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提到《天国之秋》似乎就抛不开作者裴士锋的老师史景迁，哪怕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和史景迁的《太平天国》格局、选材、角度大不相同，但裴士锋的《天国之秋》中，史景迁的影响仍历历可辨。
史景迁和裴士锋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当时外国人的视角。虽然史景迁和裴士锋都是美国人，用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历史并不值得诧异。但两个人不约而同选取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就不仅仅是同为外国人这么简单的相类了。
《天国之秋》并不是对史景迁《太平天国》的放大，史景迁的记述虽然强调了西方影响，但仍主要从太平天国运动自身的历程和特点入笔，裴士锋则更多关照了西方各国的态度和作为。《天国之秋》是截选了一段历史后，又设定了某个固定角度，探索光圈内的细节。裴士锋并没有试图全面展开，如同阳光透过窗户斜射入室，并不会照亮室内其他阴暗的角落。
《天国之秋》中的历史观，一大特点是把中国的内战放到当时整个世界的大政治环境中看。当时，在太平洋的两边，美国南北战争和太平天国同时如火如荼，对于彼时的英国，这两个地方是其重要的原料产地和贸易市场。这两场远隔大洋的战争，看似互不相干，但在已经开启全球化步伐的十九世纪中叶，对极度依靠海外贸易的英国人却影响巨大。英国政府对于两场内战中各个势力的支持或打压，背后都透露出英国人的利益诉求，尽管他们造成的后果也许和愿望恰恰相反。
英国当年采取的对策的确有点让人看不懂。《天国之秋》的很多笔墨放在了当时西方各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态度，以及其在中国的行动上，这中间就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按常理，英法既然和清政府开战，就应该扶持太平天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诡异的是，英法在和清廷开战的同时，在上海也和太平天国发生了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更是直接派兵攻打太平军占领的宁波，用船只载运李鸿章的部队到上海，以攻击李秀成的太平军，又扶持洋枪队直接助战淮军，甚至组织了一只舰队，准备帮助清廷剿灭叛乱，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如果说史景迁《太平天国》的主角是洪秀全，《天国之秋》中，太平天国一方，洪仁玕、李秀成和陈玉成的戏份要更多。尤其是洪仁玕，显然是裴士锋非常感兴趣的一位人物，《天国之秋》一书正是从洪仁玕身上开启的。曾经在香港教会为外国传教士做过长时间助理的洪仁玕，除了比洪秀全更了解基督教教义外，也能够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洋人，愿意引入西方的先进体制和思想。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尽管只是纸上谈兵，里面记述的施政纲领从不曾真正施行过，但洪仁玕的眼光确实超越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即便后来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当时甚至后来的的眼光也多有不及洪仁玕之处。洪仁玕来到天京，获封干王之后，对西方采取了非常友好的态度，希望拉拢西方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为太平天国助力。与之相反，清廷始终对西方各国采取抵触态度，签署的条约故意拖延不予履行，对西方人在中国的行动进行种种限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数次和英法军队交战，甚至扣留英法联军的谈判代表，将多人折磨致死。作为当时另外一方重要势力，曾国藩对西方的态度也远不如洪仁玕积极，他总是尽量避免让洋人插手中国人的事务，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勉强暂时借助外夷之力，过后又赶紧撇清关系。综合以上作为，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英国人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才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是，英国政府的天平却倾向了清廷和湘军。
裴士锋运用了大量国外的资料，引述了当时传教士、驻华外国人、新闻媒体、政府官员的记录、信件，包括政府的报告、议员的议案、议会的讨论记录，罗列出当时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各类态度。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当时存在着巨大隔膜，这种隔膜不止是中国人的闭目塞听造成的，西方人一厢情愿地猜度，固化的偏见，同样要为隔膜负责。这中间的误解和各方势力的角逐，最终决定了西方各国的政策和中国各方的对策。洪仁玕可能代表了其中最为友善和开放的一派势力，然而，洪仁玕的努力却失败了，饮恨而终，他可能是这段中外关系史中最为无辜的一位。裴士锋也在本书的最后试图告诉我们，英国人的措施其实是错误的。
谈到裴士锋的讲述方式，就要说到他和史景迁的另一个相似之处，两人都长于细节描述，习惯用讲故事手段来重现历史，饱满的细节和曲折的情节使《天国之秋》成为一部能够让很多读者读来津津有味的著作，而不会像许多历史专著一样枯涩呆板。
《天国之秋》当然不只是一部西方人看太平天国的历史，这毕竟是一段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裴士锋也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太平天国、清廷和曾国藩的湘军，尤其在曾国藩、曾国荃等人身上着墨甚重。裴士锋一定是仔细研读了《曾国藩日记》，书中很多内容来自其中，由曾国藩组建湘军、屡战屡败，鏖战安庆，被困祁门，直至曾国荃挡住李秀成大军的不断攻击，最终攻破天京。多年前，我读过的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国内著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湘军是一支地主阶级的武装，武力强大、人数众多，但在《天国之秋》中，读者会发现，在太平军和湘军的攻防中，湘军才是始终处于兵力劣势的一方。“结硬寨，打呆仗”的曾国藩几度面临生死关头，能够赢得最终胜利，除了坚强的意志，不能不说有侥幸的成分。
因为选取角度的关系，裴士锋让读者看到的结论，更多的是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成败的影响，但这只是本书选材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在一本书内，对延绵十多年，波及数亿人的太平天国历史面面俱到。在这段历史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中国人。
这场战争中造成的两千多万亡魂中，西方人寥寥可数，所有的苦难只能由中国的大地承受。当读到裴士锋对安庆、南京屠城景象的描绘，看到传教士讲述顺流而下的尸体堵塞了河流，无论看上去多么辉煌的胜利，此刻都充满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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