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韦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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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反映当下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中篇小说《底流》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不少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题材。其实这个题材之于我，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非常自然的事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较早地关注了留学生问题；而作为一名留学生家长，我对这个题材有着天然的可以直接进入的便利。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欧洲是中国留学生最好的去处，这里有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有名单一长串的各学科门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顶级作家、思想家、艺术家更是灿若星河。所以2015年5月，当得知儿子由国家公派到比利时根特大学读博时，我就感到了由衷的高兴。而更令我兴奋的是，当时儿子还从北京赶了回来，到融水老家去探望他已经垂垂老了却还时时念叨着他的祖父母，完成了一次出国之前的亲情抵达。
两年后的夏天，趁儿子有半个月的休假，我与妻子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乘海航空客A330飞抵达布鲁塞尔，成就了一次西欧之旅，也成就了中篇小说《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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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根特遍布教堂，众多石砌房子、古堡，在阳光下一派金碧辉煌。建于13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非常有名，教堂高大雄伟，耸入云天，夺魂摄魄。从儿子寓所去圣尼古拉斯大教堂广场，必得经过莱斯河上的圣米歇尔大桥，桥西端有座石头垒砌的古老房子，高达4层，这座楼房开了家中餐馆，名字就叫锦江饭店。每次经过圣米歇尔大桥，我都要驻留片刻，仔细观赏饭店的中文匾牌和饭店门口爬满了半幅墙的那架枝叶葱郁的百香果。当时我就想，得写个小说，中篇的，因为这里的一切已经给了我神秘的启发和足够的创作冲动。后来，根特锦江饭店和它墙上那架百香果，成了《底流》中重要的细节。
到根特的第三天，儿子的休假也开始了，我们先从布鲁塞尔飞德国汉堡，那天，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恰好在汉堡举行，汉堡安保外松内紧，两架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盘旋，运河上所有的桥梁都有警察值守，警灯闪烁的警车在一些重要街区巡游。有意思的是，几十个嬉皮士模样的年轻人，拍打着皮鼓、呼喊口号在大街上游行，警察却对之不闻不问。运河边上的一个小广场，中小学生身着制服，正列队参加鼓号比赛。市民们纷纷驻足，拿出手机拍照。我们在汉堡城兜了一圈后，就转飞瑞士苏黎世。
抵达苏黎世已是下午7点多，却仍旧国内晌午过点的样子。流连于苏黎世湖，看湖上浩渺烟波，赏湖畔名人群雕，眼前鸥鸟翻飞，耳边弦歌回响，感觉琼瑶仙境也莫过如此。苏黎世湖东南端，是最壮观的一段。夏风无休止地卷起数米高的惊澜，又迅即将之摔打到湖岸礁石上，击碎的巨浪再次腾空而起，散成漫天雪花。
马利特河南面坡上，是赫赫有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所建于1854年的大学，以它的自由、严谨、深邃和博大，赢得了世人的惊叹和欢呼，这里先后诞生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1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榜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排名第八位。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游，为我书写欧洲大学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认知和感受。
次日近午，儿子在苏黎世一家租车店租了辆马自达小汽车，开始了我们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四国十几个城市的漫游，这一番游历下来，中篇小说《底流》的情节走向也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随着全球化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人数也不断增长，仅留学读博，国家每年就派出1万人，本科、硕士生留学，已是一个难以统计得具体的数字。留学生群体的低龄化，以及出国前未经过专门培训、疏导，致使留学生中出现不少问题，比如不团结、不善于交流沟通、语言能力低学习压力大、荒疏学业游戏人生等等。为国内亲友做“代购”骗取留学所在国的退税，就是中国留学生引起所在国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
高中毕业到根特留学的潘灵艳，家境本来不错的，父亲在大苗山一家信用社当领导，潘灵艳又是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的独女。她做“代购”，起初是出于新鲜好奇，等到全心身恋上来根特大学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陈凌后，因为要对这份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爱有所付出，又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涉嫌犯罪，断了潘灵艳的生活来源，她才彻底地被“代购”绑架，并险些踏上了不归路。
博士生陈凌心气很高傲，时时处处希图独占上风，他勤奋、用功，天分也不低，学研成果十分突出，他也因此而瞧不起同是博士生的韩远方和宋雨时，他对潘灵艳的始乱终弃，究其实也是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占有”和“灭杀”心理作祟，人性的善和恶纠集于一身，当恶的一面抬头时，便是厄运的开端。期待着陈凌最终能在现实的铁律面前有所醒悟、忏悔、改变，从而走向洒满春光的人生路。
小说1号人物韩远方，性格温和敦厚，为人正直朴实，懂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能处处替他人着想，也善于发现同龄人的长处，鼓励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向前迈进。因为他，根特4名中国留学生能很好地处在一起。韩远方身上折射出来的光辉，鼓舞了其他人的斗志，实际上，他也是留学生无形中的领头大哥。韩远方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表现，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小说为此做了不少铺垫。
宋雨时才气丰沛，在根特大学留学的时间也最长，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因为禀赋高，他就能够在繁重的学业之余，活跃于各种社会活动，视野也就格外的开阔。他与陈凌两人之间的缠斗，实际上就是两个心高气傲年轻人的无聊游戏。
留学生涯，并不全是荣耀、热烈、光鲜，远离故土的孤独感、学业受困的挫折感、生活不适的凄凉感……都得由留学者自己承担。4名八○后九○后留学生，在根特这块他国异乡的土地上，挥洒了他们人性中最隐匿的一部分，让我们感喟、同情、悲悯，为他们击节、担忧、落泪。
将小说中的人物都定位于与西部一座城市有牵连，是要让小说出发和抵达的基础更加宽厚扎实。我对于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的了解，还是比较深入具体的，这就为小说情节展开提供了充足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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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从来是只打腹稿不列提纲的。我曾经尝试过先拟定提纲这种做法，但结果发现，这做法不仅费时费神，到了真正写的时候，还发现这个提纲根本没法用，所有的故事情节走向、人物形象雕塑、文本主旨要义等等，全都不会按提纲来指示，而是如同水银泻地，汪洋恣意，磅礴千钧。有意思的是，最近读到的马尔克斯一篇演讲，他的写作，竟与我的状况十分恰切。他说：“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我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18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但我想，马尔克斯肯定是懂得怎么写下去的，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个人经历、生活中所有的素材、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他那个民族的故事，就是他连缀成那部横空出世惊世骇俗之巨著的基本内核。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马尔克斯这样说：“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一部民族史，是不需要想象和技巧的，有独到的见地和切入骨髓的感觉，就足够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能说只要有了生活，就一定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吗？缺乏某个领域里的生活，就一定写不了这个领域里的题材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生活如朝阳晚霞、流水萍踪，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只有不断地在你心底里累积、发酵、滚涌，进而沉淀下来，并不断地生长、灼烧、冲撞你的心壁，让你按捺不住的那部分生活，才能进入写作；生活又是相通的，没看见过大海不等于不懂得大海的气势，某个领域的生活缺失，可以通过既有的生活去给光。当然，更可以通过“恶补”去完备起来。
由于有充分的素材准备，我写小说，就只考虑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类别，一俟定型，便信笔挥洒开去，从来不做全面的完整的构思，也不拟定任何创作提纲。因为所有看似成熟完整的构思，在写下去之后势必要走样。而人物性格的逻辑，生活本身的法则，力量都极其强大，大到足以冲破提纲这个藩篱，而按照自身法则直接抵达小说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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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从比利时回来后，我有3篇文章需要完成。其中两篇是赴欧之前已完成了初稿的散文《父亲的项目》和纪实文学《百年奔流》，散文1万字，纪实文学3万字，都得尽快杀青，以便杂志社编辑能顺利送审。欧洲归来，一篇游记性散文必是要作的，规模也定在1万字左右，这就是后来的《你的颜色，玫瑰之色》。到了年底，写欧洲中国留学生的小说，也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给自己的作品起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好的名字对于一部作品，足以视为成功了一半。与过去先写下去，等反复想好了之后再确定名字（标题）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一次，《底流》这个名字（标题）早就在我脑子里定型了，创作中所有的故事情节、所有的细节描写、所有的叙述交代，都必须惦记和仰望着这个名字（题目）。
底流，这是海洋地质学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海洋底部一种较稳定、不受其他层次洋流控制，但又有着自身变数的洋流状态。小说主人公——攻读海洋地质专业的留欧博士生韩远方，他的专业中就有“底流”这个术语，让“底流”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特定意象，并在文中多次出现，暗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
写作《底流》的时候，儿子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韩远方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我的儿子，韩远方的言行举止，大部分直接取材于我儿子。韩远方的经历，我儿子大部分都经历过。所以，小说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对儿子，对家人、对我自己的一次再认识过程。坦白地说，由于我的时运不济，八○后的儿子跟着吃了许多的苦，这在他的同龄人中，确是不多见的。那些年，我们夫妻辗转融水多个山区学校，既上主科，又分别在各自的学校兼任着班主任，工作繁重得根本无法关照他，才1岁多，就先后丢他在我的老家和他的外祖母家。1994年11月，我们办好手续调柳州时，因考虑到学业的完整性，又让他独自一人在水东外婆家住了半年。如此看来，我为了自己所谓的“抵达”，亏欠儿子的实在是太多了，本应更加疼爱他才是。然而，我对他的成长、学习、进步，往往是严厉多于温慈、苛责多于淳教。在儿子面前，我每每摆出一副不苟言笑、凛然可畏的样子来，现在想来，委实可笑、无知、愚蠢。鲁迅先生的《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我是自小便熟读并能背诵下来的。1984年12月22日，从融水县城返大年乡中学，途径三江县富禄乡，我在乡供销社新华书店买了本《傅雷家书》，也反复读了数遍，傅雷的慈父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书本上做了许多勾画和眉批。那时候，我就发誓要“学会做父亲”。然而知易行难，并且实际情境中的做法，很多地方是极端错误的。
任何小孩都有被爱的权利，所有父母都有给予真爱的责任。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存在着云泥之别。不要拿东西方文化差别说话，也不要拿中国传统文化来为自己解脱。因为，鲁迅就是中国人，而且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中国人。疼爱并懂得赏识子女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缺乏，豪放如辛弃疾，不也写出了“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样隽永耐读的佳句吗？
儿子在比利时留学三年，性格变得更加沉稳温和了，他的智识、思想、见地，远远地超越了我。对于我写作《底流》，他一再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我写好后发给他，央他帮鉴别一些国外地名、人名、科学术语等细节性正误，岂料他电脑上一通大加删改，不但改了一些情节，还把所有的地名全改了。这我是不能答应的，最后通通要了回来。
儿子在努力拼搏他的“抵达”，他的抵达于我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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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流》成稿后至发表前，已有4位读者读过电子文档，我儿子、妻子、四弟和老朋友陈方，他们都提了不少很中肯的意见，有的我采纳了，有的我不依从。四弟提出的不能让韩远方介日里为陈凌的鸡毛蒜皮事所困扰，他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人生。这个建议就很好，我接受了，随之给韩远方增加了3个情节，突出了他的学研成果，从而使这个1号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起来。
《底流》是我用力最多的一个中篇，作品成型后，我感觉自己虚脱了一场。从2014年底开始创作《三江红》第一个中篇小说以来，这种状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过的。正因为如此，我决计要给她找一个最好的婆家——也就是说非得在国字号刊物上发表。有朋友建议我投给《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一定会用。我不是没想过这个给我以厚爱的名刊，但我更想到的是不能老蹭着少数民族这个便利去挤占《民族文学》的版面，何况我的一篇散文和一篇报告文学已经确定了要在《民族文学》上发。反复掂量后，《底流》于2018年3月发到了《中国作家》杂志投稿邮箱，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确实等得心都焦了还没有任何消息。在这等待的中，我又对作品的局部作了一些修改。到了2018年8月26日，重新梳理了一遍的《底流》，再次发往《中国作家》。9月10日，好消息终于来了：“小说《底流》将于11月发表。祝贺！”
《底流》终于抵达国家最高级别刊物之一！
真心感谢《中国作家》杂志，愿你永远年青、蓬勃、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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