种自嘲。”
“不同时代的女性，有不同的思想观念，受社会环境影响，社会越开放，文明程度越高，女性对自己的人生和身体便会有更清晰与理性的认知。”盛可以说。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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