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小说围绕感情纠葛、伦理道德、人性丑恶、社会世态、司法官场、曲折案情展开描写，故事跌宕、内容奇异、情节深远、人物鲜活、刻画分明、思想深刻。小说总量近六十万字，敬请品读。
（小说梗概：日久生情，由情生爱，因爱违背道德，演绎出情感纠纷，不能得偿心愿，在私利思想的支配下，因爱生恨，反目成仇，受陷被冤，在相信法治理念支配下，在公平正义法治精神下，更在良心发现下，在道义引导下，幡然醒悟，走出思想的羁绊，大义凛然澄清事实，最终得以公平昭雪，讴歌新时代法治社会，展现正能量……）作者：咸风轻扬
第十九章
新的一周开始，严力一如既往地将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在这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历经数个工作岗位的历练，在风风雨雨中感悟了许多的人生真谛，造就了他为人谦和，性格坚韧，明辨是非，处事果敢，乐于助人，秉性刚直的人性特质，让他的工作，生活大受裨益。
今天早上严力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所里，先把一楼大厅的内务整理一遍，随后来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打扫整理，虽然所里上班后有专人打扫，但严力只要早来就会亲自动手打扫卫生，这是他的习惯，他一直对办公环境要求很严，从细节上维护好所里的形象。
等全体人员都到齐后，严力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了每周工作例会，19名工作人员分别汇报了上周各自的工作情况，重点是各自代理的案件受理、应诉、开庭、判决、当事人反馈等情况，以及本周的工作计划、工作目标、存在的问题。
严力不时就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并逐一做了详细的记录，工作情况汇报完后，严力对局里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进行了传达，并就“两学一做”、“反四风”和“八项规定”等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散会后，严力把本周开庭应诉的四个代理人留下，研究讨论案件的有关情况，通过深入分析研判，把握好开庭期间的每个细节问题，尽可能做到胸有成竹，确保取得最佳代理效果，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诉讼获益，这是严力一直强调的工作指导思想。
对于每一起诉讼代理案件，严力都要求必须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个利益既包括委托代理人的诉讼利益，也包括所里的经济收益，在代理中要做到尊重法律、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敢于找问题、敢于提主张、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据理力争，逐步创立了法律服务品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推动了所里工作一年一个新台阶。
说起审判，不得不承认存在着某些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其中被民众广泛给予诟病之一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这在刑事案件中尤为明显，不同程度地侵蚀了司法的健康肌体。
作为“潜规则”，或许可以说是特色。据了解，大凡有规则的行业或地方，就有“潜规则”。演艺界有“潜规则”，（如女艺人争演女一号而向男导演献身）；商业界有“潜规则”（如为了获得某个商业合作而给对方回扣）；官场有“潜规则”（如买官卖官）等等。
就目前来说，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并且现象还较为明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刑事领域的“潜规则”行业人士普遍认可的有以下几种，当然仅是个别案例而已：
【规则一】]“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法第43条）。
【个别“潜规则”一】不打不招。负有侦查职责的机关在办理一些刑事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在个别侦查人员看来，逼供是侦破案件最简捷、最经济的手段，于是，常用之。刑讯逼供的现状如何？有人曾用“牛皮癣”来形容，可见刑讯逼供有多严重，遏制刑讯逼供有多难。
【规则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诉法第181条）。“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诉法第205条）。
【个别“潜规则”二】抗轻不抗重。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对被告人的量刑偏轻、畸轻时，提出抗诉。但对于某些法院判刑畸重的案件，却不提出抗诉，放任重判。如某省发生四名被告人因入室抢劫而杀人的案件，一审法院判处三名被告人死刑，检察机关并未提出抗诉，后上级法院主动改判第三被告死缓。
应当肯定，判刑偏轻或畸轻是错误，判刑偏重或畸重同样是错误。
【规则三】“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理由，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诉法第35条）。
【个别“潜规则”三】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听取或不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其实，许多错案的发生，很多都是法官没有听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所造成的。如云南杜培武案件，湖南佘祥林案件均是如此。上述案件中，律师都提出了被告无罪的观点，法院未予以采信，直到造成错案后才纠正，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
【规则四】，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诉法第162条）。
【个别“潜规则”四】疑罪从轻。某些案件在事实或证据方面存在问题，属于疑罪，按照法律规定不该起诉，不该定罪。但是，检察院出于某种考虑起诉到法院，法院出于同样的考虑还是判决被告人有罪，只是在量刑时从轻处理。如前面提到的杜培武、佘祥林案件莫不如此。可见，疑罪从轻贻害无穷。
【规则五】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刑诉法第7条规定）。
【个别“潜规则”五】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当下，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非制度层面的沟通、协商特别多，制度层面的监督、制约少。有的公安机关在对某一案件侦查之初，就邀请检察、法院提前介入，共同“会诊”，然后根据“会诊”结果决定是否移送起诉。由于这种非制度层面的协商，制度化的制约被弱化，司法的质量便大打折扣。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搞所谓的“三长联系会议”制度，由公、检、法三长定期或不定期对一些案件进行高层协调、定调。于是乎，所有的审判都变成了形式主义。更为让人忧心的是，有些地方竟然把“三长联系会议”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成果进行推广，不知是福是祸。
【规则六】“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 （刑讼法第89条）。可见，侦查始于立案之后。
【个别“潜规则”六】不破不立。“立”是立案，“破”是破案。相当多的刑事案卷显示，侦查机关往往在立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侦查工作，待取得基本证据后才办理立案手续。这便是所谓的“不破不立”，即不破案就不立案。侦查机关之所以如此尊崇这一潜规则，也是迫不得已：凡是办理了立案手续的，破案率必须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如一般案件的破案率为90%，命案100%（即所谓的“命案必破”）等等。这种行政考核模式，由于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缺乏科学性，被迫侦查人员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提高破案率，“不破不立”便是中国的独创，久而久之，“不破不立”变成了全国性的潜规则。
【规则七】，“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危害的程度，按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法第61条规定）。
【个别“潜规则”七】敢于违法重判，不敢依法轻判。由于现阶段法官的权责不明，法院不独立，法院审判出现问题时缺乏如何追究责任的有效机制，造成法官为了保护自己，在判案时有意加重刑罚，从而有意规避责任。因为当下大多数认为，“判重是认识问题，判轻是原则问题”，于是乎，敢于违法判重、不敢依法判轻就有了市场。
【规则八】“人民法院在对案件审理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作出有罪、无罪、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62条）。
【个别“潜规则”八】先请示，再判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个别疑难、复杂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不仅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还向当地党委、人大等部门汇报。因为有请示在先，上级法院对案件已有态度，被告人即使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往往也是流于形式。这种做法实际上弱化了二审终审制度，是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异化。
这些“潜规则”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呢？显而易见，也是有目共睹，更是有案可据，那就是造成冤案、错案的频繁发生，甚至拿法律当儿戏，操权弄法，草菅人命，严重损害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