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慧：刘老师您好，看了您的新作《铁血旅顺》后，对旅顺，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感受。“铁血”这两个字，沉重而血性，准确概括了本书的基调，您为何用这个两个字作为书名？在写作中，您又是怎样把这两个字贯穿到全书中去的？
刘长富：《铁血旅顺》这本书写了八年，名字也起了八年，翻来覆去的有二十五六个名字落入笔下，最后确定为《铁血旅顺》，它的涵义是，旅顺以自己的铁肩担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以自己的热血唤起了民族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写作过程中，我又情不自禁地把铁血的另一层含义渗透到作品中——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大门，野蛮地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旅顺人也倒在了血泊之中。可是，帝国主义未能征服这个民族，未能改变旅顺人的意志，他们在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中，血污里孕育出、诞生了一个新生婴儿，这，预示着腐朽没落的旧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苦难深重的旅顺，一定会迎来希望、光明与辉煌。
李泽慧：您的作品中说，1950年，周恩来总理读了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旅顺口》，深感气愤，希望中国人要针锋相对地写一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让旅顺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书。70年过去了，您写出了《铁血旅顺》，总理的心愿对您有多大程度上的激励？您认为这本书实现了您的写作意图了吗？
刘长富：周恩来总理的愤怒，代表着一代人的声音，所掀起的波澜，一直涌动到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苏联作家写的《旅顺口》，依然意难平。这不是单纯是对一个外国作家个人的责难，而是民族情怀和基本的道义。《旅顺口》这部小说，一面宣扬大国沙文主义，为沙俄的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一面丑化旅顺和中国人民。可这样的作品，竟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可是属于当时苏联最高层次的文学奖。这意味着，那个奖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在内在逻辑上就有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不屑与歧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必须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的角度，向世界发声。在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今天，创作出版《铁血旅顺》这样一部作品，是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形象的宣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在民族的旗帜下，反对一切外来的干扰破坏，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而神圣的责任，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信仰，谁都不能含糊、模糊、迷糊。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能够告慰周总理。
李泽慧：百年来的战乱中，您写出了一群抗击外侮的英雄群像，哪一个人物给您的印象最深？哪一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比较大？英雄主义是您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要写出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您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刘长富：在《铁血旅顺》中，我写了抗击外侮的英雄群象，在众多人物中，怎样写好建港英雄袁保龄，让我思虑最多，下笔最难。民族英雄邓世昌大家比较熟悉，我主要在英雄精神内涵的挖掘、和人们不了解的细节上下了些功夫，使之更加丰满。而袁保龄不同，他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临危受命，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旅顺，主持建造北洋海军基地，八九年舍命拼搏下来，建造出个世界第一军港，并且鞠躬尽瘁，累死在岗位上。这样一个人物，过世后却默默无闻。他的形象、他的精神不仅常常使我感怀不已，也打动了不少读者。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天，她的先生在读《铁血旅顺》时，竟长吁短叹起来。她很纳闷，问他为何，他指着书里的袁保龄说，咱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官，人家能把生命焊在建港这个岗位上，而我们这些当官的，人心却在漂泊。书中人物拨动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心弦，这是我没想到的。
当然，在书中所涉的众多人物中，最难写的自然是李鸿章。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为挽大厦将倾，他第一个提出海防战略，接着创建了北洋海军，又在旅顺建立了北洋海军基地。他功在国家、誉满神州，本当名垂青史。可是他又有贪腐的劣迹，也有损害国家主权的一面，最终贻害民族，谤满天下。任何时代的人物都会有其局限性，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考证出当时历史的原貌，那就省一点笔墨，为后人的评说和思考，留下足够的空间。
李泽慧：这本书您一共写作了多长时间？准备了多长时间？走访了多少地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您提到，您查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旅顺的史料，牵涉到20世纪几乎所有的伟人，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大量的关键史实，牵涉到多个列强的多种角度，您要从中梳理出您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和分析判断，写作难度可想而知，您在写作中有没有什么独到的发现和感悟和我们分享？
刘长富：从2014年算到2020年8月把全书画上句号，交付出版，整整用了八年。这期间我就做了两件事：埋头读书、拔腿跑路。写纪实文学，这是自然要做的，没有什么好抱怨。怎样让旅顺重新扬眉吐气地挺立起来，让我费心劳神，肩上似有千斤重担。由于对与旅顺相关史料吃得比较透，在准备写作的过程中，渐渐在心底生出两股气，不断给予我信心和力量。一是胸中有了大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我不敢说自己的笔下有乾坤，大义肯定是有的。用国家的格局、世界的眼光看旅顺、品旅顺、写旅顺，就有了不一样的发现。这时的旅顺不再孤单，而是融入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二是思维有了方向。当我艰难而痛苦地从僵化、狭隘、固化的思维中走出来，眼前便一片明亮，作品从立意到结构，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表达，似乎完全通达起来，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可以说，《铁血旅顺》是在大义和思维的保驾护航下，才获得活力与张力。
李泽慧：在我看来，《铁血旅顺》这部书最高潮的部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尤其是前者，将旅顺和整个东北拖入了苦难的深渊。但是，在此之前，有很多读者误以为甲午海战只发生在威海，而对主战场旅顺知之甚少。您的作品还原、充实了真实的历史，写出了近代史上国人强国强军的努力和悲哀，也写出了旅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和改变，写出了旅顺作为远东第一军港被列强反复武力争夺的惨烈状态。您认为，重拾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读者有哪些意义？
刘长富：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以及对自己所生活地域历史的认真、严肃和崇尚，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不可有轻言戏说的成分。旅顺的历史长久以来有些被忽略，特别是近代历史有时被误读、曲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狭隘的思维遮住了人们的眼界，往往断章取义地各取所需，用情绪化的群情激昂取代理性思考。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重写旅顺，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下决心把该矫正的东西矫正过来，让旅顺历史清晰、完整、深刻、厚重。具体地说，就是要把旅顺历史梳理清楚。旅顺历史是个完整的链条，中间不能断开，任何割裂都会使旅顺历史变形走样，甚至碎片化。要把着眼点放在挖掘提炼旅顺故事背后的内涵上。旅顺积淀的精神财富藏得很深，不会轻易得到。需要用极大的热情和耐力，去沙里淘金，否则，就容易把财富弄丢了。要把旅顺放在世界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近代旅顺发生的故事，都有浓厚的中国与世界背景，旅顺故事的大观要义，都藏在那些背景里，因此必须跳出旅顺看旅顺、写旅顺。要把旅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对于已经消逝的过去，我们作为后来人应该做的，并不是竭尽全力去发掘它绝对真实的面貌，而是通过对历史主体的准确而深刻把握与解读，来积累对当代人、后来人有益的经验，获得超越时代的体悟。
李泽慧：我看到大连乃至东北的文化界、史学界和教育界都开始关注这本新书，很多学生也在将身边的历史和所学的课本对照起来阅读，从遥远的历史中感知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到今天的艰难。您写作中考虑到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了吗？您希望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书中那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您认为会对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刘长富：激发社会对《铁血旅顺》的关注是重要的，而引导学生读这本书更有必要。直到现在，中日两国对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甲午战争，也都很重视和关注，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有关甲午战争的内容，但在认识程度上还是有差别。中国的高中老师给学生们讲甲午战争课，一般都是这样提问的——甲午战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战争的结局如何？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一连三问之后，老师给出标准答案，要学生们背好记牢。日本的高中老师在讲甲午战争课时，也提出三问：中日甲午战争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日本为什么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中日间再发生战争谁会赢？把两个“三问”做个比较，立判高下。
甲午战争在旅顺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并且留下许多疑问，这需要我们深度思考。我希望正走在复兴路上的孩子们，要学会把眼界放远、格局放宽、情怀放大，千万不要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只看作是军事上的失利。从现象上看，甲午之败是军事之败；从本质上看，甲午之败是国家之败、战略之败、文化之败，绝不是军事失败这么简单。仅就文化之败来说，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信仰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把属于同一个时代的清兵与红军战士做个比较，能说明一切。一个民族的信仰中，最不能缺少的是家国精神和爱国情怀，这是甲午战争留给我们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要让孩子们把落后就要挨打当作口号，而要知道它深刻的内涵，变成爱国强国的实际行动。（刘长富系大连作家，李泽慧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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