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如今被称为中国的粮仓，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另一个黑土地是乌克兰平原，变成俄欧争夺的焦点，如今战火把这里的黑土炸得掘地三尺。
1947年的东北平原也是一片沸腾的热土。
壹在许多东北老人的记忆里，一九四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冷得仿佛能冻掉人的下巴。在十二月的一天，一辆马拉爬犁艰难地行走在冰天雪地里。爬犁上坐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
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沉默而安静，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他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他此行是作为土改工作队的一员，到松江省珠河县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庄里去开展土改工作的。
元宝村因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而被称作“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该村是小说中典型环境元茂屯的原形，昔日的光腚屯如今变成了村强民富的亿元村。
黑龙江元宝村
在这个村子里有一座小山丘，貌似金元宝。然而解放前这里的农民守着的是冰冷的元宝，过着光腚挨饿的贫苦生活。
当时，在四万万中国人当中，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和土地息息相关。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向母亲抚育婴儿一样伺弄着土地。他们热爱土地，渴望得到土地，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土地。
丰饶的土地贫苦的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先后通过“东亚劝业社”和“满洲括殖株式会社”以低价收购和无偿没收等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和掠夺土地，并从日本国内大量移民，从事经营。从1931年到1945年，携儿带女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不下百万人，这些人主要为日军进生产侵略者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后来日本人走后，这些土地被一些和当地官员土匪有关系的地主大规模兼并，伪满时代官员的粮食也都被地主拉到自己家里。
这些地主爱收容破产的农民和关内移民，并将他们长期的奴役下去。这些扛活、劳工、卖工夫的，实际上和农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长期被束缚在地主富农家里，想升为贫民、佃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买不起牲畜，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根本就无法进行独立地耕种，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贫苦的东北农民
貮在一九四六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季，挥师出关的共产党人处境极其困难。除少量的部队还据守在临江、长白一线以外，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都已被迫退到了松花江以北。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初，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东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会议在分析了东北的形势后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七月七日，会议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后来被称作《七七决议》。
东北的土匪由来已久，被称作“胡子”或者是“响马”。这些人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抗战胜利以后，许多伪满时期的军警和特务躲进深山也改行成了土匪。而这时国民党的委任状则满天飞，许多土匪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司令或者是将军。
当时，东北的许多地方都在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央胡子”。据统计，当时仅在中共东北局的南满、北满地区就有土匪15万之多，成为妨碍我党我军建设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东北胡子
从1946年的下半年开始，在东北局的统一指挥下，东北民主联军以师为单位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之一兵力，在北满、西满的深山密林、林海雪原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斗争，共有十万多土匪被剿灭。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大土匪谢文东、张黑子、李华堂被民主联军活捉。
谢文东曾在一九三四年参加过轰动满洲的“土龙山暴动”，后来他成为了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有一手好枪法的李华堂和谢文东一样，也当过抗联第九军军长。
1947年的东北土匪
可后来，这两个人都跪倒在日本人脚下，成了民族的败类。再后来，谢文东成了国民党第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李华堂成了国民党东北挺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指挥，他们又一道死心塌地的打共产党。
随着曾猖獗一时号称“四大旗杆”的大股土匪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孙荣久部先后被剿灭。一些零星的土匪在我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下，也纷纷放下武器，走出深山，向人民悔过自新。
时至今日，许多老人提起当年共产党剿匪的事，还会啧啧地赞叹说：小鬼子那么凶，也拿胡子没办法，可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给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那就怪了。
活捉土匪
东北局在《七七决议》中强调，“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有失败的可能，不仅无路可走，而且 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东北局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抽出五分之三的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搞土改。
这是继一年前十万大军闯关东后掀起的第二个革命高潮。
土地改革犹如一场暴风骤雨，震荡着沉睡多年的东北黑土地。
叁周立波是从延安派到东北的干部，他当时是珠河县元宝区区委委员。在来到元茂屯之前，他曾参加过一些地方的土改。这次到元茂屯，除了领导土改工作以外，他也是下来体验生活的。
一年后，当周立波离开元茂屯的时候，他搜集的素材和写的札记装了满满的三麻袋。一九四八年，一部反映东北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周立波的笔下诞生了。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就是从前的元茂屯，也是小说《暴风骤雨》中诸多人物原型的所在地。在《暴风骤雨》里面，周立波描写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没有裤子穿的贫苦农民赵光腚，这是当时东北农村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土改前的东北农村，还有着许许多多像赵光腚那样穷得穿不起裤子的农民。
王志超当时担任任哈尔滨土改工作队队员，至今清晰记得来到了一户农民家，看到这四口人，只能有一个人出来活动，只有一条棉裤，一条真正的棉裤。
郭永泽当时是哈尔滨学生土改队队长，看到的情形，农村有的妇女，大姑娘小媳妇儿下不了炕，用破棉絮围着，坐在炕上，为什么呢，没有裤子，见不了人。有些个小孩子破衣烂衫的，甚至光着脚丫 我们去土改时候是冬天一月很冷了，光脚丫在外边跑。他们住的房， 都是孤零零的一所小草房，那个房子有的甚至东倒西歪，用椽子木头支着，房盖是草苫的薄而且风吹雨淋都变黑了，墙有的都裂缝了，泥土墙都裂缝了，屋里四壁空空。
郭永泽曾是哈尔滨一中的政治辅导员。他一九四六年八月入党，是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郭永泽先后三次带领一中的学生下乡参加土改。
农村破败、贫苦的景象，让他和那些在城里读书的学生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东北的农村，地主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他们却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凭着对土地的占有权，地主家的地有人给他种，粮有人为他收，几乎一切生产劳动都有人给他干。而他们不出一份力，却享受着土皇帝般的奢侈生活。
在小说《暴风骤雨》里，周立波塑造了一个名叫郭全海的人物，他的原型是元宝村的雇农郭长兴。郭长兴一家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因为没有土地，只能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计。
黑龙江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村民郭长兴至今记得，开地也没有了，都是归地主了，没有办法死里逃生，逃也逃不出去就得给地主干活，越干越穷，父亲被抓劳工去，我被抓青年团，家里剩下父母弟弟几个孩子反正也过不下去，一冬天不到，半年里七口人就剩我们三口人了。
在东北农村类似郭长兴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地给地主扛了一年活，到头来一算账，不仅没有剩余，反倒欠下东家一身债务。而这些债务驴打滚、利滚利，永远也还不清，许多人不得不把自己拴在地主的裤腰带上，成了地主的奴隶。当时，在东北农村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话：“扛活不用本，越扛越加紧”。
赵云岫是当时哈尔滨土改工作队队员，清楚的记得当时驴打滚的厉害：你不是没钱吗，我放你高利贷，我放你一块钱的话，到年我收你一块七，收你一块八，再翻过来，一块七一块八还是80%，这就叫驴打滚，那农民骨碌骨碌，就你挣那点儿钱，都不够你还债的。
土改工作队刚下去的时候 ，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在历史上 ，俄国人 、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土匪，都曾在这里活动过。但他们除了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带来灾难以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点点的利益。农民见到得多了，心也被折腾得麻木了。
郭蕻生是当时哈尔滨顾乡区靠山屯土改工作队队长，说土地改革，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从来就没有的事情，所以他自然就疑虑重重、观望，就是说这个土改工作队，是不是真有决心帮我们翻身，大家都划个问号，不大相信。
郭永泽说农民们害怕我们一走的时候他们又受苦，地主又反攻倒算，所以他很谨慎，不愿意跟我们随便的唠嗑说话，实情更不要说了，不跟我们透露一点。
共产党最清楚在农民被贫穷折磨得麻木、冷漠的表象下面，掩藏着什么样的火焰，并善于把这火焰引发为摧毁对手的火山。土改队员们放下官架子，不怕脏、不嫌臭，与农民同住、同吃，和他们一起铲地，一道收割，了解他们的疾苦，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王志超觉得这些农民逐渐逐渐的认识了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图他们什么东西 是真正为他们做事情，是解决他们贫苦人翻身的问题。
逐渐农民改变了态度，可以和土改队员说说话了，有说有笑了 可以说一些村里边的一些情况了。
贫苦的农民慢慢地接近土改工作队员。他们的屋里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来串门儿。大伙坐在炕头上抽着关东烟，掰着玉米棒子，无拘无束地唠嗑。就在和这些农民唠家常的过程中，土改工作队员们发现了在土改工作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农民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种了地主的土地，是地主养活了自己，没有地主就没有农民生存的活路。要想发动群众闹土改就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思想的荒谬，让他们明白地主和农民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农民的穷根子到底在哪里？
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
周立波来到元宝村后，了解到郭长兴的情况，就把郭长兴当作农会积极分子的发展对象。在他的促膝交谈下，这个从来只知道埋头扛活的年轻人终于明白了自己受穷的原因。
黑龙江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村民郭长兴记得，那时候叫清算 就是算地主剥削我们多少钱，给你干一年吃不上穿不上还得亏你， 就给他算帐，越算老百姓越来气，特别是周立波讲的，我们穷是从哪来的，是从地主剥削我们来的，他说穷人种地养活他们，地主还压迫我们，地是我们开的打粮食是他们收的。
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贫雇农，身受几重压迫和剥削，一旦明白了“谁养活谁”的道理，埋在他们心里的深仇大恨立即迸发出来，就像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霹雷，惊天动地。
一个以贫雇农为主体的群众性的反地主、反恶霸，要土地、要生存的斗争之火，迅速地在东北大地上燃烧起来。
澎湃的黑土地
哈尔滨土改队队员赵云岫，让农民知道农民的贫困不是由于老百姓懒惰挣不来钱，不是，是他残酷的剥削是把农民不当人，当廉价的劳动力那么使唤，这是他的根本原因，贫困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根源在这，农民慢慢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农民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土改工作队组织贫雇农民主选举，成立穷苦人自己的农会，为贫苦的农民撑腰做主。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的贫苦农民，终于有了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从前一盘散沙似的一家一户终于有了主心骨当家人。
那时候老百姓不识字 都拿着那个碗拿着豆 讲评以后 候选人都拿这个碗在后边 老百姓农民拿几个豆 同意谁在谁后边那碗扔个豆豆多的就是当选者
在周立波的启发帮助下，郭长兴的觉悟提高的很快，他先是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后来参加了当村里的民兵，最后当选为村农会的副会长。
这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带领着村里的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农民痛恨地主，要求土地，但是真让他们面对面和地主作斗争，很多人又迈不开第一步。
战争是靠人来打的，但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的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我军兵源的补充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将国民党军俘虏兵补充部队，二是从地方农民中招生新战士，而这两方面都和土地改革有很大关系。
东北野战军派出的土改工作队到达各个地区后，主动访问贫苦群众，启发大家觉悟，让贫苦群众自己起来和地主斗争。地主有土枪，工作队便把乡亲们武装起来，也发给他们土枪土炮，很快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展起来，到1947年2月，全东北共分配土地3160万亩，400多万人。
东北的土地改革大规模进行后，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纷纷参军入伍。很多的翻身农民还组织起了自卫队，到处收缴地主大排的枪支，收集和使用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捕捉特务奸细，肃清小股顽匪，为东北的后方根据地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分到了土地。
1947年5月，周立波被调回到省城哈尔滨后，写出了以元茂屯为创作基地的反映东北老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了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带领东北的穷棒子们参加土改、闹革命的真实故事。这部成功的作品，1951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
也开启了我们对文学最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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