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夫人如约来拜访我的母亲，母亲对她没有好感。她们会见时我没有在场，但是在吃饭时母亲告诉父亲说，她觉得这个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似乎是ｕｎｅｆｕｍｍｅｔｒｅ#ｓｖｕｏ#ｇａｉｒｅ①；并说她十分厌烦，因为夫人恳求她在谢尔盖公爵面前为自己说情；又说夫人总是跟别人打官司，闹纠纷——为ｄｅｓｖｉｌｌａｉｎ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ｄ#ａｒｇｅｎｔ②；还说她一定是个非常爱挑拨是非的女人。不过母亲补了一句，说她已邀请了她和她的女儿明天来吃饭（一听到“和她的女儿”这句话，我就两眼直盯着盘子埋头吃饭。因为她到底是邻居，而且是有名望的家庭。
听了这些话，父亲就对母亲说，他现在记起来这是个什么样的夫人了；并说他在青年时代就认识了已故的扎谢金公爵，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是个毫无作为、荒唐无用的人；又说在社交界人们管他叫“ｌｅｐａｒｉｓｉｅｎ”①，因为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很有钱，但他把全部财产都输光了；“不知为什么，大概是为了金钱，——不过这倒没关系。你好像对我说过，你也邀请了她的女儿；有人对我说，她是个很可爱的、有教养的小姐。”
“啊！那么她不象她的母亲。”
“也不象她的父亲，”父亲说，“公爵虽然也受过良好教育，但却很愚蠢。”
母亲叹了口气，沉思起来。父亲也不作声了。他们谈这些话时，我觉得很不自在。
饭后，我到花园里去了，不过没有带枪。我立誓决不再走近“扎谢金家的花园”，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却诱使我又向那儿走去，这次没有白来。我还没有走到栅栏跟前，就看见了齐娜依达。这会儿只有她一个人。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沿着小径缓步走着。她没有发觉我。
我几乎让她走过去了；可我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咳嗽了一声。
她掉转头来了，但没有站住，一只手挪开了圆草帽上一条宽阔的浅蓝色的带子，她看了我一眼，淡淡地一笑，又凝眸看起书来了。
我摘下了制帽，在原地稍稍犹豫了一阵，就心情沉重地走开了。“Ｑｕｅｓｕｉｓ—ｊｅｐｏｕｒｅｌｌｅ？”①我在心里（天晓得为什么）用法语想着。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在我身后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
父亲迈着轻快的步了朝我走来。
“这位就是公爵小姐吗”他问我。
“是公爵小姐。”
“难道你认识她？”
“今天早晨我在公爵夫人那儿见到过她。”
父亲站住了，用脚跟急剧地转过身去，往回走了。当他赶上了齐娜依达，跟她并肩行走时，他彬彬有礼地向她鞠了躬。她也向他行了礼，脸上不无一些惊讶的神色，并把书放下了。我看见她一直目送着我父亲。我父亲一向穿得很讲究——别具一格而且很大方；可是他的身材在我看来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匀称，他那顶灰色呢帽戴在他那已经有点儿稀疏的鬈发上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合适、更漂亮。
我本想走到齐娜依达跟前去，可她连瞧也不瞧我一眼，又捧起书本走开了。
这天的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我都是在精神沮丧的麻木状态中度过的。我记得我打算用功读书了，开始看卡依达诺夫的教科书，这本著名的教科书那排得很稀疏的每一页、每一行字只是白白地在我眼前闪过，“恺撒①以作战勇敢著称”这一句我接连念了十遍，可我却一点儿也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就把书放下了。吃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抹了油，再穿上常礼服，系上了领结。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道。“你还不是一个大学生呢，天晓得，你能不能考取？不是早已给你做了一件短上衣吗？可别把它丢在一边。”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失望地嘟哝着。
“真是胡说八道！这是些什么客人！”
我只好服从。于是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拿下领结。在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带着女儿来了；这位老妇人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个绿色连衫裙外面披上了一条黄色披巾，戴了一顶饰着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帽子。她马上就谈起自己的期票来了，还唉声叹气，抱怨着自己的贫穷，并且“苦苦哀求”，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害羞：她仍然不拘小节地大声嗅着鼻烟盒，还是那么随便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坐不安定。她似乎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公爵夫人。可是齐娜依达的举止却很严肃，几乎很傲慢，十足是个公爵小姐的派头。她脸上露出了冷若冰霜、庄重自尊的神情——我都不认识她了，觉得她的目光、她的笑容都很陌生，虽然她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我看来还是非常妩媚动人的。她身上穿一件透明的、带淡蓝色花纹的薄纱连衫裙；她的头发照英国的式样梳成了一绺绺长卷儿，沿着两颊往下垂着：这种发式跟她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倒是很相称的。吃饭时，我父亲就坐在她旁边，并以他所特有的大方而镇静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招待着自己的邻居。他有时瞅她几下——她也不时地望望他，但目光那么古怪、几乎含有敌意。他们用法语交谈着；我记得，齐娜依达的纯正发音简直使我感到惊讶。公爵夫人在用餐时仍然无拘无束，大吃大喝，盛赞菜肴的鲜美可口。母亲显然对她厌烦透了，带着一种郁闷而轻蔑的态度应付着她；父亲有时稍微皱几下眉头。母亲对齐娜依达也没有好感。
“这是个多么傲慢的女人，”第二天她说。“请想一想——
她有什么可骄傲的——ａｖｅｃｓａｍｉｎｅｄｅｇｒｉｓｅｔｔｅ。①”“你大概没有见过格里泽吧，”父亲对她说。
“那要谢天谢地！”
“当然要谢天谢地……不过你怎么可能给她们下断语呢？”
齐娜依达压根儿不理我。饭后不久公爵夫人就告辞了。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帮助，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拖长着声调对我父母说。“又有什么办法呢！好日子是有过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虽然我是个公爵夫人，”她带着不愉快的笑声补了一句，“如果没有吃的，爵位又有什么用！”
父亲毕恭毕敬地向她行了礼，送她到前室门口。我穿着自己那件太短的上衣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地板，仿佛是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齐娜依达不理我，使我十分沮丧。但我大吃一惊的是当她打我身边走过时，眼睛里流露出以前那种亲切的神情，并急促地对我低声说：
“八点钟请到我们那儿去，听见没有，一定要……”我只是把两手一摊，而她把白头巾披在头上，走了。
八点正我穿上了常礼服，把额上的头发梳得高耸一些，然后走进了公爵夫人所住的那间小厢房的前室。那个老仆人脸色阴沉地瞥了我一下。不情愿地从长凳上站起来。客厅里响起了一阵阵欢笑声。我推开了门，不禁惊讶得向后倒退了几步。公爵小姐站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脸前拿着一顶男人的帽子；椅子周围簇拥着五个男人。他们都力图把手伸进帽子里去。可她把帽子往上举起，并且用力抖动着。看见了我，她大声叫道：
“你们等一等，等一等！来了一位新客人，应该也给他一张纸片，”她轻盈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一把拉住了我那件常礼服的翻袖口。“走吧，”她说，“您干吗站着？
Ｍｅｓｓｉｅｕｒｓ①，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ｍｏｎｓｉｅｕｒ沃尔杰马尔，我们邻居的少爷。而这位，”她向我转过脸来，补充说，并依次指着客人们，“——马列夫斯基伯爵、卢申医生、诗人马依达诺夫、退伍上尉尼尔马茨基、骠骑兵别洛夫佐罗夫，您已经见过他了。请多多关照。”
我怪难为情的，甚至没有向任何人点头行礼，我认出了卢申医生就是那位肤色黝黑、一头黑发，曾经在花园里使我十分难堪的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伯爵！”齐娜依达继续往下说，“请你给ｍｏｎｓｉｅｕｒ”沃尔杰马尔写一张纸片。”
“这不公平，”伯爵带着轻微的波兰口音表示异议，这是个衣着讲究、一头黑发的美男子，有一双富于表情的深棕色眼睛，一根细长而白皙的鼻子，那张小嘴上面留着一撮修得很整齐的小胡髭，“他还没有跟我们玩过方特游戏②呢。”
“不公平，”别洛夫佐罗夫和另一位先生也这么说，这位被称为退伍上尉的先生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一脸大麻子，头发鬈曲得像黑人，背有点儿驼，罗圈腿，穿着一件钮扣松开、不带肩章的军服。
“请写一张纸片，我在跟您说话，”公爵小姐又说了一遍。
“干吗反对？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沃尔杰马尔跟我们还是第一次玩游戏，今天他不必尊守规则。用不着发牢骚，写吧，我要求这样做。”
伯爵耸了耸肩，但是顺从地低下了头，那只戴着几只嵌宝戒指的白皙的手拿起了钢笔，扯下了一小张纸片，并在上面写了起来。
“至少要让我们向沃尔杰马尔先生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卢申用嘲笑的口吻开腔了，“要不然，他会完全张皇失措的……要知道，年轻人，我们在玩方特游戏呢；公爵小姐受罚了，凡抽到幸福纸片的人，就有权利吻她的手。我跟您说了话，您懂吗？”
我只瞥了他一眼，仍然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可是公爵小姐又跳到椅子上去了，又把帽子抖动起来。大家向她探过身去，我也跟在他们后面。
“马依达诺夫，”公爵小姐对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说，他的脸儿瘦瘦的，有一双盲人般的小眼睛，乌黑的头发长得出奇，“您是一个诗人，应当豁达大度些，把您的纸片让给ｍｏｎ#ｓｉｅｕｒ沃尔杰马尔，让他能够得到两次机会。”但马依达诺夫拒绝了，他摇了摇了头，把头发扬了起来。
我继众人之后也把手伸到帽子里，拿了一张纸片，就把它打开了……天哪，当我看到上面写着“接吻”两字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
“接吻！”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叫道。
“好啊！他中奖了，”公爵小姐紧接着说。“我多么高兴啊！”
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两眼闪烁着光芒，令人陶醉地瞥了我一眼，我的心不禁怦怦地直跳起来。“您觉得高兴吗？”她问我。
“我？……”我嘟嘟囔囔地说着。
“把您的纸片卖给我吧，”别洛夫佐罗夫忽然凑近我的耳朵唐突地说。“我给您一百卢布。”
我对这位骠骑兵报以愤怒的一瞥，齐娜依达不禁鼓起掌来，而卢申却大声叫嚷：好样儿的！
“可是，”他继续往下说，“我是司仪，应当让大家遵守一切规则。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沃尔杰马尔，您要单腿跪下！是我们的规矩。”
齐娜依达站在我面前，头朝下，微微向一边倾斜着，好像是为了把我看得更清楚些，并庄重地伸给我一只手。我的眼睛发花，模糊不清；我本想单腿跪下，结果两条腿一齐跪下了——我的嘴唇笨拙地吻了下齐娜依达的手指，动作十分不自然，竟让她的指甲轻轻地挠了一下自己的鼻尖。
“好啊！”卢申叫了起来，一边扶我站起来。
方特游戏继续进行着。齐娜依达让我坐在她身边。不论什么处罚方法她都想得出来！顺便说说，有一次要她扮演一尊“塑像”，她挑中了那个面貌丑陋的尼尔马茨基充当自己的台座，她叫他伏在地上，还要他把脸贴到胸部。哄笑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是在一个规规矩矩的贵族家庭里长大的，是一个离群索居、受过严格教育的男孩，这种大声喧闹，不拘礼节的、近乎疯狂的欢乐，这种跟陌生人空前的交往，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头脑。我简直象喝了酒一样沉醉了。我放声大笑，信口开河，声音比别人更响，边坐在隔壁房间里的老公爵夫人也走出来看我了，她正在那里跟一个从伊维尔斯基门①请来的小官吏商量打官司的事。可我却觉得那么幸福，甚至对任何人的嘲笑或白眼，正如常言所说，都满不在乎。齐娜依达对我仍然加以青睐，不让我离开她。在一次受罚中，我得到了跟她并排坐在一起、用同一条丝头巾盖在两人头上的机会：我应当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我记得，我们俩的脑袋忽然笼罩在闷热的、半透明的、芬芳的昏暗中，她的眼睛在一片昏暗中亲切而柔和地放射着光芒，张着的嘴唇吐出缕缕热气，她的牙齿露了出来，她的发尖触得我痒痒的，使我浑身发热。我默不作声。她神秘而狡猾地莞尔而笑，末了，她对我悄声说：“喂，怎么样？”可是我只是涨红了脸，笑着，并把脸扭开了，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方特游戏我们都玩腻了，于是玩起一种绳子游戏来了。天哪！当我呆呆地望着的时候，我的指头挨了她猛烈的一击，我感到多么高兴啊，接着我故意竭力装出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可是她却逗弄我，不再碰我伸到她面前的那一双手！
那天晚上我们还玩了其他游戏！我们也弹钢琴，唱歌，跳舞，扮演一群茨冈流浪汉——让尼尔马茨基装扮成一头熊，叫他喝盐水。马列夫斯基伯爵为我们表演了各种纸牌戏法，最后还表演了打惠斯特②，他把牌洗了一遍，将所有的王牌全都分发到自己手里，为此卢申“荣幸地向他祝贺”。马依达诺夫给我们朗诵了他的长诗《凶手》片断（事情发生在浪漫主义全盛时期），这首长诗他打算用黑色封面印上红色书名出版；我们偷走了从伊维尔斯基门请来的那个小官吏膝上的帽子，叫他跳哥萨克舞来赎；我们叫沃尼法季老头儿戴上妇女的包发帽，而叫公爵小姐戴上男人的帽子……这一切真是不胜枚举。只有别洛夫佐罗夫越来越缩到角落里去了，他紧蹙眉头，一脸怒气……有时他两眼冲血，满脸通红，好像马上就要向我们大家猛冲过来，把我们当作木片四处乱扔；可是公爵小姐不时地瞧着他，点点指头威吓他，于是他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去了。
我们终于胡闹得精疲力尽了。虽然公爵夫人，用她的话来说，非常爱嬉闹，不管怎样叫嚷她都不怕，但是她也感到十分疲乏，想要休息了。夜里十一点多钟开出晚饭；一块不新鲜的干酪，几个用剁碎的火腿做馅儿的冷包子，这些包子我倒觉得比任何酥皮大馅饼都可口；酒只有一瓶，这瓶酒多么奇特：深色的大口瓶，瓶里的酒呈玫瑰色，不过没有人喝酒。我走出厢房时，疲惫和快乐得没有一丝力气；齐娜依达在分手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又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
我觉得有一股沉闷而潮湿的夜的气息向我那热辣辣的脸上扑来；看来，大雷雨就要来临了；乌云逐渐增多，在天空中浮动着，它们那如烟似雾的轮廓明显地改变着。微风在黑魆魆的树林里不安地颤栗，隆隆雷声在遥远的天边某处仿佛在对自己愤怒地发出喃喃怨语。
我从后面台阶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我的老仆人睡在地板上，我不得不从他身上跨过去；他醒了，一看见我就说，母亲对我又十分恼火，又要打发他来找我，可是父亲阻止了她。我从来没有不向母亲道声晚安，不让她祝福几句，就躺下睡觉的。可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对老仆人说，我自己会脱衣服睡觉的，我吹灭了蜡烛……可是我并没有脱衣服，也没有上床睡觉。
我坐到一张椅子上，像中了魔法似的坐了很久……我的感觉是那么新奇，那么甜蜜，我坐着，稍微朝四下望望，一动也不动，平稳地呼吸着，只是有时想起了什么，就无声地笑笑；有时想到我堕入了情网，爱的就是她，这就是爱情，我心头不禁发冷了。齐娜依达的脸蛋在黑暗中悄悄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它浮着，浮着就不动了；她的嘴边还挂着那种莫名其妙的微笑，两眼有点乜斜地、温柔地望着我，目光像在发问、若有所思……就和我跟她分别时那一瞬间的神情一样。
末了，我站了起来，踮着脚走到自己床跟前，小心翼翼地、没有脱衣服就把头倒在枕头上，仿佛害怕剧烈的动作会惊动充满着我心灵的那一切……
我躺下了，但连眼睛也没有闭上。我不久就发觉，我的房间里不断地射进来一道道微弱的反光……我稍微欠起身子，朝窗子瞥了一下，窗框和那神秘而模糊地发白的玻璃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雷雨，”我心想；好象已经下过了，但它离得很远，所以听不见什么雷声；只是天空中还不断地闪现着不很明亮的、长长的、仿佛有许多枝杈的闪电：与其说它们闪现着，倒不如说它们象垂死的鸟儿的翅膀那样颤抖着、抽搐着。我跳下床来，走到窗前，在那儿一直站到了天亮……
闪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是民间所说的一个雀夜①。我眺望着那片寂然无声的沙地、那黑沉沉的、占地很广的涅斯库奇内公园，以及远处房屋正面有点儿发黄的墙壁，它们在每次微弱的闪光中仿佛也在颤栗……我望着、望着，无法离开了；这些无声的闪电、这些微弱的电光，好像跟我心中勃发的那无声的、隐秘的激情相呼应。晨光熹微；朝霞象鲜红的鳞片出现了，太阳冉冉升起，闪电显得越来越淡了，越来越短了：
它们颤抖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了，终于淹没在使万物苏醒而必将到来的白天的阳光中，它们消失了。
我心中的闪电也消失了，我感到极度疲乏，但心绪宁静……可是齐娜依达的形象仍然扬扬得意地在我心上飘荡。不过这个形象本身看来十分平静安泰，它像一只从沼泽草丛中飞出来的天鹅，出类拔萃地离开了它周围的丑恶环境。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同它告别，并且怀着充分信任的崇拜心情拜倒在它的面前……
啊，温柔的感情，和婉的声音，一颗动情的心灵的善良和宁静，那初恋的、令人陶醉的喜悦——你们在哪里啊？你们在那里啊？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喝茶的时候，母亲责骂我了，不过没有我预料的那么严厉。她一定要我叙述昨天晚上是怎样度过的。我作了简短的回答，把许多细节都略去了，竭力把一切都说得无可指摘。
“他们到底不是ｃｏｍｍｅｉｌｆａｕｔ①人，”母亲说，“你不必常常上他们那儿去闲荡，你要准备考试，用功一些啦。”
因为我知道母亲关心的是我的功课，她要说的只不过是这么几句话，所以我认为用不着跟她争辩；可是喝完茶之后，父亲挽住了我的胳膊，同我一块儿到花园里去，非要我讲一讲我在扎谢金家看到的一切不可。
父亲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影响——我们的关系也是令人奇怪的。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也从来不伤害我的感情；他尊重我的自由——他对我甚至很客气……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他只是从来不让我跟他亲近。我爱他，我很钦佩他，我觉得他是男人中的楷模——天哪！要不是我经常感到他的手在推开我，那我会多么热烈地爱他！可是只要他愿意，他只消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几乎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在我的心灵里唤起对他的无限信任。我曾经打开过心灵——我跟他谈话如同跟一个聪明的朋友，跟一个宽容的教师谈话一样……后来他又突然把我抛在一边——他的手又把我推开了，虽然用亲切而温和的方式，但毕竟把我推开了。
有时他高兴起来——那就会像小孩子似的跟我跑呀跳呀，闹着玩（他喜欢各种剧烈运动）；有一次，也只有这么一次！他对我这般温柔，以至我几乎哭了起来……后来他的高兴劲儿和那温柔的神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能使我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对我来说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有时，我只要一细看他那聪慧、俊秀、快乐的脸……我的心就会颤栗起来，我的全部身心都会向往着他……他仿佛感觉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会抚慰地随手拍一下我的脸颊——然后或是走开，或是去张罗什么事情，或是又突然冷若冰霜了，那种冷冰冰的态度是他所特有的；而我也立刻心里发紧，冷了下来。他难得对我表示好感，但这决不是我那不言而喻的恳求所激起的，这些爱抚的举动总是突如其来的。后来我细细地想了一下我父亲的性格，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对我，对家庭生活都不感兴趣；他另有所爱，并且完全以此为乐。“你能够拿的东西，你就去拿，别屈服于他人；你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这玩意儿就是这样，”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过。另一次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当着他的面侈谈过自由（那一天他的态度在我看来是“亲切和善的”；所以任何话题都可以跟他谈谈）。
“自由，”他重复着，“什么能给人以自由，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意志，自己的意志，它给予比自由更大的权力。你要是有意志，那你就会是自由的，你就能够指挥别人。”
我父亲首先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意志是生活——他已经生活过了……也许他预感到了他不会长久地享受生活，这玩意儿”：他四十二岁时就去世了。
我把拜访扎谢金家的经过情形原原本本地讲给父亲听了。他坐在长凳上，用手杖在沙土上来回划着，仿佛很专心，又有点儿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的叙述。他偶尔笑笑，似乎挺快乐而又有趣地不时望着我，还向我提出一些简短的问题和不同的意见来怂恿我说下去。起先我感到不敢提到齐娜依达的名字，可是后来我忍不住了，便开始对她备加赞扬。父亲一直微笑着。接着他沉思起来，伸了一下懒腰，便站了起来。
我记得，他从屋里走出去的时候，吩咐给他备马。他是个出色的骑手，善于驯服最野的马，论时间要比莱里先生早得多。
“爸爸，我跟你一同去骑马好吗？”我问他。
“不，”他答道，脸上露出了平日那种既冷淡，但又亲切的神情。“如果你要去，那就独自去吧；告诉马夫，我不骑马了。”
他转过身去，快步走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他在大门外消失了。我看见了他的帽子沿着栅栏移动着：他上扎谢金家去了。
在他们那儿，他待了不到一个小时，马上就上城里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家。
午饭后，我自己也上扎谢金家去了。在客厅里我只见到了老公爵夫人。她看见了，就拿编结针挠挠包发帽下面的头皮，忽然她问我，能不能替她誊抄一份呈文。
“很乐意！”我答道，说着就在椅子边上坐下了。
“不过要注意，字要写得大一点，”公爵夫人低声说，给了我一张不整洁的纸，“少爷，今天就抄行不行？”
“好，我今天就抄，夫人。”
隔壁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了点儿，齐娜依达的脸——一张苍白的、若有所思的脸，头发随随便便地朝后梳着——在门缝里露出来；一双大眼睛冷淡地瞥了我一下，她把门轻轻地关上了。
“齐娜，齐娜！”老夫人喊道。
齐娜依达没有答理。我把老夫人的呈文带了回去，誊抄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那“强烈的爱情”就从那天开始了。我记得，当时我就有一种类似初次上任去办公的人必定会有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个年幼的孩子了；我已经堕入了情网。我说过了，我那强烈的爱情是从那天开始的；我还应当补充一句：我的痛苦也是从那天开始的。不在齐娜依达身边，我就觉得非常苦闷：我无法思索，无法干事，整天一个心眼儿地想念她……
我苦闷不堪……可是她在身边时，我的心情也不觉得轻松。我妒忌，我意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我傻里傻气地绷着脸，傻里傻气地献殷勤；一种无法克服的力量还是诱使我去爱她——我每次跨过她房间的门坎时，就身不由己地快乐得颤栗起来，齐娜依达立刻就猜到我爱上她了，我也不想隐瞒；她拿我的爱情寻开心，逗弄我，娇纵我，折磨我。能成为别人最大的快乐和最深的痛苦的唯一源泉和绝对顺从的根由，是令人愉快的。可我在齐娜依达的手中却像一块柔软的蜡。不过，爱上她的不止我一个人：上她家去的所有男人都为她而神魂颠倒——她把他们一个个都拴在自己的脚边了。她时而唤起他们的希望，时而使他们忧心忡忡，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她把这称做让人们互撞），而她就以此取乐；可他们都不想反抗，都乐于听从她。在她那整个充满活力的、美丽的身上，狡黠和坦荡、做作和天真、文静和活泼特别迷人地交融在一起。在她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里面。在她的每一个举动上面都有一种微妙、轻柔的美，处处都显示出她那独特的、推涛作浪的力量。她的脸是变化多端的，表情也随之而倏变：它几乎同时流露出嘲笑、沉思和热情的神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宛如在阳光灿烂的刮风日子里的云雾，不时地在她的眼睛和嘴唇上轻快地掠过。
她的每个倾倒者都是她所需要的。她有时管别洛夫佐罗夫叫“我的野兽”，而有时干脆叫“我的”，——为了她，他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对自己的智能和其他优点是缺乏信心的，因而一味向她求婚，并向她暗示，别人只不过是空谈而已。马依诺达夫能和她那富有诗意的心弦共鸣：这个感情相当淡漠的人，几乎象所有的作家一样，极力使她相信，或许也使自己相信，他非常爱她，他用没完没了的诗句歌颂她，并以一种又像做作，又像真诚的欣喜表情给她朗诵这些诗句。她既同情他，但有时又稍稍地取笑他；她并不相信他，在听够了他的内心表白之后，就叫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据她说，这是为了净化空气。卢申这个爱嘲笑人的、谈吐粗俗的医生，比其他人更了解她，也比其他人更爱她，虽然背后和当面常骂她。她尊敬他，但并不宽纵他——有时带着特别的、幸灾乐祸的高兴劲儿让他感觉到他也在她的手掌之中。“我是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我没有良心，我是个天生的演员①，”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啊，好吧！那么您伸给我一只手，我把大头针刺进您的手里，您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会觉得害臊的，您会觉得痛的，您这个好好先生，不过还要叫您笑笑呢。”
卢申涨红了脸，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但终于把手伸给了她。她刺了一下他的手，他果真笑起来了……她也笑了，并把大头针刺得很深，一边望着他那徒然朝四下张望的眼睛……
我最不了解的是齐娜依达与马列夫斯基伯爵之间的关系。他风度翩翩，英俊、机灵而又聪慧，可是连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也觉得好象他身上有着某种可疑和虚假的东西。齐娜依达竟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也为之诧异。或许她也觉察到了这种虚假，只是不感到厌恶罢了。错误的教育，奇怪的结交和习惯，母亲经常在身边，家境贫寒，家里杂乱无章——这一切从这个妙龄少女享有充分的自由，意识到她优越于周围的人为起点，就在她身上发展成一种带鄙夷的随便和要求不严的习气了。平时不论发生什么事——或者沃尼法季来报告糖用完了，或者外面传扬开了某种难听的坏话，或者客人们争吵起来了——她只是把鬈发一甩，说：没关系！这一切她都满不在乎。可是每当马列夫斯基走到她跟前，像狐狸般狡猾地摇晃着身子，姿势优雅在靠在她的椅背上，带着洋洋得意和谄媚的微笑凑着她的耳朵说起悄悄话来，而她却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聚精会神地望着他，脸上微露笑意，还不住地摇头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常常会沸腾起来。
“您为什么要接待马列夫斯基先生呢？”有一次我问她。
“他有一撮那么漂亮的小胡子，”她答道。“这方面您当然不会懂得的。”
“您是不是以为我爱他，”另一次她对我说。“不；我不会爱上一个我瞧不起的人。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使我屈服的人……，但愿我不要遇到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不要让我捏在别人的手心里，千万不能！”
“那么，您永远不恋爱了吗？”
“可是您呢？难道我不爱您吗？”她说完，就用手套的指尖碰了一下我的鼻子。
不错，齐娜依达经常拿我开心。三星期来，我每天都见到她——跟我什么把戏没玩过！她难得上我们那儿去，对此我并不觉得遗憾，因为一到我们家里她就变成小姐，变成公爵千金了，所以我见了她也很拘束。此外，我害怕在妈妈面前露出马脚；她很不喜欢齐娜依达，总是怀着敌意注视着我们。父亲我倒不那么害怕：他好像并不注意我，很少跟她交谈，不过不知怎么的他们谈得很巧妙，而且意味深长。我不再做功课，也不再看书了，我甚至不到附近地方去散步骑马了。我像一只被缚住了脚的甲虫，常常在那间我所喜爱的小厢房周围转来转去：我似乎要永远待在那儿……但这是不可能的，母亲常常埋怨我，齐娜依达本人有时也把我撵了出来。
于是我就在自己屋里闭门不出，或者到花园的尽头去，爬到一间已废弃不用，但还完整无缺的高高的石砌暖花房上面，两腿搭拉在临街的墙上。我一连坐上几个钟头，望着，望着，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我身旁，一群白蝴蝶在尘封的荨麻上而懒洋洋地飞来飞去；一只活泼的麻雀飞落在不远的一块半毁坏的红砖上生气地叽叽喳喳直叫，还不停地扭动身子，舒展着尾巴；那些对我还有疑虑的乌鸦高高地栖息在一株桦树的光秃秃的树稍上，偶尔呱呱地叫几声。阳光与风悄悄地在桦树的稀疏的枝间闪烁、嬉戏；有时飘来了顿河修道院①那平静而凄凉的钟声——可我坐着、望着、听着，全身充满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这里面蕴涵着一切：悲伤，欢乐，对未来的预感，愿望，以及对生活的恐惧。可我当时对此一点不理解，我也无法对我心中的一切骚动，安个名称——或者就用一个名字——齐娜依达——来称呼一切更为合适吧。
可是齐娜依达老是耍我，就像猫儿捉弄老鼠一样。她一会儿向我卖弄风情，于是我神魂颠倒了；一会儿她忽然又把我推开了，我却不敢去接近她，也不敢对她瞥上一眼。
我记得，她一连几天对我很冷淡；我胆怯极了，畏畏缩缩地往他们的厢房跑去，尽力设法待在老公爵夫人身边，尽管这时候老公爵夫人在破口大骂，在叫嚷着什么：她那些期票官司进行得很不顺利，她已经和警察分局长解释过两次了。
有一次在花园里我经过那道熟悉的栅栏时，见到了齐娜依达：她用两臂支撑着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我本想悄悄地走开，可她忽然抬起头来，向我做了个命令的手势。我呆在原地不动了：我开头不懂她的意思。她又做了个招呼我的手势。我立即跳过栅栏，兴冲冲地跑到她跟前去了；可她用目光阻止了我，向我指了指离她有两步路的一条小径。我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小径的边上跪下了。她的脸色是那么苍白，表情是那么痛苦和悲伤，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显得那么疲惫不堪，为此我的心揪紧了，我不由得嘟哝了一句：
“您怎么啦？”
齐娜依达伸出了一只手，拔了一根草，把它咬了一下扔掉了，扔得稍远些。
“您非常爱我吗？”她终于问我。“真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我又何必回答呢？
“真的，”她又说了一遍，依然像刚才那样望着我。“是这样。同样的眼睛，”她补了一句，沉思起来了，并用双手捂住了脸。“一切都让我厌烦，”她低声说，“真想到天涯海角去，这我可受不了，对付不了…我的前途如何呢！咳，我很痛苦……天哪，多么痛苦啊！”
“为什么？”我怯生生地问。
齐娜依达没有回答我，只耸了耸肩。我还是双膝跪在那里，神色非常忧郁地望着她，她的每一句话就这样铭记在我的心里了。这会儿我觉得，只要她不再伤心，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望着她——虽然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觉得痛苦，但我仍然活灵活现地想象得出：她忽然感到一阵不可抑制的悲伤就往花园里走去，接着仿佛被镰刀割下似的倒在地上了。四周很明亮，而且苍翠欲滴；风在树叶间沙沙作响，偶尔摇曳着齐娜依达头顶上那株木莓的长长的枝条，鸽子不知在什么地方咕咕地叫着，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在那稀疏的草地上低低地飞来飞去，我们的上方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碧空，可我却那么忧伤……
“给我朗诵些诗歌吧，”齐娜依达低声说，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我喜欢听您念诗。朗诵起来像在唱歌，不过这没关系，这是因为您还年轻。请您给我朗诵《在格鲁吉亚的山冈上》①，不过您先坐下。”
我坐下了，朗诵了《在格鲁吉亚的山冈上》。
“它不可能不爱，”齐娜依达把这句诗也念了一遍。“这就是诗的妙处：诗能把不存在的事物告诉我们，它不仅比现有的更美，甚至更符合实情……它不可能不爱——心里想不爱，但不可能！”她又沉默，全身蓦地抖动了一下，站了起来。
“咱们走吧。马依达诺夫坐在我母亲那儿呢；他给我带来了自己所作的一首长诗，可我却把他扔在那儿。他现在也很伤心……有什么办法呢！您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不过别生我的气！”
齐娜依达急忙握了一下我的手，随即往前跑了。我们回到了厢房。马依达诺夫就把他刚出版的诗集《凶手》朗诵给我们听，可我并没有听他朗诵。拖长着声调大叫大喊地朗诵着自己的那韵脚的抑扬格诗——诗韵像小铃铛的声音响亮而毫无意义地更替着，而我一直望着齐娜依达，一个劲儿地想要了解她最后几句话的含义。
也许，莫非有个神秘的情敌
出乎意外地征服了你？——
马依达诺夫忽然用鼻音大声朗诵着——我的目光和齐娜依达的目光碰上了。她埋下了眼睛，两颊绯红。我看到她脸红了，又惊又怕，浑身发冷。我为她早就醋劲儿大发，但只是在这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才闪过她已堕入情网的念头：“天哪！她有意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