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颜色，山的形状，都没有变，而明天就成了今天。
木下惠介《二十四只眼睛》
01
格蕾塔喜欢对媒体讲述自己投身环保运动的故事。
那是在11岁的课堂上，她第一次了解到了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随即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她开始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全球气候报告，这最终促使她决定走向国会大楼门前。
2018年9月刚开学，15岁的格蕾塔就跑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前静坐，呼吁全世界政府立刻把改变气候变暖作为第一要务，并号召全世界青少年在每周五的时候都不去上学，来逼迫成年人们关注气候问题。她把这个行动叫做“Friday for Future”。
欧洲孩子作业少，小孩又天性爱热闹，大家纷纷响应格蕾塔的号召，加入到周五罢课行动中来。
几个月后，格蕾塔被邀请到欧洲议会上，给欧洲各国领导人“讲课”。
后来，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环保事业，全球环保明星格雷塔辍学了……
格蕾塔的环保诉求大致包括：
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二氧化碳完全零排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立即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完全取缔燃油车、燃油飞机。
中国人放弃使用木（竹）筷。
全人类改吃素。
02
人类有一种很出色的本事，就是可以把很多坏事做好，却也可以把很多好事眼睁睁地做坏。就如哲学家所说，第一次以喜剧面目出现，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一次是欢乐颂，第二次则让人品尝遗痛。当环保女神从海的女儿蕾切尔·卡逊，变成了偏执而茫然的逃学少女，西方主流文化也陷入了难以自辩的尴尬境地。如果让先驱者们回看这一地鸡毛，会发现距离最初“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的环保梦想已然相距太远。
对于那些追捧格蕾塔的自由左派人士来说，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就是推崇平民英雄，加上对弱者的同情，例如从一无所有或者普通人家起步变成亿万富豪，哪怕智商有所欠缺都没关系，正可以打上“维护多元、保护弱势”的旗号。
中国网民发明的“白左”、“圣母”等词汇，被西方的主流媒体注意并广泛报道，这两个词的含义，也包括那些在聚光灯下慷他人之慨扮演慈善家和救世主的“环保明星”。
左翼思想更容易被社会上的穷人、黑人、校园里不肯用功的学生所接受，那些空洞的理念，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但从一开始就隐伏了功利化的远景，容易被欧美各派别的权势者熟练利用。
欧美的左派自由主义者偏好均等、期盼公平，当然他们追求的，不是起点公平、自由竞争，而是终点公平、结果均等。
他们很时尚，思想多元，有的强调环保，有的为同性恋呼吁，特别善于规划美好愿景。
他们讨论大学入学的种族配额、同性恋婚姻、要不要禁枪、应该给黑人多少特殊待遇、要配备几种类型的厕所等等，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他们热衷和擅长于操控人心和制度，热衷属于价值观的争论，如跨性别平等、种族（比如现今美国的“黑命贵”运动等）这些永远争不出对错的身份政治，不惜让全社会共同蒙受经济受损、为族群撕裂买单。
而那些真正的问题，比如如何改善明显落后的基础设施、降低庞大的财政赤字、遏制日益壮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如何有效地创造就业机会等，他们似乎并不很在意。
03
在我生活的岁月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来自于英语国家。（撒切尔夫人）
欧洲曾经是一片人文昌盛的大陆，欧美自由派知识分子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帜，从莎士比亚、伏尔泰、拜伦、雨果、约翰·密尔、狄更斯、左拉、萨特，到牛顿、爱因斯坦和卡尔·波普尔等等，涵养起照亮世界的科学精神与民主传统。然而在欧洲大陆左派思潮的持续冲击下，产生了认知水准在常识之下、亢奋而偏狭的好几代人。
从国际空间站看到的欧洲夜晚
欧美左派群己界限不分，公私领域混为一谈，用集体与“政治正确”的力量，裹挟他人遵从自己的意愿，他们对身份政治的极端强调，甚至到了偏执癫狂、匪夷所思的程度，与此相悖，即为异端。黑人牙膏、美白护肤品等等，统统被认为涉嫌种族歧视，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虽未涉嫌种族歧视，但还是因未能促进“种族多样性”而被下架，其逻辑与智识水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见一斑。
“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左到极端，必成人类祸害。欧美近代四百年的文化积淀、制度建设与物质成果，何其光辉灿烂，然而小清新左派如蛭附骨，渐使欧美近代文明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陷入一个长期、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罗马帝国晚期“死于安乐”的文明堕落迹象已沉沉浮现。
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去工业化等问题影响下的一系列社会撕裂，加上西方内部的结构问题，造成了持续的财务危机，欧洲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就连自然保护运动，也成为欧洲自由左派掩盖空虚内心的精神假面，这也是“后现代环保主义者”颇具喜剧化的最后归宿。
从巴黎圣母院顶部的怪兽形演槽滴水喷口眺望艾菲尔铁塔
04
除了社会政治因素，环保运动也遇到了科学自身的迷茫。
比如说，全球变暖到底是不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
很多科学家说是，而且举出了海量数据，而很多科学家认为不是，他们的论点同样有很多数据支持。2017年1月1日，佐治亚理工学院地球与大气科学系系主任——著名气候学家朱迪斯·科里，公开发表辞职声明，她愤然谴责自己身处的学术圈，出于种种政治和经济等非科学的原因，只支持“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暖化”假说，并为此打压不同意见，令人齿冷。她还到国会公开作证，质疑人类活动与全球暖化有关。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人们越来越发现，“自然似乎更无理性，更不稳定，更不和谐了”，以前关于自然系统演替的稳定理论过时了。有时相互矛盾的数据在不同模型、理论的定义下，居然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尽管技术的发展确实一日千里，蒸汽机代替人力用了上百年，从石油的使用到核能的出现只有不到一百年，上网在30年前还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然而，被技术武装到牙齿的人类，却几乎丧失了了解自然的信心。
“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 （普朗克 《科学自传》）在许多西方国家，老一代的环保主义者逐渐老去，并且正在被具有另一种理念的新一代接替。西方国家的环境议程一直在变，要求完全禁止的环境议题，变得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有心无力，一方面也是越来越心虚，以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昨天的环境议题，到今天就变得令人生疑。
05
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环境运动的发展，会令人怀疑环保主义未来的前途。回望过往的半个多世纪，环保运动作为一种全球力量出现，像一首波澜壮丽的史诗，曾经是撼动历史、激荡人心的世纪风潮，从思想论争到广泛实践，从国家意志到外交博弈，从教育制度到价值观念，无不受其荡涤，无不受到震撼。
在一个个充满社会危机的年代，在一个个批判和反省的年代，环保主义者的声音既给人以激励，又令人难免困惑。
朱莉娅·罗伯茨主演的影片《永不妥协》，讲述一位经历了两次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与所在社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顽强抗争的故事。
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在发轫之初，很快就深入人心，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亚洲人、黑人，还有妇女纷纷加入，环保组织一度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然而，环保政策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诸多困难。
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之时，美国出现了第一个公开宣称“反环保”的总统，他寻求各种方法，消除或削弱环境管制。后来虽几经起伏，但对于环境保护来说，从政府到法院再到民众，日趋保守的态度已表露无疑。
作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小布什在环境问题上倾向于保护林业、矿业、农业、石油业等产业和美国大公司的利益。他上任后立即宣布美国撤出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认为其对美国经济施加了不公平的负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反环保势力进一步发展，发起了“明智的利用”、“财产权利”以及“郡县至上”之类的运动，以林业官员平肖的自然资源理论为旗号，得到了石油业、采矿业、牧业、渔业和诸多行业制造业的拥护，其目标是“破坏和根除环保运动”，因为“环保主义崇拜树木而牺牲人类”、环保主义者是“怨恨人类的”；同时反对联邦政府在私有财产区域内执行环保法规。
甚至与环境保护运动相抗衡的社会力量（如“绿色阻力”）也诞生了，反环保运动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在美国大选里民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中，环保议题的地位一再跌落。
甚至直接破坏环保的行动也出现了。根据美国的《濒危物种法》，至20世纪90年代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册的动植物增多，为了防止自己的地产成为被保护动物的生存栖息地，一些地产所有者不惜以砍伐森林、破坏植被等方式，破坏其地产上的生态环境，对环保主义者进行恐怖威胁。1995年，内华达州森林服务处有一枚炸弹爆炸，该处负责人的汽车在家中被炸毁，就是“明智的利用”运动所为。从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环保运动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严重分裂。
时至今日，大西洋上空温暖的海水仅仅上升了1℃，就将数十亿吨的水送入了天空。其中的一部分被飓风卷进了天空，并被抛到了海岸上。美国政府发出预警报告，这份长达1600页的报告来自13个部门，包括环保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部——当特朗普总统登上直升机飞往迈阿密官邸时，他断然对记者一挥手——他不看报告，也不相信。
2017年6月，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这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2016年4月22日由175个国家在纽约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早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声称一旦竞选成功，要取缔美国联邦环保局，并且要取消环保局最重要的一些控制气体和水污染的重大举措。
在欧洲，环保运动同样面临强大的挑战，各种各样与环境议题相关的报告、陈述和请求，已经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洪水，而且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也难以看到各方就危机达成一种共识性的解决方案。多种身份、利益、观念、价值交织在其中，以至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很难决定到底哪一个应该优先解决。经济学家用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环保主义者却缺乏如此简洁明晰的评价标准。这种状况使得欧洲国家的环保运动也越来越缺乏统一的目标，并以此去争取公众和政府支持。
06
爱因斯坦曾坦言：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就。美好的愿望，经常会出现适用范围方面的局限性，甚至会成为灾难的乌托邦。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长期以来坚持为濒危动物、尤其是鲸和海豹的生存权而奔走呼号。1983年，该组织长达7年的施压终于有了成果，新成立的欧洲议会立法，禁止幼海豹皮在欧洲出售。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禁令保护了海豹的生存权，却伤害了加拿大10万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权。
自古以来爱斯基摩人以海豹为生，可是禁令破坏了他们的食物与基本经济的来源。加拿大北极圈内经济脆弱，小小的克来得里弗村就有近半数人口靠救济为生。禁令生效后，酗酒、吸毒、犯罪、绝望导致的自杀现象剧增。
冲动的理想主义者们只注意保护海豹的生存权，却没考虑到爱斯基摩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从而将他们带入了生存困境。
“人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成了世界的极限。”（叔本华）用与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相关议题占据道德优势，将掺杂着个人目的、过度泛滥的同情心强加于他人，时间久了，人们也无法区分什么是解决问题的真正责任，什么仅仅是绿色的花言巧语。理想主义在开局时，总能点燃希望、获得掌声，高涨的情绪调高了各方的期待，但实际上加剧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这是环保主义从始至终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缺陷。
北美国家公园里的野牛宝宝
随着环保运动的演进，看似更成熟、不极端、更人性的“环境正义”也在兴起。
传统环保主义的眼光主要集中于诸如野生动物、森林、荒野等自然事务上；而“环境正义”的主张者们，则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他们始终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许多环境正义者也开始使用“濒危物种”这个环保主义者惯用的术语，然而他们所说的“濒危物种”，是指处在环境危机中的“人”，尤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社区底层的“自己”。
这样，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行动，往往在具体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大部分环保相关者都有现实的不动产利益，问题焦点甚至转移到族群、人种、性别等方面，转移到“消除环境风险分配上的种族歧视”上，草、水、土壤、沙漠、山峦、成千上万不同于人类的物种，变成了配角，消失在人类的“环保运动”之中。
大自然本身，似乎在翻卷的各色“主义”的旗帜中无声地消失了。
“环境正义”运动，这既是一个去魅化的过程，也成了人与自然认知彼此重塑的过程。
“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利奥波德）如果人类至上的观点占了上风，牺牲与责任、诗意的认知、勇毅的舍弃，都被利益之分配与边界所悄悄质变。如此说来，那环保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人类的某些弱点，真是与生俱来。环保运动放弃了批判，逃避了承担，更换了幕帷，甚至舞台上的主角也悄然变动，“环境正义”喻示了伟大梦想的分解和破碎，是退潮后大海上泛白的浮沫，是理想之火猛烈燃烧后的余烬，是现实利益的妥协与媾和。
《那曾经流淌的好时光》 尤金·德·布拉斯(1843-1931)
07
环境保护运动内部相互之间，往往也各自为政，缺乏默契和凝聚力，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分歧和挑战。
“地球优先”和“海洋牧人保护协会”这样的组织先后崛起，他们认为“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健康存在，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与人类目的及工具有用性无关”；他们主张尊重并渐次恢复大自然独立于人类的存在价值，寻求所有生命形式的平等对待，甚至开始使用更激进的行动和民事违法策略，来追求他们认为合理的环境目标。
几十年来，这一种环保理念在全球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事件。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行为，让原本抱支持立场的温和派都感到担心和恐惧的时候，可想而知，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还有些环保组织，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色彩，不仅将自然纳入到道德关照范围，更认为自然拥有精神价值或者“神性”，并最终倒向生态神学的乌托邦。社会生态学者布克钦就曾不客气地指出，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理论，“就是一个由体系框架遮掩着的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的‘大杂烩’”。
剔除神秘主义的成分，公允地讲，深层生态学算得上是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但即便如此，认为生态学可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生态学主义，也可能导致把生态学变成全方位的世界观；这种对自然地位的过度尊崇，可想而知，它永远不会演化成主流的社会观念。
科学的理解和万物有灵论并不是必然的相互排斥。更何况，科学的世界图景正在放弃机械论的模式。然而“用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来排斥现代科学对世界的理解”，就算是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上，走向深绿的环保主义者们，确实也无法赋予千差万别的自然存在以更广泛的权利与价值。
尤其当他们忽视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忽视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生存与发展。
08
曾经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注定是一个遥远的“生态乌托邦”吗？
当一种风潮走向衰落，当一种光芒逐渐黯淡，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
回顾世界环保运动与自然保护史，各种力量此消彼长，迭代相推，世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就在这生生不息的变化、抗争与妥协中浮浮沉沉。
成为鸟巢的飞机轮架
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寂静的荒野。我们的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时空，在自然界的广阔视野中思考和认识自我。
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云烟，遥望环保运动发轫之初的情景，真感觉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产物。虽然前路多歧，令人迷惘，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建立一种理论不是像毁掉一个旧的仓库，在那里建立起一座摩天大楼，它倒是像爬山一样，愈是往上爬，愈能得到新的更宽广的视野，并且愈能显示出我们的出发点与周围广大地域之间的出乎意外的联系”。
有时想象一下我们栖身的地球，这个已经存在了138亿年的天体，它曾经历过多少的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它需要我们来拯救吗？我们是否有这个能力？
地球生态内部也一直朝着无法测定的方向变化，应该也会永远地变化下去，没有什么终极的稳定状态可言。
也许，我们要做的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所有的漂浮性下面隐藏着坚固的根基，所有的随机和偶然里都蕴含着必然。即使没有自然保护运动，人类的自我修为，也需要通过发掘人内心的善和不断地扩大认同范围，努力去达到人与自然一体的境界，比如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比如人对其他物种的关心与爱护，这些其实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有如天成，无需道德训诫。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就是需要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讲，环保运动旷日持久的是是非非，也为真正的环境教育和生态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
和雨怒风，春露秋霜，大自然毫不在意人类的争辩与冲突，在匆匆变幻的岁月里，天意与人情也并非永远各行其道。无论怎样，自然保护运动与环保思潮，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社会思想，一种值得持续的活力与激情。
尤其那跨越疆界的关怀与启示，都是人类生命潜能自我实现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个人善之本质激发和扩展的过程。
那是对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对立的超越，也是对自我与自然之对立的超越。
作者 | 刘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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