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来临，随着节气来到昆明滇池的是红嘴鸥，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来，从遥远的北方来，离开千里冰封的雪地，与兴致勃勃北方观雪的南人形成逆向的流群，群鸟南飞，南人北上，一个过冬，一个也过冬，一个生存，一个生活。
与鸥鸟同来到春城的，还有各地游人，再怎么冬，春城还是春，昆明四季如春的好，鸟知晓，人也知晓。
明媚而温暖的阳光下，抛洒鸟食引鸥鸟来啄，借着那扇翅滞空的瞬间拍照，几乎就是滇池每个旅客的固定动作，传染病一样，出奇一致。
就行为的集体性而言，人与鸟并无不同。我很怀疑红嘴鸥是不是来自俄罗斯，鸟只讲生存环境，适者生存，识不得也不讲国别，哪里安全、舒适、自由，往哪里去。滇池畔，红嘴鸥浮漾水波上，男女游人容光满面，抛洒食物如施舍的救物主。凭栏迎风，我奇怪地思考一个与冬日昆明滇池红嘴鸥翩飞景致悖离很远的问题，所谓的自由、平等普世价值，不过是人类向禽兽本能的回归。人类将自己区别于禽兽，经过千万年的探索，得出的真理就是自然界动物生存的规律。简言之，人为禽兽，这就对了。
禽兽顺应地球脉动，不忤逆，不改变，自由迁徙，逐草丰水美而居，平等禽兽生，食草的食草，食肉的食肉，吃自然的，也被自然吃，本性如何就如何待人接物，鸟不想着地下跑，兽也不敢奢天上飞。
红嘴鸥每年如期而来。它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凡眼无法区分雄雌老幼，飞行、啄食、浮游姿势至少在人看来没有区别，如此带来的好处，不需要护肤品、化妆品，不需要冬虫夏草，不用美颜相机，男女老少咱都一样，天生平等，平等极简，平等到深刻。不要说人对禽兽无法区分，不同人种看对方似乎也觉得长得都一个模样，行为亦然。
种群的高度统一，在现如今恰恰是人类又想着要极力避免的，怕，怕如老大哥治下的社会，怕肉体到思想的整齐，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没有个体的自由。
人真的奇怪，人追求的自由是个体的、个性的自由，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自由，但人又离不开种族群体的千篇一律，离群索居的毕竟是极少数，就像草原落单的狮子，再怎么称王，都有饿死或者被吃掉的时候，还很快。
红嘴鸥在昆明停留几个月，冬天去昆明的旅人都去看从遥远白桦林来的鸟，而相当多的旅人也是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我很理解，他们到南方来不是为了来看鸟，他们只是带了鸟的本性也是来过冬的，或者只是短暂时间里温暖几天。北方人到南方来看同样从北方来的鸟，仿佛异乡遇故人，自然有一种喜悦，与南方人看北方来的鸟，是不一样的惊喜。
从北方到昆明旅人中最著名的是吴三桂。在昆明鸣凤山山巅，可以看到他铸的金殿、宝剑，供奉他的兵器，一把很长看着很沉的木柄大刀，没有图片上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好看，但仅仅是面对这把大刀，就很难想象持刀人该是如何的伟岸和高大，才挥舞得动，抡圆起来，就能体会什么叫“横扫千军”了。我有些怀疑这把大刀是不是原装的，可能是景区后期制造的吧，为了给游客一个震撼，用了夸张手法。若真为吴三桂留下，也可能是他做平西王时特别造出来给自己贴金的。总之有那么一把长刀横在山顶道观里，城里有那么一个院子，曾经居住一个北方人。吴三桂这个北方人在昆明生活得潇洒呢，相当于一片地方的皇帝了，他后来又反清朝，我看是不得不反，那么如春的生活不过造什么反，康熙要削藩嘛，只好反。
吴三桂到昆明时候，红嘴鸥一样逢冬南来，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在滇池浮游翱翔，与现在被保护很好不同，那时可能还面临捕鸟的人，等开春北回，队伍损失不少，但毕竟总体安全，种群在，生活在，周而复始，永世不变。
吴三桂是否想过开春后回到北方，他带着大队人马重新打上反清复明旗号北上，只是才到洞庭，还在南方，最后薨于衡山，没能像红嘴鸥来来回回地南来北往。
滇池湖边上的茶室是仿古现代建筑，全国每个景区都有，模样粗糙雷同，跟红嘴鸥似的个个都长一样。人的眼睛识别率不高，与看红嘴鸥类似，分不清谁对谁。茶室没开门，旅游淡季，人不多，能理解。我后来去了雄达茶叶市场觅茶，看见一款普洱茶印着“平西王府”商标，很郑重地买了两块茶砖收藏。一边喝茶一边漫无边际思游，像红嘴鸥飞徙万里，栖息在滇池水面，只在游人抛掷食物时，应景飞起，满足人的好奇和好心。
普洱茶沾上文化的边后，每个昆明人都像是茶文化人，整出来的招牌噱头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连平西王府都不能逃脱，却没有一个噱头留给红嘴鸥，多少有点奇怪。要是吴三桂看到他的平西王府被边陲疆民拿来做商品广告，不知道会不会生气，传说他是个易怒的人，又孔武有力，明朝那些事儿里有生动的描写。我一边喝茶，一边想要是吴三桂看到平西王府普洱茶，万一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可能得把普洱茶给灭了，惊天动地的事都干了，茶叶的有无兴亡实在是太过简单的事。
有说红嘴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昆明环境治理好了，那鸟才大老远过来的，本来还要往南，看着环境不错，人也好客善良，留了下来，成为生命中第二故乡。
我对此很是怀疑，每年度假式的来两三个月，说是观光旅游、打工觅食、夏病冬治都可以，生活的本能而已，就一过冬地方。除非你从此停下来，褪去候鸟的习性，同化成为本地土著，不过哪怕人类愿意，好吃好喝地伺候，鸟也不干，有悖天性，违反自然规律，也有悖自由追求的本性。红嘴鸥是候鸟，候鸟之所以是候鸟，就因为它是候，随候而动，应候而行。智人进化成现代人，并将自己置于地球食物链顶端，就依着自然规律，不停迁徙，停下来，再迁徙，再停下来，繁衍生息，孕育种群。各个物种有各个物种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
吴三桂要是懂得适可而止，停下脚步，也许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会更好些，从山海关一路迁徙到西南边陲，差不多等同红嘴鸥的行程了。追击南明皇帝做甚，放一放，留个敌人在外边，可以保持自己的存在，勒杀了，将自己由有用变成无用，狡兔死，走狗烹，多浅显的道理啊，手握重兵，尾大不掉，多危险啊。甚至，可以像两面派、墙头草那样，暗通款曲，保有实力，求得安心。削藩，两千多年前晁错就干这事了，什么时候都会削，不削就乱，不用想。最后反清，还打着复明的旗帜，谁信你，步步皆错。
人的悲剧一时悲剧，一世悲剧。
红嘴鸥游嬉般携家带口，整个家庭种族集体向南，谋食和休憩，悠闲舒适，而雄心终不会被温柔乡磨灭，终归还是要回到广袤肃杀，气概非凡的西伯利亚。那听着都感觉寒冷的名字，红嘴鸥从不承认是个流放地，不承认那是命运的终点。吴三桂不可能像红嘴鸥在春暖花开时回到东北，但又不偃服于崇山峻岭的高原、溽热原始的森林，只可怜了吴姓子孙。
也难怪，若你曾经站在山海关巍峨的城台，北风萧瑟，伫立老龙头，北倚燕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一夫当关的雄浑气势，如何看得上西南热带雨林孔雀开屏的旖旎，实在是两个世界。
见疑于中央，雄心又未泯，吴三桂除了覆灭，别无他途。
其实昆明最为人记得的，不是吴三桂，对汉人而言，他是奸；对明朝而言，他是贼；对大顺而言，他是敌；对清廷而言，他是患。
中国儒家传统观念是义在利先，重义轻利，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若是如文天祥在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吴三桂几百上千年都为世人传颂。没有平行世界，历史也不能重来。
如今，对昆明来说，吴三桂是一个尴尬的存在，有什么可宣扬的，什么事迹，什么人格，与主流价值观不符，放在哪朝哪代都不符。权当吴三桂就是个文物，留了金殿、大刀、府邸和与陈圆圆扯不清的风流情事，甚至金庸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那虚构的使坏，作了旅游产品。所以平西王府作了普洱茶的店名招牌，给老百姓借个名，混口饭吃而已，断不会生气。生什么气呢，生气当年就不要放清兵入关。
新社会了，对如烟往事，作历史给专家学者说吧，老百姓不需承担那么沉重的话题，也不需辨明真伪如何，老百姓如红嘴鸥，只管享受旖旎和闲适。
昆明最为人记得的，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昆明。聚集了全中国当时最有文化的教授和最为刻苦用功的学生，他们的非凡成就流传于世，其盛名全不在吴三桂之下，并且都是正能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之后的中国人大凡读点书的，没有不景仰传说他们的事迹，哪怕仅仅是浮光掠影的平常事。
抗战时期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民族觉醒，多年以后，这将作为中国不可磨灭的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予以标榜，我以为愈往后愈发觉着它的伟大。这个伟大的时代，西南联合大学的人物往事，是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亮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天下己任和自觉对历史的追寻与传承，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都会将这个时代的人文继承和发展。
漫步云南大学高木林荫，看林徽因设计的建筑，与我想象中有些差距。梁思成的书里提到他和林设计的建筑，我觉得都可以去觅来看看，特别是林徽因，她的设计应该如她的人间四月天一样秀美吧，相比较她这首最标签最著名的诗，我更喜欢她的另一首《藤花前》，仿佛看到无数青年男女在昆明，面对战火依然清朗：
紫藤花开了
轻轻的放着香
没有人知道……
紫藤花开了
轻轻的放着香，
没有人知道。
楼不管，曲廊不作声，
蓝天里白云行去，
池子一脉静；
水面散着浮萍，
水底下挂着倒影。
紫藤花开了
没有人知道！
蓝天里白云行去，
小院，
无意中我走到花前。
轻香，风吹过
花心，
风吹过我，——
望着无语紫色点。
而当我看到林徽因设计的女生宿舍，低楼曲廊，小院荷池，仿佛就看到紫藤花下曼妙女生卷书缓行，还有一个感觉是秀丽中含着一种保护的力量，半包围封闭的建筑，内中有一个园子，可供女生守闺自成一个独立系统，四周碉楼式的角楼迂廊，不是柔弱无力的，而是战力的储备和可迅速的移动。相比较辉煌精致的金殿，这个如今整饬得过于严谨工整的少了活泼生气和力量的建筑，竟还是多了生气和力量，一种看不见但体会得到的气息，金殿是不朽的，只是嗅不到活气，没有人的气，连暮气都无，只有不朽的腐气、死气。
红嘴鸥让昆明人喜爱，让游人不远万里来喜爱，它能浮游能飞翔，这个水鸽子生气勃勃，万里奔来，丝毫看不出倦意，该歇歇，该盘旋盘旋，自在生活，又无关你的喜好。
等春天来到，红嘴鸥北回，它们是否会记得在昆明滇池的风花雪月，记得昆明人和其他观者的热情好客，想象应该是记得的，来年它们还来，在有生之年不停往返。抗战胜利后，那些避乱的知识分子也陆续离开大后方，有的不再回来，但后人可以从回忆文章里看到他们的记忆，他们对这片土地感情很深，他们对自己的家国责任很清，对命运的顺应和苦难的豁达，成为中国人文大厦的基石。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骨。
惦记昆明而归来的还有蔡锷将军，他从西南到了北方，又从北方回到南方，然后举兵北伐。岳麓山有他的国祭之墓，北平八大胡同有他与小凤仙真真假假的故事，但人们记得的却是他在昆明辛亥年间的重九起义和讨袁护国军。
往七贤庄走走能看到很多那段时期的激荡革命和风云人物，从辛亥革命开始，云南就从未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
大地不会移动，但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变得郁郁葱葱，或者枯燥贫瘠。红嘴鸥其实也会改变的，比如澳大利亚大面积山火，一烧几个月，假使红嘴鸥和飞禽本来要去过冬的，也得改地方才不致于可能饿死，不变的是自然本性，秋季离开繁殖地往南迁徙，春季再返回去繁殖，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高法则，是在自然存在的理由。
人多了社会属性，除了为自己和家庭，还要为这个生活的国家和社会努力。举大事者与渔樵耕夫，归根结底都如同红嘴鸥，不过是为着生存和更好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