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的母亲，总的来说算是心灵手巧的。
也许是因为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人称七婆。我外公外婆都在七八十岁时才离世，他们去世的时候我妈三十五、六，大约算起来，他们应该在四十岁左右生下母亲，也算是老来得子吧。外公外婆也已经生有两个健康的儿子，不存在传宗接代连生七个非要生个儿子的问题，至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是根深蒂固的，但“父母对于满儿、奶奶对于长孙”的疼爱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母亲所得的宠爱可想而知。也许就因为排行老幺，惟一一个满女，成长的过程中难免有些娇纵，也养成了她事事争高低、处处占鳌头的性格。我的母亲如何做外公外婆的女儿，对我来说，就像历史，所知道的已不多也不真切，多半是后来由母亲自己说起；如何做了别人的老婆，我所知道的也不多，因为前因后果并没有我的参与，多半也是母亲自己说起，父亲从来不提；如何做我的母亲，因为客观对象是我，我便知道的略微多了些，但对于人情世故的认知也得从我有记忆、能分辨开始。
我的母亲心灵手巧，表现在很多方面，她长得虽然矮小—她的矮小也是等我青春期发育后身高超过她一个头才发现的，估计只有一米四，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怕她身高遗传到我，但她做的活精致，尤其表现在针线活上：她纳的鞋底，针针麻利，针眼匀称整齐；做的鞋面别出心裁，款式新潮，每当新鞋做成让我试大小的时候，那脚感、那自豪感，用现在的话说：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我就是整个村最靓的崽，因为可以看出来别人家小孩穿的鞋就是一双为了不光着脚而凑合着做出来的鞋，而母亲是每一针每一线都走了心的。
穿新鞋的愉悦感，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要不就在上半天因为鞋面沾了泥巴而被骂，要不就在下半天因为踩了脏水湿了鞋底而被揍。无论母亲如何教育我要爱惜鞋子，可一双鞋总是穿不了多久就会坏，坏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大脚趾头总是会磨穿鞋面露出来，偶尔两只鞋和两只脚配合得当都露出来，看上去比较匀称得过且过，最怕的就是一只鞋子早早地破了洞，走路的时候还要故意让另一只脚的大脚趾头翘起来卖力磨擦，加快速度尽早磨个洞出来与旁边的鞋子对称。“你脚趾头是刀做的吧”，母亲每次在给我们收拾鞋子的时候，常常这样严厉而恰当地训斥，而我听了这句话后的感想无非就是肯定了母亲的话：我的脚是刀做的，果真厉害！
母亲的毛线衣织得也是一绝。我穿过母亲织的很多毛线衣，每个冬天都会有新的毛线衣，多半是她在夏天与邻居们边聊天边织的，我印象当中，她织毛线的手比她的嘴巴动得还快，别人说舌头是身体最灵活的部分，可我觉得母亲的双手才是最灵活的。她织毛线的时候左手和右手的配合比她说话时候上嘴唇和下嘴唇的配合还要利索，话有说错的时候，但我好像没看到过她织毛线织错针数和线路。母亲织毛线的技艺在整个村里都难找得到对手，我没有看到过谁织毛线的手法赶得上母亲，我也没有看到过谁穿的毛线衣无论是款式还是图案能超过母亲织的，无论什么花样什么款式，母亲只要看一眼就懂得如何织出来。我穿着母亲织的毛线衣时，也总是莫名奇妙的被一些大人拉过去对我全身打量，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伴随着啧啧赞叹，偶尔也听到他们说真好看，我也就误以为是称赞我好看了，也就任由他们把我扯来扯去，其实他们关心的只是我身上的毛线衣而已。
母亲也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织毛线衣的手法，总是对坐在旁边的学生（有年纪大的长辈、也有同辈的闺蜜、更有不上学无事可做的女孩子）不吝赐教。我对于穿在身上的毛线衣究竟是如何被母亲这样那样的穿针引线变化而来曾有过好奇和想不明白，不过随着慢慢长大，男孩子的心思也不在这些妇女们津津乐道的针线活上了。
也许就是因为有一位心灵手巧的母亲，我才对自己的衣着记忆犹新。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我的印象当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少，我只记得它是母亲的嫁妆，如果按年份来算的话，我应该管它叫哥哥，可惜它陪伴我们的日子并不长，它给我带来的惊喜也不多，因为它在我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随着我弟弟的出生而被当做超生罚款给村干部抢走了，那一年我五岁。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去市场赶集，买过一段叫“的确良”的布，我想这段布应该是用来做衣服了，如果买布是用来做衣服的话，那应该就是母亲自己亲自缝纫的。我还清晰的记得在我家里存在很多年的跟缝纫机一块配套来的尺子和在布上画线条的粉笔，朦胧中也看到过母亲飞快地铎布，我围在缝纫机旁边，因为害怕缝纫机那“哆哆哆”的针把我的手缝进去而不敢把手放在缝纫机台面上，有时候趁着大人不在的时候，也去摸索过缝纫机，但对于为何脚踩踏板、飞轮转动、针线飞舞就可以把两块布缝在一起，百思不得解。这台缝纫机长得这么大，还有这么多零部件组成，还有飞轮，针线口还会一上一下地跳动，它是多么好的一台玩具啊，我想着等我身高超过台面、力气大到能转动飞轮、脚能再长一点够得住踏板，我就能操作这台大玩具了，可惜，这个梦在我弟弟出生的时候就破了。
至今都想不明白，当年村里的干部在搞计划生育时为何会那么的霸道、那么地不近人情。我弟弟是母亲偷偷躲在外面生下来的，孩子能躲着生，但不能一辈子带着孩子躲着生活，总得回家。家，除了三间木板屋，几张桌椅，一张床，一个半大不小的衣柜之外，再值钱的就是那个能把我装下的米缸和锅碗瓢盆了。做了超生游击队回家之后，没过几天，村里计划生育的几个人就找上门来了，要母亲交超生罚款。我依稀的记得那一天，我并没有不听话而讨打挨骂，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发生，日子很是平常，当几个大人一跨进我家厨房门坎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母亲抱着还是婴儿的弟弟在灶前坐着烧柴、生火、做饭，面对来抄家的村干部，她已知道来意，我看不出她有多么的紧张，而是像往常一样烧着火、哄着怀中的弟弟。我听到一个大人说“不交钱就把屋拆了、板子拆去卖了抵罚款”，我听到母亲的回答是：你们要拆就拆，钱反正没有。
计划生育的人来抄家这一天，我的印象当中，我爸没有出现过，住在隔壁的爷爷、奶奶没有出现过，我所有亲戚没有出现过，有的只是看热闹的邻居和路人。后来也有可能是看到我家一贫如洗，实在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拿，屋拆了也就三间破屋，费了功夫不说可能还卖不了几个钱，最终，他们抢走了缝纫机，好像也只抢走了缝纫机，陶瓷米缸那么重又不值钱他们肯定是不要的，几条板凳抢了去也不顶什么用，那个衣柜吧，乱七八糟的破衣服袜子一大堆，估计也是他们懒得清理，索性这台缝纫机还算干脆，直接扛走了事。这一伙计划生育的人走了很久，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我还在门口盯望着我家的缝纫机，最后一眼远远看到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独自扛着缝纫机从田埂中间小路穿过，最终消失在对面人家的屋檐处。我就这样一直盯着，一直望着，一直到天完全黑了看不见远方。
我想，最终就是那个高个子男人他们家霸占了我家的缝纫机吧，不知道这台缝纫机最终会被别人置于何处，有没有派上用场，我至今甚是想念，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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