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卫
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浪潮中，黄于纲创造了一个背道而驰的奇迹。他扎根于湘西凤凰县一个极其边远的苗寨——凉灯，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那里画画和写生，别说是在今天，就是换在过去以乡村社会为主体的背景下，也很难做到。因为黄于纲受过高等教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换在过去，已是“士”的身份。士为天下任，一般都会往权力中心挤，挤不进去，才有“独善其身”之说。而像黄于纲这样自觉地疏离于物质社会的繁荣，刚出道就选择后撤的路线，实属罕见。尤其是他把异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扎根于异地，与异乡苗民同食同住，同声同气，就更是难能可贵了。所以，我对黄于纲的这种选择与坚守深为佩服，也颇为感动。
（《凉灯：山这边的中国》 黄于纲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黄于纲为什么要选择边远偏僻的湘西凉灯，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与归宿之地呢？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从小就迷恋沈从文的小说，对其笔下描绘的湘西，有着万分憧憬；比如他因失恋而徒走湘西，在凉灯受到其风土人情的感召而戛然止步等等。但抛开这些个人的情感因素，在理性选择方面，这也跟黄于纲的艺术立场与价值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的新艺术是受外来文化冲击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方式。在将外来语言不断嫁接与转换的过程中，如何植入自身的血液与灵魂，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艺术家努力寻找的方向。黄于纲续承了这个方向，他在艺术上取法于民间，问道于乡野，从贫穷落后的凉灯发现素材，挖掘资源，一方面是遵循了中国新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是为日益浮躁、日益空洞的当代艺术注入灵魂，捕捉感动人的因素。
事实上，关照现实，从广阔的民间社会取法，正是中国新艺术摆脱传统文人画的出世情怀，重新恢复表现活力与精神质感的重要途径。自徐悲鸿从法国引进写实主义方法，到蒋兆和深入社会底层，表现下层人物的悲惨境遇，一种现实主义的绘画原则便植根于中国新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构成了某种主流叙事。1949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家，下放基层参与锻炼，展开所谓深入生活的运动，除了政治的导向，方法论上秉承的就是所谓“徐蒋体系”（郎绍君语）。黄于纲似乎也在延展这个体系，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被动的参与，而是主动的选择，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席卷而来的今天，当主流艺术界早已放弃过去的创作原则后，黄于纲自觉地下放乡野，扎根农村，就有了某种反叛的意味。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即黄于纲是如何通过文化的寻根与情感的回归，走出当下千篇一律的艺术创作模式，发展自己的文化个性，拓展自己的艺术语言的。
显然，凉灯这个湘西凤凰的边远苗寨成了黄于纲的福地，给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灵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本来，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凉灯代表了边远贫穷、蒙昧落后。然而，在艺术家黄于纲眼里，凉灯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透着淳朴、真挚的气息，充满了人情味。这种反差形成了艺术的张力。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凉灯成就了黄于纲，还是黄于纲发现了凉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黄于纲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捕捉和挖掘到的关于凉灯的真实生活，正是流行化的当代艺术所缺乏的生命内容。要说黄于纲的艺术个性，我以为就在于他没有追赶潮流，去迎合某种艺术时尚与市场趣味，而是独辟蹊径，回到社会的最底层，去探求生命的意义，寻找艺术的本质。
具体到艺术语言，黄于纲也是运用了最为朴素的创作方式，即现实主义手法。这又是一个反差。因为现实主义作为过去的主流艺术模式，曾经独霸一时，深深地制约了艺术的发展。所以，新时期以来当代艺术的崛起，首先就是针对现实主义开刀，寻找个性解放与多元并进的可能性。而今，黄于纲又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重新拾起被淘汰的现实主义手法，去关照最为底层的社会现实，可以说，这不仅是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也是对当代艺术的补充。所以，黄于纲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下，并没有固守一种语言形态，而是利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油画、水墨、素描、影像、装置以及文字等等，来表现凉灯的日常生活与风土人情。归纳起来，黄于纲的这种努力，其实还是为了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拓展人文的视野，呈现其关照现实的无限可能性……
此书精选了黄于纲近年来创作的部分作品、笔记和评论文章，是一部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史与思想史。如果要了解黄于纲的创作动机、创作观念以及创作轨迹等等，这是一本必备书。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份社会学的田野报告，让我们由此窥见受现代化的冲击而剧烈变化中的中国，其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尴尬、动荡与濒临消亡的现状，以及一个艺术家是如何对此做出文化反应的完整文献。（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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