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唐三百年风雅之盛
——唐太宗李世民边塞诗研究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立为太子，不久唐高祖李渊传位于李世民，庙号太宗，年号贞观。唐太宗亲见了隋朝由盛及衰并最终灭亡的全过程，因此在位23年（626～649年）间，非常注意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用人，善于从谏，社会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被史家称誉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凭武力取得天下的唐太宗，对文化建设也极为重视。贞观元年，在一次宴会上，他就对借《秦王破阵曲》来称赞自己武功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1]唐太宗不仅经常大臣们唱和，还自己动手写诗，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全唐诗》开篇《太宗皇帝》中称他“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2]明人徐缙所印的《唐五十家诗集》，把唐太宗列为五十家中的第一人；清康熙皇帝勅命刊刻，彭宝求、沈三曾等十余大儒参与修订的《全唐诗》也把唐太宗的诗作为第一卷，录诗六十九题九十九首。可以看出历代的评论家都认为唐太宗确有开启唐三百风雅之功。天津师范大学吴云教授校注的《唐太宗全集》共收录其诗歌110首，另外还有断句三联，是目前看到收录唐太宗诗最全的著作。
一、唐太宗的边塞诗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非常重视与民生息。贞观元年七月，便颁布了《缓力役诏》，要求一切从节俭出发；贞观元年（627年）夏，“山东诸州大旱，令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3]同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4]9月，唐太宗发《赈关东等州诏》，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等分往诸州赈恤。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告诫太子承乾：“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5]李世民强调要不夺农时，让百姓进行正常的生产劳动。
马上得天下的李世民深知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特别是面对大唐建立之初，四外强敌环视的形势，他更加注重士卒的训练，对骑射尤为重视。贞纪元年九月，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亲自在显德殿庭与诸骑兵统将一起练习射术，并对将军以下说：“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6]在位期间，为了实现版图的统一，他主动在边塞用兵，北破东突厥、薛延陀，西平吐谷浑、高昌、龟兹，东征高丽、百济，外族或者邻国主动归附唐朝的记录不绝史书。至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7]
唐太宗在长期的征战中，以其特有的帝王胸怀审视战争，除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指挥若定外，他还以一名诗人的身份创作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边塞诗。仔细分析唐太宗现存的边塞诗，可以看出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反映唐战胜突厥主题的边塞诗，二是围绕唐东征高丽之战的诗歌。
（一）反映唐与突厥之战的边塞诗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8]约6世纪初，突厥崛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木杆可汗（553-572）在位期间，势力得到极大发展，“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狄悉归之，抗衡中夏。”[9]当时，北周与北齐正在为争夺中原霸主而进行激烈战斗，“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10]发展到隋唐之际，突厥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隋文帝时,曾经压服东突厥的势力。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面积暴发，使的中原无暇顾及突厥，为其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朝定都长安以后的头六年时间内，东突厥连续八次大举南侵。就在李世民刚刚夺政权的武德九年（公元627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还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一直打到距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与之订立“渭桥之盟”。李世民把这次向突厥屈服求和，称作“渭水之耻”。每当提起，他都痛心疾首。东突厥退兵后，他亲自训练骑兵。“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11]二年，“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12]贞观四年，李世民抓住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发兵攻打突厥，“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13]颉利率余众窜逃，“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14]
突厥颉利可汗被押至长安，唐太宗当面数其五大罪状，却没有杀他，而是“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15]平定突厥并厚待颉利可汗，不仅解除了唐王朝在北部边境上的大患，鼓舞了唐人的自信心，也引来周边众多部落纷纷归降，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为纪念这次战争，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16]
《饮马长城窟行》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被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三）”中，共十七首，李世民这首位列第十二首。唐太宗这首《饮马长城窟行》是一首壮志凯旋之诗，充满了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开篇四句“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提到的交河、瀚海、阴山等地，都是塞外边地，加之当时寒风凄切，河面冰封，沙尘漫天，千里雪飘，共同构成一幅自然环境极其严酷的画面。“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边关“烽火”起，强敌来犯边，训练有素的将士安能在内地静心休整，于是穿戴好行装，威严而又从容杀出长城。然而，进军途中充满艰难险阻，眼里只有马蹄的印迹，耳中只有呼啸的北风。好在大军一到，将军战旗一挥敌人便望风而逃，将士们只需一着戎服天下就可安定下来，边境一带很快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和平气象，都尉和将军们都从龙堆和马邑凯旋而来，传递捷报。将自己的功名刻在石碑上的将士们无比欢乐，庙堂上也高奏凯歌。太宗借文学的手法弱化了具体战斗的细节乃至整个战争的描写，展现出来的都是从容、自信、豪迈的将士形象和气度。从诗中我们能看出唐太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心和巨臂一挥四夷来服，被尊为“天可汗”的奥秘所在。
（二）反映唐与高丽之战的边塞诗
据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考证：“高句丽民族名称的出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建国，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在历史上共存在了705年。”[17]“关于高句丽改称高丽的时间，严格地说，还应是5世纪末，宽而言之，则是5世纪。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并用，至隋唐时期，就不再见高句丽的名称了。”[18]从地域上讲，高句丽（高丽）政权是一个横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19]
高句丽作为汉武帝建的一个属县，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利用中原混战之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仍对前燕、东晋、南朝宋、北魏、北齐、北周等中原大国称臣纳贡，但其与新罗、百济之间的相互争斗和不断对辽河以西地区进行侵袭等都直接影响了中原政权对辽东的正常统治。公元598年，隋文帝对高丽发动水陆进攻，遭受失败；公元612年、613年和614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过度地征战，也毁灭了隋帝国。同时，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了严重损失。
唐朝建立之初，主要敌对势力有甘肃叛乱者薛举、突厥的藩臣梁师都、山西北部的刘武周、燕王高开道、河北的窦建德、魏公李密、洛阳的王世充、江苏和浙江沿海的李子通、南京的杜伏威和辅公祏以及梁帝萧铣等，根本无暇顾及高丽。而高丽也急需与大唐维持友好关系，借机修复战争的创伤，恢复实力。于是，“武德二年，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20]唐高祖也于武德五年赐书高丽王建武表达了自己与其修好的态度：“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士，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21]同时，在赐书中表达了希望双方妥善处置隋炀帝征高丽时遗留两国在对方境内的战俘和逃散人员的意愿。“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22]唐太宗继位后，继续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并致力于解决隋与高丽之间战争的其他遗留问题，“贞观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23]但是，高丽王高建武却始终对唐王朝心存戒心，“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24]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西部大人盖苏文摄职有犯，诸大臣与建武议欲诛之。事泄，苏文乃悉召部兵，云将校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诸大臣皆来临视。苏文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焚仓库，因驰入王宫，杀建武，立建武弟大阳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自是专国政。” [25]唐与高丽间良好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唐太宗对群臣说：“盖苏文弑其君则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26] 虽在长孙无忌的劝阻下未发兵，还与贞观十七年（643年）“封其嗣王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27]但已有攻打高丽之心。盖苏文不听劝告，并以新罗在隋末战乱时曾夺高丽土地为由，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唐太宗大怒，对群臣说：“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28]从谏如流的唐太宗这次没有听纳劝谏。“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汎海趋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29]此次征高丽虽未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唐太宗与群臣一路行军、一边作战一边歌唱，写下了《春日望海》、《于北平作》、《辽城望月》、《辽东山夜临秋》、《执契静三边》、《伤辽东战亡》和《 宴中山》等边塞诗，不仅全景记录了这一征战的宝贵史料，还真实地表达了唐太宗此次作战的感受，塑造了他勇武豪情的帝王形象。这里分析其中一首《执契静三边》:
《执契静三边》
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玉彩辉关烛，金华流日镜。
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
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
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钱缀榆天合，新城柳塞空。
花销葱岭雪，縠尽流沙雾。秋驾转兢怀，春冰弥轸虑。
书绝龙庭羽，烽休凤穴戍。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
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
孔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
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
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30]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此诗作于贞观十九年秋。“《全唐诗》卷一太宗有《执契静三边》诗。……诗亦征辽时作” [31]。诗的开篇“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统揽全诗，表现出了唐太宗乐观必胜的信心与使天下人民共享太平的胸怀。“玉彩辉关烛，金华流日镜。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8句体现了唐太宗意欲用戢武耀德从而实现“烟波澄旧碧，尘火熄前红，霜野韬连剑，关城罢月弓，钱缀榆天合，新城柳塞空，花销葱岭雪，縠尽流沙雾，秋驾转兢怀，春冰弥轸虑，书绝龙庭羽，烽休凤穴戍”的治国方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太宗宁愿自己受“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之苦也无所谓。然而一劳永逸的安边又不现实，只能“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以求得“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孔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并最终实现“元首佇盐梅，股肱惟辅弼，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的终极目标。唐太宗在这首诗中完整地袒露了自己胸怀大局，盼望海内一统，国家长治久安，并愿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愿望。
二、唐太宗边塞诗的特点
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开创者，唐太宗在其边塞诗中展现了其一统天下的雄心斗志，战必胜攻必克的非凡武功，礼赞了大唐帝国疆域辽阔和国力的繁荣昌盛，语言刚健、气势雄壮，意象宏伟，开唐一代诗风。
（一）抒发雄心壮志，彰显帝王气象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他在诗中抒发威风八面、执衡万姓的豪情，展示自己治理国家的信心，彰显其异乎常人的帝王气象。如《春日望海》：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仙气凝三岭，和风散八荒。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32]
诗中，唐太宗盛赞了渤海的浩瀚以此抒情来表达其山海般的情怀。起句“披襟眺沦海，凭轼玩春芳”，于轻松随意间尽显非凡气度。接下来四句“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仙气凝三岭，和风散八荒”等既言祖国山河的壮丽，更是其战则必胜信心的体现。“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云断雁行”四句借海上日出的壮观来展示自己的辉煌武功。接下来，唐太宗又笔锋一转，“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借景来表达自己善于把握时势，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的自觉。诗的结语：“洪涛经野变，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玉。”借秦皇汉武来告诫自己建立伟业后更要戒骄戒躁，谦谨执政，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的信心和决心。
（二）表现壮阔战场，鼓励将士建功
唐太宗戎马一生，他的边塞诗以自己亲历的大小战争为背景，承南北朝的清雅的遗风，诗篇不仅极力渲染战争场面的壮阔，而且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们充满了感情。如《伤辽东战亡》：
凿门初奉律，仗战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防身岂乏智，殉命有馀忠。[33]
这首诗也录在《全唐诗补编》中，题为《五言悼姜确》且比此诗多出句“悲骖嘶向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4句。[34]“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35]吴云教授也作了同样的考证，“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亲自率军出征高丽……此诗当作于是时。”[36]诗中，唐太宗首先赞扬了将士奉命出征时的功绩，用“振鳞”和“骋翼”来表现将士的英武表现和战斗激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神机妙策还未来得及施展，就功亏一篑，国之忠良为国捐躯。唐太宗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将士的哀悼，也让战亡将士的父母深感欣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37]
（三）扬弃六朝文风，追求实境诗境
初唐的诗风正处于南朝浮艳柔弱诗风向唐代刚健宏放诗风的转换时期。但唐太宗在边塞诗的创作过程中，力求避免宫廷诗风的影响，注重实情实境的描写，探寻沉雄之气与乐观豪迈的精神，追求刚健豪迈的诗风。如《辽城望月》：
玄兔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
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38]
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里论诗的“实境”艺术说：“取语甚直，计思匪深。”[39]“司空图所说的实境，就是主张用质直的口头语言，写出‘匪深’的眼前景致；不假借典故华藻表达思想感情，不依靠苦思冥搜获取诗境。”[40]唐太宗的这首诗，除却语言华丽，仍有宫廷诗风的影子外，诗中写到的各种景致都是作者眼见，并通过作者华美的语言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东方初升的明月，将清辉照耀在辽城和碣石山上；月亮与天空中飘浮的云彩似在嬉戏，一会儿云遮住了月，一会儿月又穿出了云；透过树枝的月光在地面上形成的光影，仿佛缀出的优美图案……唐太宗何以兴致如此之好？因为辽城隋炀帝三次东征都至此无功而返。因此作者在最后两句“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中再一次展示了他那特有的胜券在握的王者之风和收复辽东的博大胸怀。整首诗也体现了唐太宗改革旧诗风，积极投身战场，创作直面现实新诗歌的努力。
三、唐太宗边塞诗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唐太宗的边塞诗都是以自己的亲身征战经历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无论是追忆往日戎马倥偬的生活，激励将士建功沙场，还是以“武”构景，抒发自己那份平定天下的豪气，诗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审美气度，对后代文人走进幕府并投身于边塞题材领域的开发拓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以君王的特殊身份带动边塞诗发展
“李世民对诗坛的作用并不在于其本人诗歌艺术造诣与成就本身，而是主要在于其对当时文人学士的吸纳与凝聚，本人所作诗即使是仿袭别人之作，仍然具有超越传统力量的导向作用。”[41]早在武德四年(621年) ，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刚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他就颁布了《置文馆学士教》，开设文学馆，“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属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工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馆学士”[42]。十八学士无疑是李世民的得力重臣，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立下汗马功劳，但无意间他们又和唐太宗共同形成了一个唐初文学创作集团冲锋的阵营。作为一代王朝的缔造者，也是这个文学创作阵营的引领者，在与文士们讨论和诗歌唱和中，李世民总要从自己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和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出发，特别是边塞诗的创作中，更加重视文学和诗歌的现实功用，强调诗歌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李世民的强烈推动下，十八学士都齐刷刷地将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转向了现实功用，连虞世南都曾写过《从军行二首》、《出塞》、《拟饮马长城窟》等边塞诗。唐太宗的诗学实践不仅带动了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其为整个唐代边塞诗接续出现高潮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普通诗人所无法想象的。伴随着边塞诗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诗人关注边塞诗，许多诗人还以边塞诗而闻名，大家最熟悉的当数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四人，后人简称为“高岑王李”。其中高岑更有代表性，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高岑诗派。当然涉及边塞诗创作的绝不仅仅这几人，当时的名家、大家几乎全部都写过边塞诗。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前出塞》：“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等。
（二）唐太宗为整个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注入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大唐帝国在唐太宗的励精图治下，疆域版图再一次实现南北统一，更为让人欣喜的是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民心上甚至是民族上的统一。唐太宗一生作战除了最后的东征高丽外几无败迹，因此在边塞诗的创作过程中，也总是着力于描写战必胜、攻必春，四方来降、凯歌高奏的胜利场面，热情地歌唱自己的文治武功，处处渗透着一股乐观向上的精神，很少表现战争艰苦的一面，即使是血腥的杀戮场景也要用明净的比喻来展现。唐太宗边塞诗中表现的这种气势和自信对后代边塞诗的创作起到了先导和示范的作用。
如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中具有一种雄浑的底蕴，看似一种牢骚，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色彩的豪气，因而并不使人感到低沉。再如高适的《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功名意识和建功立业的雄心，体现出的是质健的风格，这与唐太宗诗中那刚健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唐太宗对战功的重视吸引更多的文人投身幕府
在整个唐朝，边塞战争一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修建的不起眼的小楼——凌烟阁，却因为里面陈列着由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而成为唐代豪杰从军报国功成名就的标志，而进入无数诗人的诗作。李贺《南园·其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杜牧《寄远》：“功名待寄凌烟阁，力尽辽城不肯回。”张籍的《赠赵将军》：“会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等。
同时，也让文人入幕成为一种时尚，从而推动了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据考证：“唐代有名的诗人、散文家、传奇作者十之七八都有过幕府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幕府生活，高适、岑参都成不了赫赫有名的边塞诗人。”[43]
[1]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5页。
[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3]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页。
[4]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页。
[5]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7页。
[6]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31页。
[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56页。
[8] （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第1863页。
[9] （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第1864页。
[10]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五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版，第617页。
[11]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8页。
[12]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9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2页。
[1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3页。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3页。
[16]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17] 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第73页。
[18] 同上，第79页。
[19]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9页。
[20]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21]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5321页。
[22]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3]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4]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5]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2页。
[2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77页。
[27]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3页。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77页。
[29]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3页。
[3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31]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3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4]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
[3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90页。
[36] 吴云：《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3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90页。
[38]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39] （唐）司空图著，罗仲鼎、蔡乃中、吴宗海注：《二十四诗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40] 同上，第70页。
[41] 许总著：《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42] 吴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201页。
[43] 戴伟华著：《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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