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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打工的小说「他书写深圳普通打工者的精神状态 用短篇小说为城市立传」

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著名作家邓一光最新出版的小说集正是以“龙华”为主题,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

3月28日上午,邓一光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首发式在北京新华书店城市书房举行。著名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青年评论家李壮等嘉宾莅临现场,共话邓一光小说里的城市和城市里的众生。

新书发布会现场

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

邓一光在文坛以“硬汉作家”闻名,被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称赞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作家”,其长篇《我是我的神》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十强。

居深以后,邓一光书写的数十篇关于深圳的中篇、短篇小说,极富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迥异的美学特质,以开阔的文字,纯熟超逸的叙述,在光鲜的城市外表与平凡生活的张力之间书写出人性的丰饶,传达出近距离观照生命的挚情。

著名作家邓一光

在最新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

邓一光是深圳的新移民。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深圳想做文化立市,这个事没有做成,所以它很快转型做总部经济,而且在06年之后,也就是我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它开始致力科技创新。”邓一光认为,深圳是外向型城市,它没有更多的历史,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它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邓一光都亲历和目睹。“这些小说其实代表了深圳某些进程阶段中的我们的生活,比如困惑,或者触动。”

在有限篇幅里呈现丰富的内心和灵魂

潘凯雄在新书分享会上说,邓一光写小说有两大路子,一个路子是写军人,另一个是写普通市民。《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收录的12篇小说集中了反映深圳普通市民的生活。

潘凯雄指出,我们往往只看到作为现代化都市的深圳光鲜的一面,看到方方面面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人物,但不可忽略的是,深圳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当年3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2200万人,大部分深圳市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而邓一光在小说中描写的正是十年或十五年以前,在最基层打拼的这些人的生活、心理和精神状态。

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

“这部集子虽然只是12个场景,12个切片,但是我觉得它把深圳创业时期新移民的艰苦、心理的煎熬,都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潘凯雄说。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里收录的作品,最长的大约4万字,最短的不过7000字,潘凯雄读来觉得非常精彩。“把一个人物或者两个人物惟妙惟肖的表达出来,而且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我相信在读者心里面,在读者的脑子里,一定呈现的是大场面、大背景,所谓以小见大,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他指出,能够在非常有限的篇幅给大家展示一个大的世界,呈现出一个人的丰富内心和灵魂,其实是非常了得的功夫,这功夫绝不亚于写一部长篇小说。

代表了转型中城市文学写作的特点

孟繁华也表示,邓一光特别类似奈保尔这类作家,无论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

邓一光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深圳生活,无论《深圳在北纬 22°27′- 22°52′》,还是《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小说里的主角都是普通人。“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另外一方面,特别是普通打工者,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

在这一点上,邓一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孟繁华说:“他敢于书写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比如说写年轻的情侣买房子,比如春节过年回家,一票难求的时候,写一对年轻人和家里的关系……这种关注的目光,表明邓一光对打工群体充满了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他里面也有批判。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

孟繁华谈到,与纽约、伦敦、布拉格、彼得堡等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不同,我们的城市文化还没有构建起来。“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明星城市,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原乡记忆来到这里,各种各样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多种不同可能正在逐渐构建出一种深圳的文化来,但这种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于是,这部小说集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北京、上海、广州也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书写这些城市的小说,虽然跟深圳的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充满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是一样的。”孟繁华说。

揭示人类生活中相通的苦痛

读过邓一光的小说,李壮又特意去读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发现,在19世纪,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游荡者,甚至密谋者,他在都市的人群中,在巴黎的拱廊街下面,感受到的是兴奋和震惊,他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的安放。

将近两百年后,邓一光的书里同样写到漫游者、密谋者、游荡者,“但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他站在拱廊街下面感受到的不是人群中的安全感,他反而感受自己的凸显,一个人孤独地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

青年文学评论家李壮

在这样的境况下,出现了人的“异化”和“失语”。李壮举例说,比如小说《深圳在北纬 22°27′- 22°52′》,在一个很有理工男风格的题目下,讲的却是一个工程师,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一匹马,他美丽的当瑜伽老师的妻子是不是一只蝴蝶。在如此确凿的世界上,人自己变得不确定。而在小说《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里,第一个原则“上衣领口第一颗纽扣不能解开”,又琐碎又神经质,话一开口就偏离了原意;第二个原则想说却说不出来,这就是失语。李壮认为,邓一光拿捏到了当代人在高压生活当中的一种很典型的精神状态。

他还指出,在小说里,邓一光写出了许多都市生活中的细节,让人感同身受。比如《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开篇,男主人公站在桥上,目睹一群人下班往这边跑,他两只脚不敢站在桥的两边,因为有巨大的撕裂和无力感。

“我们在A端看不到B端,我们在生活的这头也看不到那头,人和人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区别,但是在根子上又有相通的苦痛。邓老师能够在这本书里揭示这些,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李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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