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上古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乃中原文明的基石。
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河洛图》，则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为蓝本，着力描摹在河洛文化的孕育下，以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为中心的几代人，由“耕读世家”走向“中原财神”的创业史。
明清时期在中国民间社会形成的三大财神，巩义康百万是其中最被现有历史遗存（巩义康百万庄园）坐实的一个，但同时又是历史记载和传说十分单薄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无非就是河洛康家在晚清斥巨资家财迎驾西狩返归京城的慈禧太后，受到嘉奖，再有就是康家利用黄河水路承办官私商运发家致富的粗略背景。可具体的历史细节是怎么回事，经历了什么样的人事商事，历史记载资料不详，仅康家现存的一副“留余”家训牌匾，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河洛图》正是以小说填补这一空间所做的一次文学努力，这一文学努力具有以稗史补足正史的意义。小说中，作者把商业康家的前身设定为在朝为官、为民请命的河务侍郎，其祖、父两代官员或“以身填河”以治河患，或撞柱朝廷以抗不公，都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开启了家族在对朝廷政治深深失望后由官而商的转型。这一转型具有复杂的历史隐喻意义，与明朝中后期江南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不同，《河洛图》中置身于经济长期相对落后的中原文化环境中的河洛康家，其商业文化的起步却是建立在对朝廷政治所代表的学而优则仕、且已发展到腐朽阶段的封建儒官文化否定的基础上的。这是小说家对历史做出的另一种解答。
应该说，这还仅仅是一部河洛康家商业的前史，因为小说仅呈现了康家前两代由儒转商，从民间起步，一路走上财富顶端的过程，而康家其后延续十代人的繁荣史，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仍是一部有待续写的历史和文学大书。但就在这43万字的前史中，清朝中叶中原一带以黄河为主线，地跨豫、鲁、陕、苏等省的河务治理、社会经济、官私商运、民间借贷以及风土人情等等，都以作者将史料与传奇有机结合的小说书写相当程度地呈现了出来，既给人文学的审美，又给人历史的认知。
文学的审美是表现在对一个个人物的塑造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康家太爷康秀才，封建家族文化的代表、康家孙媳妇周亭兰，家族商业文化的代表、河洛康家的第一代掌门人康悔文，阴鸷的官场政治文化代表、掌管臬司（刑狱）衙门的内务府密探宋海平，基层小吏、河洛仓的记账先生仓爷，民间武师马从龙，船老大“泡爷”，土匪断指乔，豫剧艺人一品红，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官场和民间人物，构成了丰富而立体的社会阶层，小说以曲折而自洽的情节，把他们结构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清代中叶的中原河洛社会。而人物的塑造各有千秋，用力不一，或得或失，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纳得了的。
李佩甫熟稔中原文明的来龙去脉，他说：“历朝历代，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李佩甫的作品几乎都围绕中原的人和事，中原是李佩甫的家乡，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写作过程也是对中原文化的挖掘过程。康百万家族是豫商的集大成者，康家的经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现在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康秀才可以说是河洛文化的化身，《河洛图》可以说是向河洛文化致敬的一部大书。康秀才给康悔文上的第一堂课是教他“仁义礼智信”。不是在学堂里教他学写，而是让他自己到社会现实中去领悟，他让八岁的悔文去街上把“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买回来。于是，康悔文拿着两串钱直接去街上开始了“社会实践课”，悔文想破头也不知如何能买来这五个字，直到他发现桥下一群因洪水逃难来此的插着草标的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嘴里嚼着草秆不停地说饿。这瞬间激发了康悔文的恻隐之心，他把钱撒向了这些可怜人。这番举动让康悔文在河洛镇被视为傻孩子，甚至遭到母亲周亭兰的一顿打。但康秀才深表赞许，因五字中正是“仁”字当先。此事对悔文的为人处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河洛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人的立人之本，更是经商者成功的法宝。后来，面对命运的倾轧、时势的胁迫，康悔文总能顺势而动、起死回生，正是因为坚守了这五个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者把康家的崛起历程放在社会变革的大时代下认真审视，在历史的缝隙里寻找康家发达的历史密码。既反映了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国家的兴衰治乱，也反映了个人之于时代的抗拒和顺应，具有极大的思想张力。
康氏家族的另一个生存密码是，留余。留余是康家的古训，做人要留有余地，做事更要留有余地，看似朴素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的理念。造化就是大地、天空、阳光、流水，是大自然。对大自然留余，不竭泽而渔，给大自然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留余，事关国运，事关家运。康家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容待人，也正是践行了“留余”二字。正因为康家惠济天下，天下财富才惠及康家。康家的经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对世人有永久的教育意义。每个商人乃至每个人，都应具有于国尽忠、于民尽仁、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河洛图》与李佩甫以往小说的一大不同是，其以往的长篇小说，在对中原文化土壤和精神生态深研的内核外，故事表层大都致力于对中原城市和乡村二元社会的描述，表现现实政治和权力在城乡二元空间的流通。而在《河洛图》中，作者却把笔触伸进了历史，书写的是财富的流通。文章合为时而著，作者的这一内容转场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深深契合了当下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则，在以商贸运输为先导开拓中原经济版图，促进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当下，河南亟须建构本土商业文化历史，为当下提供商业文化的根基和自信；二则，也需从中原的商业文化史中挖掘积极的思想营养和价值理念，用以为今天的商贸实践做参考。
《河洛图》给人的文学启示和文化想象是丰富的，而更有价值的还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以河洛康家为代表的历史上中原商业文化理念的发掘和阐释。小说首尾两次写到了黄河决口的灾难，一次天灾，一次人祸，分别为家族叙事的驱动和结穴，作者借此也让读者看到了封建时代业已落后的儒官文化对民间商业经济的阻滞和戕害。
李佩甫曾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原人自古就有灾难思维。这应是他基于对中原文化长期观察和研究而首提的一个说法。而“灾难思维”，细究起来，难道不也是“留余”理念的深层支撑吗？凡事留有余地，以防不测（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未雨绸缪，反映的是对不测的一种机警先行。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展开理解，发散运用的。
（来源：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日报网）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