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兰振《溺死者》
肖涛
是一种记忆捕捞，也是一次倒逆成长；是一瞥原乡回望，也是一剂叙事疗伤。既交织着爱与死的回响，又缝入自我与切身的密藏，《溺死者》重拾近些年缺失颓靡的乡村题材，却又是赵兰振祭献给生身大地与母语故土的一阕麦穗如簇涌现的哀歌。小麦文化哺育的语言织品，缥缈着槐花与蒿草的蓬勃香气。
机灵黠趣的兔子，此起彼伏的蝉唱，游弋倏忽的蜥蜴，跳踉闪惑的蜻蜓……诸种儿童画般的象喻，演绎着农耕文化日趋荒芜的感伤民谣。继邵振国《麦客》以及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后，赵兰振又一次催动了汩汩流淌的诗性麦香，并将其调弄成熏染盛夏光年的麦田挽歌。
毕竟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经由肆意施加除草剂，而今接近灭种了，反正我多年未见过，要么它们变种了。而那池塘翠柳、河堤槐荫，俨然中原大地小麦种植区才有的自然风光。此中丰饶多产的地域风物，如今尚存多少，不得而知。但麦子意象绝非现实的饰品，而是赵兰振回味个人经验事物的具体形式，是一种记忆书写范式和话语表意方式，也是一次想象力对真理寓所的反复投射。
赵兰振这一代的经历，大致为成长历程中的高淘汰率和“跳农门”所遭遇的磨难障碍。“吃商品粮”俨然成为农家子弟的政治无意识，即意味着身份经由一个抛物线式的上升下降之变后，人生从此堕入了或城或乡、成王败寇的二元背反。赵兰振《溺水者》的叙事策略，表面看似解开了一个令主人公螺号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魔怔心结，其深层主旨则寄寓于主人公螺号为摆脱死亡阴影的束缚而产生的诸种变态意识，从此勘探地方性知识所塑形出的一代人，他们如何为卸载自身灵魂深处烙印着的本土文化密码而导致生活与命运的多重变轨。唯有在死亡阴影里，命运才成为纠缠着主人公沉溺于“罪与罚”体验的咒符，并成为使之服膺于土地与泥沼的沉重磨盘。
谷米|大雨、冬生|螺号，两组人物对子，构成了不是矛盾的矛盾。死亡暗中操控了叙事话语。死亡分孽衍生出了小说欲望叙事的相关符码，最终耽美况味十足的抒情语体成了表征无意识这一欲望区域的显形装置。主人公螺号身上凸显出来的那喀索斯式“自恋情结”才是《溺死者》的隐形主题。为表征这一主题，《溺水者》大致囊括了三种语式：
一种是不确定副词。《溺死者》存在着“我觉得”的否定与肯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犹如英文“I think” 宾语从句的否定句和反义疑问句一样，纠缠着叙述主人公螺号的经验世界和体验世界。
另一种是动物意象。兔子或与月神崇拜有关，即意味着大雨也成了男孩心目中的Anima原型，犹如令无数诗人念兹在兹的月宫嫦娥。蝈蝈、蝉、蜻蜓等夏日的精灵意象，实质统归于少年田园诗世界的视听符号。当它们进化为兔子的时候，少年已是青年，新媳妇则成了风韵犹存的少妇。
最后是感官修辞。赵兰振是写味道的好手，槐花香、麦子香，甚至灰尘和黄土以及裹挟它们的风，也播撒着熏醉魂魄的梦幻香味。播撒死亡和爱欲的诗性话语由此浮现出来，交织成文本主旋律。鼻子器官同时承载着感官交往的渠道，它附属于眼球，而最终却独自开掘出一条记忆暗沟，创伤开阖张弛于鼻子，欲望则暗中编码并导演着爱与死的剧情。
关乎鼻子所操持的感官叙事，《溺水者》开头即以气味抓住了视线，犹如马尔克斯笔下“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沉落前目光所截留裁剪的一角天地玄黄。这个段落体块很大，信息量丰盈，确实像一块石头。沉默的石头，分泌出葳葳冷漠的菌丝；苍翠的苔痕，又染上了疏疏隔膜的墙影。从此，你不难发现这种暗含陌生化叙事技巧段落的隐喻功能。而从鼻子这一转喻空间中又生成了富蕴厚重隐喻性的象征体，是否意味着小说大容量语言织体的“石头记”？而叙事与其是捕捞记忆，毋宁说叙事本然具备的自我治愈功能，并在各种互动性的诉说与聆听中，卸载了压在心底许多年的“石头”。
冬生死于“抱石头过河”的象征叙事，追忆者螺号也沉陷于裹挟自责与愧疚的创伤记忆之深河而难以自拔。《溺水者》催开了我们共有的源自乡村生活的创伤性记忆，或者说，这本薄薄的小说“唤醒”了乡村出身者浑身遍体被沾满月光的麦芒扎伤的共有成长经验。螺号为何偏执于那些令他不快的梦、螺号为何费尽心机要挖掘冬生死因以及螺号成长期的强迫性重复症，俨然超越了寻常人生的快乐需求，而更多出于死亡本能。正是受死亡本能的召唤，螺号各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和人生走向，才对内表现为回归从前、趋于平静，对外则是各种破坏——学习成绩、高考、婚姻生活、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等。这又让小说故事弧画出了一个呈螺旋式向下无限坠落的悲剧主题。
《溺水者》之所以能唤起读者如我及共情者的十三岁并使我等以自身经历将接下来的阅读流程斩断，进而衍化出别异故事空间，继而绵延不绝地拓展续写下去，或许昭示了一个交互叙事时代的到来与盛行。文学阅读的缅想体验，又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小说不朽的记忆价值和叙事疗愈功能。
——读赵兰振《夜长梦多》之感
陈锟
阳光明媚得让人想落泪，出自《夜长梦多》末节第四段。
创作这部小说，赵兰振几次落泪，落过几多泪，我不清楚。我亲眼所见，一九九四年秋天，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在鲁院进修的一帮人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在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面前，他凝视良久——生活于贫困苦难中的老农，黄土般的脸面、沟壑似的额头——走开没几步，又回过来凝视良久——老农略微开裂的嘴唇、手中粗劣的饭碗——走向展厅一隅，低头流泪。咦，兰振为啥哭了？这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几个人的惊疑。在《夜长梦多》的前面部分，读到有关嘘水村村民习惯到屋外凑热闹吃饭的“饭场”之描写，看到他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之情形，我明白了一个生长于中原农村，一个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骨科医生的农民之子，彼时于美术馆里与自己的“父亲”不期而遇——兰振为啥哭了。头一回读兰振的作品，便是在鲁院期间。好像是，一个小中篇，发在《莽原》上。是那种描述加交代，事件带出人物，矛盾冲突显示人物性格，乡村生活气息弥漫其间，最后露条光明小尾巴的小说。在鲁院，我们经常聚于一起聊文学谈写作。兰振的宿舍里还住着个年轻神父——据称小说散文诗歌样样来，在我们聊文学的空隙，他就抓紧时间捧着《圣经》向我们布道，希望我们早日投入上帝温暖的怀抱。兰振的写作导师是托尔斯泰和福克纳，谈起两位大师来一套又一套；讲到前者——作品是文学面包，双眼充满崇敬，说到后者——作品为文学牛奶，满脸洋溢喜悦。面包加牛奶，吃得他肚皮鼓起，应该正在慢慢消化，一点一点吸收营养。读这部他呕心沥血所作的《夜长梦多》，透过行文气韵，在字里行间，我们不难闻到牛奶面包的香味儿，一丝丝一缕缕。进修结束之际，兰振有过请我到他老家去走走的邀约，可惜后来我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成行，否则可以看看令他魂牵梦萦的“嘘水村”，领略那个鬼魅出没的“南塘”之神奇。兰振还有副讲鬼故事的好口才，讲起来严肃认真，讲得又活灵活现，好像他真的跟河水鬼枪毙鬼吊死鬼饿死鬼冤死鬼打过交道。那两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引燃的拉美“爆炸文学”，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圈里溅起绚烂火花，使得兰振暗暗兴奋——这不，写小说的导师又将增添几个。其实，拉美小说导师的导师，要么近在美利坚，要么远在西欧，兰振因此又对法兰西文学产生了深厚兴趣。发现《夜长梦多》中那些精灵鬼怪到嘘水村来有影去见踪，它们藉以那个南塘兴风作浪，影响着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某些村民的命运，我不禁会心一笑——兰振同志书写比口述来得精彩，精彩得多。在乡镇医院，忙着为农民兄弟捏骨头的日子，兰振一次给我寄过两部中篇稿——用五百格稿纸誊写，厚厚一刀；小说呢，使得基本上仍是老套路。我奉还时，感到沉甸甸的，不是双手，是心头。
那时，赵大夫可能正背起那只将出现于《夜长梦多》中的仿牛皮药箱，往白大褂口袋里别上一支写现实主义小说的钢笔，准备去往“墟水村”出诊——不知头天夜里有没有大红鲤跃出“南塘”，带起的水花溅湿其梦境？
《夜长梦多》第一部
现实主义小说在叙事中追求的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再现，以塑造典型人物、把握历史事件来表现作家的审美理想。进一步说，随着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不断扩展，作家写作技艺、审美趣味的不断丰富和提升，现实主义小说早已不局限于老一套的叙事形式，它更多地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思考与表达上的深入和独特。我们不难看到，很多举着现实主义小红旗的作家，已不再着重描摹生活本身的外在形态，而是努力通过一切变化着的生存场景，进入对人物生命状态的追问，对人性内在状态的省察，对人的命运和人的精神内核进行细致观察。
正如《野性的呼唤》的主人公是一条通人心、懂人语的狗，《夜长梦多》第一部的主角也不是哪个人，而是嘘水村的南塘，这口表面波澜不惊的普通大池塘，内里却隐蔽着一个残酷的时代，藏匿着一群由那个时代孕育的妖魔鬼怪，包含着与妖魔抗衡的神灵与鬼怪搏击的生灵，滋养着生死相随的苦难以及水汽般升腾不息的生命之传说，它们，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当时社会残忍的一面，也有人们在残忍的环境里变得麻木或癫狂的一面，更有家人之爱、邻里之爱的温暖一面。一切现实超现实现代后现代的因素各就各位，相得益彰，而魔幻的表现手法尤其突出，进一步张扬了生命万物的蓬勃气象。它主要以同情怜爱、亦庄亦诙的笔墨，书写了形色各异的小人物——我们的父老乡亲，艰难生存境况和困苦悲叹的生命情状，以及被严酷的现实所困守的精神状态。
“南塘开挖，不是为了灌溉，当然更不是为了养鱼，而是为了向一个重要会议献礼。这个会议的芳名叫‘三级干部会议’……当时的公社领导脑子被大年夜的鞭炮声炸得洞开，突然想起要在嘘水村村南的这片旷野里开挖一口池塘，向十天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献礼。”
这部小说的主角就这样以“献礼”的形式被塑造了出来。它让我们看得十分清楚，没有主角南塘，哪来水拖车这个可笑的人物——二流子似的“渔夫”？他在这个主角南塘身上网得“一片鱼鳞，有巴掌那么大，呈半透明状，下半部分红得滴血”；这枚磷光闪闪的大鱼鳞，简直就是《百年孤独》头里的那个“冰块”，它像一面魔镜，一下子映入整个嘘水村，映出一个又一个人物，一张又一张嘴脸，还有许许多多天灾和人祸、疾苦与悲剧，以及若隐若现的灵魂。
映现于我们眼帘的大队干部老鹰，代表权力和正义，更代表邪恶与残暴，他对举着那枚大鱼鳞“宣传迷信”的水拖车道出“你是不是又想上上绳啦”，听似玩笑般随口一说，实则是发自冷酷的内心——多么渴望随意捆绑一个村人，置人于生不如死的境地；这个老鹰，捆绑人，像吃鸦片吃出了瘾头——俗话说得好，鸦片瘾头到，比死还难熬；他真像只可怕的老鹰，时时刻刻盘旋于村子上空，俯视着逮获鸡仔的良机。喏，机会终于来了——翅膀，一个年仅十三的男孩，夜里在南塘边的露天场上睡着了，“而孩子不是一个人睡的。嗖嗖的寒风比横飞的乱石更凌利，没有死透的灰堆的皮肤被蹭开，丝丝点点的血光一疼痛，就能看清沉醉不醒的翅膀，和他紧紧搂抱着的一条大鱼！他痴迷的小脸依偎在大鱼的脸上，就像一片窄窄的花萼。”就这样，以老鹰为首的“几个人都看见了这个‘阶级斗争活教材’得抱着鱼睡觉的作案现场……在手电筒的锥形光域里，翅膀仍然在幸福地沉睡！他一只手抚着大红鱼的胸鳍，屈起的膝盖棚在鱼腹上；他的小脸蛋仍然亲密地依偎着鱼脑袋。在几个粗壮的声音爆发的同时，老鹰抢先一步，咣地把孩子踢离了大红鱼”。接下来，翅膀戴着“下流坯”“小反动”等“一顶顶沉重的桂冠，被绳捆索绑”地押着去游街示众，胸前还挂着“一块用农药的包装箱做成的牌子，黄不拉嚓的带骷髅的背景上赫然趴着一堆大字：社会主义淡水鱼 / 强奸犯”，最后被押送到公社派出所。这个遭受“人祸”的小男孩，幸好得到了刘所长的及时解救。
在这部小说中，写到老鹰的文段不过寥寥几处，着墨并不多，但这个以粗线条勾勒的人物形象给人印象之深刻，如同我们走在乡间路上，突然发现一条眼镜蛇迎面昂首竖立，信子一伸一缩，咝咝作响。
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在一道强行命令之下，几百双白天劳作农活或操持家务的手，夜里被迫去开挖南塘，让我们见识了人原来还有这种死法：
“那个人死了……没有看见他的头，不知道他的身子哪端是上哪端是下。后来人们才呓怔过来：他的头早没了，被不知多少辆架子车或独轮车的车轮碾掉了。他或许困得厉害，想在车路一旁打个盹，不知怎么样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齁齁而睡，没在意脖颈横在了车辙沟里……架子车的车轮不客气地从他的脖子上经过。也或许他是低血糖休克，一下子晕厥，因为工地上伙食并不充足，不可能人人都能吃饱。他可能剧烈挣扎过，但半睡半醒干活的人们谁也不会在意。”
假如没有主角南塘，那就幻化不出像六月里苍蝇蚊子那么多的鱼儿，吸引不来十里八乡一只只黑猫白猫黄猫虎斑猫，也捎带不出楼蜂、项雨这两个很有意思的男青年，其中一个有双会把毛线衣织得花样百出、灵巧得堪比小姑娘的手，貌相好得“连身上的虱子也是双眼皮”——黑色幽默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的后生，在嘘水村可谓绝无仅有。他俩结伴来到窑厂干活，夜晚摸黑到村里庄外去偷鸡，胆子大办法好，屡屡得手，而烧鸡吃的窍门，可能与生俱来。这对后生在烧窑期间，不幸双双变成了“烧鸡”，究其根源，还是在主角南塘身上——没有开挖出来堆积如山的泥土，何来打大量砖坯的原料，没有它去填充那座精怪般的老窑，怎能点火烧窑？请看老窑局部爆裂之后的场面：
“这窑砖已经开火五天，要不是出事，马上就可以截火了……烧透的土覆盖着楼蜂项雨……人们用棉手套蘸饱水，拨拉出土堆里的两个人时，两个人的身子已不能用手碰，一碰肉就从骨头上剥落，就像焖过头了的烧鸡。最后晾晾热气，用被子贴地裹撮着，才算把骨肉早已分离了的烧熟了的两个人收在了一块门板上抬走。”
两个后生就此在人世间和文本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无数只双眼皮虱子。需要指出的是，描写南塘里的鱼儿源源不绝地进入村子，来路不明的猫儿多得数不胜数，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篇幅过于繁复冗长，夸饰有余节约不够，而对那两个人生如此短促，生命结局惨不忍睹，很有说头且值得说道的后生之处理，又过于简单和仓促。
“……多少年后那座窑仍那么孤零零地站立着，站在旷野之上，南塘身边，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事实上，主角南塘不会道破天地间的任何秘密。
的确，这部小说让传统的阅读期待步步落空，而强烈的审美愉悦又令人久久沉浸于一幅幅虚构和想象相混合的画面之中。类似于奇书《作品第一号》，《夜长梦多》第一部也是作家自己设计的一副有四种花色的扑克牌，我们可以从中抽几张编排为一把顺子或合成一枚炸弹或成双结对延展为一溜大拖车，其目的在于使现实主义的幻想更具有说服力，在于把直视现实生活和客观世界的感觉更有效地传达给读者。整部小说就是一副扑克，一把顺子便是某个人物的生活碎片，一枚炸弹分明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悲惨结局，一副副小对子，就是一个个一闪而过的形象（景物），它们共同组成一幅巨大的拼贴面：原生态的嘘水村。每个篇章看似信手拈来地书写，开头和结束，来去的人物并没有完全附着于某个完整的事件上，因而不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任何一个人物，更深入地探视其内心世界，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叙事较分散、跳跃较随意而造成的结果；而事实上，小说的叙事隐藏着一定的秩序和意图，叙述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是那一连串的局部构成了那个庞大的群居实体。
值得称道的是，这部小说彻底回避了有些作家所惯用的写作把戏——将苦难多于幸福、凄凉超过温暖的农村描绘成一个“鸟语花香，风情月意”的乌托邦之乡，它更多地揭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无奈活着，痛苦煎熬”的残酷真相，这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发扬光大。
遍布小说的生动感人的细节，在幽暗的生活中闪闪发光，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成功之处，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小说人物独特而残缺的心灵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富有人性（反人性），尽管扭曲和压抑，尽管有些构件还可以或者说还应该做得更完整更考究。
阅读这部小说，我们注定要体验一种孤独感，还有恐怖的悬吊感，不过，只要我们的艺术直觉还没有被遍地流淌的心灵鸡汤所淹没，我们个体的审美眼力还抵得住那种文学品相破烂艺术质地粗糙且千篇一律的小说之侵蚀，便能欣然迎接作家有意打出的一手手牌，亲历一场精神磨难而获得非同一般的阅读快感。
《夜长梦多》第二部
有些作家习惯于通过对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的命运的叙述，来反映多少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揭示人性内在的诡异和芜杂，生命的错位与荒凉。这样的作品还算说得过去。更多的小说则以某某为故事主要发生地，既反映了某某历史，又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建设成就，以一个村庄的历史折射整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充分突出了某某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气息浓郁，民风民俗独特，既是对某某等历史事件的真实见证，又是对某某风土人情的细腻展现。这是写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一种模式。而《夜长梦多》绕过了这种出产文学产品的模子，它的第二部在人性的发掘上，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探究上，在命运与现实、伤害与救赎的冲突表达上，都有着上佳的表现。
《夜长梦多》所传达的时间跨度，应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三十多年时间，毫无疑问，足以让整个社会和一处乡镇发生巨变，变得完全陌生，也能叫一个人从思想到言行，由外貌至心理，焕然一新。
新的叙述者“我”——在第一部小说中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的翅膀，在这部小说里自始至终担任着叙事主角——悄然上场，他以一个三十五岁老青年的沉稳之态，为我们推开一扇无形之门，时而引领我们步入现实的表层，看他念过书的小学之形貌，认识他少年时代的偶像——天使般的少女何云燕，在乡镇学校的舞台上，看到他与同学、校长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有趣”的飞刀表演，展示了其部分的成长历程；时而又牵扯着我们的视线，缠缠绕绕地进入他的思想、想象、梦想、幻觉和内心深处。
回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有种春回大地之感，使遭受“十年严寒”的人们，感受到了丝丝暖意和些许希望，而被摧残的心灵、冰裂的情感，尚须漫长的时日，在追忆中反思、疗伤，在日常生活中化冻、修复。综观《夜长梦多》，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跳动运用得非常纯熟，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时代悄悄地变化，但我们却能察觉到这些跳动在叙述中所产生的良好的艺术效果：人物有运动的感觉、生活在前进的感觉、时间不停顿的感觉，从而联想到正在叙述的生活本身和人物自身之命运。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从精神到实体。我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相依为命的奶奶也离我而去……我是一个没有亲人也没有故乡的孤儿，我的故乡已经被一个黑夜残酷抹杀。现实的故乡早已消遁死亡，故乡只在我心中，在我的回忆中。”
于是，小说选择了另外的方向，朝着一条和解、救赎之道延伸而去——自从别离嘘水村之后二十年里从未返回过的翅膀，大学毕业留城工作，这次在清明节前夕终于踏上回故乡之路，开始了一趟精神之旅。他回村给曾十分疼爱他、在贫寒的岁月把他抚养成人的奶奶上坟烧纸，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带着礼物主动上门去见正义叔，并在他家住下——“正义叔是我家门最近的亲系”，诚心想和这位叔辈——上个时代和时代之人的代表达成和解，因为在二十多前的那个黑夜，就是这位他亲近和信赖的正义叔，自告奋勇地去找来一根绳子，成为了凶残的老鹰绳捆索绑他去游街示众的帮凶。这是全书最出彩之处，光彩闪亮于精神领域，是人类大和之光；它使整部小说的文学品位噌一下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衡量和判断长篇小说的价值有一个重要标尺，那就是考察它的精神格局。
翅膀选择半夜三更去给奶奶扫墓，也许不为别的，正是想避开白天正义叔及其家人有可能一道前往墓地，有劳人家而过意不去。出乎他的意料，在墓地发现了正义叔已先他来为奶奶烧过纸的迹象——两个时代两代人，在月光普照的坟场，在众多灵魂的监督下，在跟踪而来的正义叔的小儿子（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可爱形象）于暗中默默地见证下，无声地达成了和解。这让人想起被囚禁二十七年后的曼德拉，一晚穿上棒球服，独自从容地步入白人狂欢的棒球比赛现场，与那个白人球队队长握手拥抱的感人场景。曼德拉的伟大，不在于领导一种肤色推翻另一种肤色的压迫，而在于一手促成了种族的和解。
至此，那条捆绑于翅膀身上的绳子，在二十二年后的这个月夜才算真正落地，它像插在墓前的一炷恭香，化为了一缕青烟。要是那个老鹰还没上西天，在村子里偶遇，相信翅膀也会朝他投去一道原谅的目光，并像对待其他乡亲那样递上一支香烟。说到底，老鹰不过是笼罩于那块土地上的特有气候之产物，如同江南的梅季，平头百姓家里总会长出令人厌恶的毛霉。
“我想再次聆听麦子拔节的声音，那细碎的声音像一根一根丝线，牵着我的心，让我总听不够。只有静坐，只有屏住气，才能听清那种奇妙的音乐，越听越清朗，仿佛只有你倾听时它们才响起，它们为专注倾听的心灵弹响。……‘咔叭、咔叭’……于是你的灵魂和肉体都开始荡响，此时你才觉得原来你就是声音，生命本身就是一群聚结的美妙音符。”
听得出麦子拔节声响之人，其感觉是清亮月光，其情绪是丝状薄雾，其思想是碎片云朵，在流淌在弥漫在飘飞，它们最终凝滞于心灵，试图一点一点化解一具枷锁——由那块挂于胸前的“强奸犯”黑牌，历经二十二年的演变而成——不如干脆去找把钥匙，小小的一个物件，咔嗒一下，便可打开。
这把钥匙在哪里？
“……走向派出所，我要打听一下刘所长，他曾经一句话救了我一命，是我的救命恩人。尽管接踵而来的痛苦比他不救我少不了多少，但我仍认他当救命恩人，仍然想当面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来到镇上，翅膀得知这位救命恩人早已过世了。找他何事？“仅仅想满足一下心愿，他曾经帮助过一个不相识的孩子，让他摆脱困镜，让他活下来并在多年之后等他死了以后再来打听他的下落……即使他不死又能如何呢！”——钥匙又不在刘所长的手里。也许根本用不着什么钥匙，也许，只需一只出众的小手，像羽毛般在他心口轻轻柔柔地一撩拨，枷锁便打开了。这是可能的。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翅膀在集市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家超市门外的人群里，无意之中发现了那只似乎能打开他心灵枷锁的小手——还得仔细辨认：
“……女人短暂一愣，接着伸手朝腰里探去……极其迅速地抓住了一样东西，又顺手朝男人的脸上或者是头上一糊。……人群哗啦趔开，躲开他扔掉的那堆毒蛇——那不是毒蛇，而是滴溅着污血的一团淡绿色的纸，有人迟了好一会儿好一会儿才说，啊呀——是月经纸！是的，女人拽出了她血呼淋啦的月事纸巾，像贴膏药一般糊在了男人的头顶。”
辨认得再清楚不过了：
“何云燕，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曾为之日夜不眠、曾为之痛苦得死去活来的那个女孩，现在是这个小镇超市的女老板，是一个在恶打恶骂的吵架事件中能够随手拽出身体隐秘角落里的纸巾当武器的女人。”
运动中的小说之夜已走向黎明，作家凭借神来之笔，让这位昔日天使般的少女当街当众达到了一次“高潮”。世道的样貌，人间的真相，令人目瞪口呆。这股犹如飓风裹挟海浪涌向滩头而迅猛腾起的高潮，倾倒下来，砸向翅膀，完全掩没了他心中的美好世界，使他“既无感觉也无思想，看不见眼前的人群，听不见吵嚷声……一切夷为平地，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虚妄的想象产物，或是一场梦”。
返回嘘水村，翅膀感到心灵枷锁非但没有打开，反而越发沉重。
钥匙肯定是有的，这把小钥匙没准就别在主角南塘的裤腰带上。
“于是我站到南塘上，一次又一次走进我梦里波光粼粼的南塘。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一滴水，只是一片司空见惯的略微低洼的田地……我站的位置就是那个黑夜里我与鱼共眠的地方……远远近近声势浩大的麦苗欢呼跃动，仿佛在传布消息：‘看，他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阳光明媚得让人想落泪。
《夜长梦多》的写作始于1998年秋天，当时我刚来北京，住在景山后头一座堪称雄伟的大楼里——那座楼属俄式风格，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里”的味道，看着富丽堂皇但其实就是一座办公楼改成的筒子楼，去一趟厕所要疾步快行数百米，两旁挂着帘子的或闭或张的门列队监视着你。我住在五楼（顶楼）一处只有七平米的用垃圾间改造成的空间里——是的，我不知该如何称呼它，因为那并不是一间房，而仅仅是一处呈“L”型的盲道，像是手枪的形状。当躺在床上睡觉时，我想象自己是一粒枪膛里蕴足劲儿的子弹，要是某一处神秘的扳机扣响，我会飞射出去，掠过景山上空，掠过故宫中轴，掠过大前门……朝着故土的方向一路飞往昏冥的梦乡。
当然，飞翔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想象。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拾级而下，出门绕着尚在睡梦中的景山公园一周，回到那处狗窝一般的住处，趴在木板搭起的书桌上让笔尖与白纸亲吻，发出滋滋的不停歇的诱人声响。我想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写我生活过的村庄，村庄田野里的那一泓清澈的池塘，写写围绕这口叫做“南塘”的池塘所发生的一切……语言照亮记忆，记忆的纷繁密集令我吃惊，小到一株庄稼一只昆虫，大到一个季节一座房屋，物事尤如洪水，尤如满天的星辰，朝我拥来，覆盖了我。想象裹挟着我凌空而起，我只有顺应着语言的意志写下去，但肯定已不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语言，只有想象，不可能再有一丝多余的干扰。我白天去一家出版机构上班，仰人鼻息，拿到手略带羞辱性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作为我逃离的自圆其说的理由——之前我一直在故乡的一家乡镇卫生院工作，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骨科医生，而且小有名气，算是那一方土地上的“名医”。天天求医者盈门，让我不曾拥有过一天不被扰乱的时光。有一天晚上我去镇外的田野散步，突然听到镇上的高音喇叭在喊我的名字，吓我一大跳，侧耳细听才明白是有病人找我看病，喊我快回。我不想如此热闹，也不想被盛名之下的责任重担压死。我想逃开，想拥有吃一回安顿饭睡一场囫囵觉的生活，想静静地读读书写写我喜欢的文字。于是阴差阳错，我就钻进了北京城里的这管枪膛之居里。
写作伊始极顺利，我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天天意犹未尽。我沉浸其中，有说不完的话。对着白纸倾诉是我那一个时期的生活主体。但好景不长，接着我就搬离了那处枪膛，不再是一枚子弹，而成了一个为谋生而奔波在北京街头的匆忙男人。我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但不再拥有美好的孤独时光。因为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决计不再回返，不再重新让听诊器圈住脖颈，全家人就只能随我北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一家人的生计决非小事，我只有放弃一切，拚命做事挣钱，好让家里的米缸常满，尽顶梁之柱之重任。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想着我的小说，但却很少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写作了。再说要走进我的小说世界也不那么轻易，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深深的孤独长廊，那个世界不可能打开它的大门。
但其实这些生计之虞仍然是借口，让我举步不前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对小说的审视。我在重新认识小说，试图通过写作这部作品来探索小说深藏的奥秘，从语言,从叙述,从艺术真实乃至思想性……从各个层面抵达小说的内部。我借助不懈的阅读，借助反复的思考和琢磨，一点一点地在解开纠结，解开小说之谜。但对小说的考量越多，写作进展越艰难迟缓，有点像在缺氧的高原上攀登山峰，到了一定高度想再往上前进一厘米都困难重重。总是眼高手低，这一次你觉得已经通过了某处隘口，解决了某个难题，你肯定能够写出另一种面貌的文字，抵达理想的高度，让自己激动不已；但事实总是在唱反调，折腾来折腾去，你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你觉察出的毛病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仍然顽固地站在那儿，阻挡着你前行。
生活在悄悄出现转机，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被谋生之事困绕，我可以坦然将精力投入到小说写作中去了。这时候似乎我也解决了写作的诸多难题，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了。我开始着手完成这部延续经年的小说。我磕磕绊绊，没有再一再二地毁掉写好的文字，而是将片断连缀一体，算作漫长劳役的终结。
集体的历史和个体心灵的历史压根儿就是两码事，是两个面貌迥异的世界。但历史只关注社会事实，从来不去探究心灵风暴，而恰恰是个体心灵的微妙变幻在决定社会历史的走向。在《夜长梦多里》里，我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历史和一个人的心灵历史，让两者共同构建历史真相。但我明白这种努力也是徒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不可能以蠡测海，繁盛茂密的真相是永远无法穷尽的。
一件经过锻打的铁器，早已褪去烫红，早已成为沉甸甸的黑冰。让该使用它的人使用它，该拥有它的人拥有它，现在我只想扔开它，彻底忘掉它，就像狮子用牙齿撵走成年的孩子。写作的兴奋与沮丧皆成往昔，我已经厌倦，不想再多提这场苦役一个字。
（本专辑选自《快乐阅读》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