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浙江的《江南》杂志刊登了由浙江嘉兴文联作家薛荣创作的小说《沙家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在薛荣的小说中，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等人都不再是原来的形象。阿庆开着春来茶馆，他身材矮小，唯唯诺诺，阿庆嫂没有生育能力，故而阿庆在高家村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名叫金贵的孩子。
而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与郭建光二人都是她的情人，阿庆对此没有一点脾气。阿庆嫂给郭建光和胡传魁牵线搭桥，达成了以军火作报偿请胡传魁出兵救新四军伤员的交易。
阿庆嫂风流成性、郭建光胆小无谋、胡传魁倒有一些江湖豪气，就是这样的颠覆性改编，小说被称为“风流版”《沙家浜》。
这一小说一经刊发遭到了社会各界旷日持久的批评，当时信息流通不似现在，否则这件事定能成登上热搜榜。说批评“旷日持久”并非夸张，从2003年的2月到7月中旬的半年时间内，批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
口诛笔伐下的结局众多的批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情感派”，如《浙江日报》就曾发文称小说《沙家浜》“严重践踏了人民的情感，污蔑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批评大多是这一类。
另一类批评者是以郝铁川为代表的“法律派”，他在《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一文中曾写道：“把阿庆嫂写成‘潘金莲’，把郭建光写成‘奸夫’，极大地践踏了为绝大多数人心理认同的民族精神，而正是在这一点，它违反了当代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
江苏常熟沙家浜当地的人也很气愤，镇政府称：如刊发者和作者不认错就与之对簿公堂。
社会人士的观点一边倒地认为《江南》杂志社刊登小说《沙家浜》是一件错事，甚至“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既没有讨论的空间，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江南》杂志主编张晓明递交辞呈，杂志社刊登了书面道歉信《我们就刊发小说〈沙家浜〉的学习与认识》，至此，这件事才渐渐平息。小说《沙家浜》作者薛荣的情况并未见报道。
《江南》杂志为什么刊发？可能至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恶搞红色经典的恶性事件，但有深厚文学功底的杂志社主编、编辑在考虑之下将小说《沙家浜》刊登出来，难道是“集体故意”吗？他们为恶搞经典就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儿戏吗？
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可以从《江南》杂志的那篇道歉信中看出端倪，在道歉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应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完全错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实验文本”来取代严肃的革命文学。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英雄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典型人物。这些英雄形象已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不能因江青篡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果而予以简单否定，反其道而行之。
可以看出，杂志社将小说《沙家浜》刊发出来完全是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虑，他们认可的是作者薛荣在“后现代主义”与“实验文本”方向上所做的探索。
文章看到这里，可能也有一些人义愤填膺，但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实验文本”，如果觉得别人在犯错，却连之所以犯错的理由都没找到，就难以避免还会有人接着犯错。
“后现代主义”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反叛”，其一切都反本质、反常规，这种文学思潮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而“文本主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将事件合理地解释，而非凭空想象。
《江南》杂志从学术观点出发认为小说《沙家浜》有着文学思想上的进步性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题材选得不慎重。文学始终是面向大众，而大众一般不会、也没能力以学术眼光来看待先锋作家的文字，这才酿出“恶搞《沙家浜》”的事件。
在小说《沙家浜》这件事上，大型党报未发文评论，甚至有新闻发言人被问到这件事也不给任何观点。这件事其实就是专家与大众知识水平差距导致的艺术观冲突外显事件，但从小说《沙家浜》内容来看，大众认为这部小说恶搞“红色经典”也不冤枉。
许晴、陈道明版《沙家浜》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2004年，广电总局就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意在纠正“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错误，但当时对“红色经典”的定义极为模糊，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总结概念的争议不绝于耳，但政策大意极为明朗，“红色经典”不允许“恶搞”，这照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情感，也保护了“红色经典”的纯粹性。
也正因有了这样的规定，此后再也未出现像“风流版”《沙家浜》那样的事，即便出现了“手撕鬼子”类的抗日神剧，也没再出现不伦不类的“红色经典”剧。
关于2003年的“风流版”《沙家浜》事件，你觉得当时大众的做法是对了还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