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美丽,曾经风光,风吹过,雨飘过,青春不再有,时光中留下了什么?
红玉是我小姨,我母亲的小妹,惟一的亲妹妹。母亲和小姨的年龄刚好相差一轮,都是属蛇的。姐妹俩长得很相像,所不同的是,小姨眉间有一颗红色的痣;所以,外公给小姨取名“红玉”。
原先,我外公是一个有名望的教授,外婆是名门闺秀。外婆又为外公生了两个美丽的女儿。外公的长女是我母亲,小女就是小姨红玉,到了“文革”时,母亲刚好受完高等教育。后因外公外婆“自绝”于人民,母亲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当教师。而高小才毕业的小姨便失了学,在社会上瞎混。
到了1978年,小姨的年龄正好是母亲当年下乡时的年龄。外公的事已平反,补了一叠厚厚的钞票。两年后,我们全家也调回省城,住回小姨童年时与母亲同住的那栋已很陈旧的小房。
小姨在社会上混了十来年,别的没学会,但穿着打扮、大手大脚地花钱、迷着男人是最在行的。小姨很艳,也很放荡。母亲总看她不顺眼。母亲已是徐娘半老了,看到红玉,就想起当年自己的艳:“臭老九”的女儿,竟然找到像我父亲出身那么好、那么英俊,又是校革委会组长且又能保护母亲的人;这不能不说明当年母亲的魅力和手腕。
这时的小姨,正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美丽、成熟。那眉中的红痣显得特红,但还未成婚。在这个城市里,正经人家的男儿爱她的美貌,但又在乎她的过去,从未想过要娶她为老婆;而那些爱打趣她、逗她的男人,她又不想嫁!可能因为她名声不怎么好,又加上她自己高不成低不就的,成了大姑娘还没嫁出去。
红玉不服这口气,我堂堂大教授的女儿,还怕嫁不出去?我如此美貌,喜欢我的人多呢。母亲听了只是冷笑,也不理她。有时,小姨买东西回来给我们三姐妹吃,我们哪怕馋得口水直流,如没有得到母亲的许可,姐妹三人也只好咽口水。因为,母亲从不许我们吃小姨买的东西。
父亲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望着,像当年看母亲那样,望着红玉的红痣出神;但父亲只要听到母亲的咳嗽声,便垂下眼帘,佯装看手中的书。自此以后,我们姐妹受母亲的影响,都从不招惹、搭理小姨红玉。在这个家,红玉似乎成了孤家寡人了。
终于有一天,母亲与小姨闹得很凶,母亲大声叫她:“滚,滚远点!”于是,红玉不辞而别。据说,她去了刚刚开发的深圳。
事后,母亲对邻人说:“红玉精得很,她独吞了我父亲留下的那笔补发工资。我三个孩子上学,她游手好闲不上班,家里开销这么大。她真沉得住气,到这时还不吭声。”那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当母亲证实那笔钱确实已被小姨花得所剩无几时,姐妹俩终于不欢而散,母亲发誓不再理她惟一的小妹。
一闪十多年过去了,时间的年轮已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大姐、二姐都参加了工作,我也上了高中。一天,大姐的男朋友从深圳出差回来,说起深圳的繁荣。这时,母亲才想起她有个亲妹妹,十年前也去了深圳的红玉。
大姐的男朋友第二次从深圳回来,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红玉是某大公司的总经理。邻人不信:“她这么图安逸,大手大脚的人,能管理好一个公司?”父亲插言说:“人不可貌相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看红玉很聪明能干的。”母亲听父亲说得有理,也表示赞同。
为了联络感情,母亲想要我们三姐妹先去看看小姨。母亲买了家乡茶叶、松花蛋等特产;而旁边的父亲望了我们姐妹三人一眼,学着母亲掐着手指头一算,然后才说:“你们三个姑娘去,就得花三个人的钱,就得这个数。我看,我一个人去得了。”母亲不放心地说:“就你?”母亲盯了父亲一眼,顿了顿说:“哎,还是我去合适些。”
母亲回来时,兴高采烈,虽然她没买一样特区的东西,但还是滔滔不绝地叙说着深圳之行:“深圳像小香港似的,变化真大。你们小姨红玉,真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
我问:“妈,小姨的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母亲听了十分得意地说:“公司里人人都称她玉总经理,当然要做珠宝生意。”父亲开玩笑说:“现在珠宝行业最吃香,追她的人一定有一个连了。”
母亲一听,斜了父亲一眼,冷冷地说:“我们王家本是望族,王家的姑娘还怕嫁不出去,用得着你担心?”说着加重语气说:“员工们都叫她玉总玉总的。我小妹红玉本来就是一块美丽的玉石嘛!”
大姐听了,说:“王、玉不就是一点之差。妈,那你真的见到小姨了?”母亲说:“你这大傻瓜,你们小姨公务很忙,她刚好去香港谈生意去了。公司的人说要半个多月才回来。我哪能再等?我只请一个礼拜的假,回来晚了可影响我的年终奖的。”
二姐问:“那些东西呢?小姨什么时候回来?”母亲笑说:“二傻瓜,送你小姨的东西已放在她公司里了;你小姨当总经理,她回来后,公司的职员自然会交给她。她办完事,自然会回来看我们的,人之常情。我的二傻,你小姨在这个月之内就会回来的。妈妈办事,还不放心吗?”
其实,被母亲唤成傻瓜的两个姐姐,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两个姐姐自然希望富有的小姨能回来,她们与母亲带着同样的希望。
于是,决定全家动手改变家里模样。首先把家里的那些陈旧的摆设换掉。
就在这个星期里,父亲亲自拿起刷墙的刷子,刷起886,只是为了使房子亮堂一些;母亲自个蹲了大半个晚上,补好了那开裂的人造革沙发;大姐换了所有的床单,铺上自己的嫁被;二姐用洗衣粉清洗那已很陈旧的家具,手都发白了,似乎要擦出原有的光彩来;我被母亲安排上街去买花啊、瓶啊,装扮那陈旧寒酸的房子。
我奉命在街上转了一圈,买回绿色的瓶,红色的花。但母亲见了,尖叫一声,说:“什么?摆绿瓶红花,太俗气,太矫揉造作,乡下人似的。你当总经理的姨是不会喜欢的。”说着又指着我的额头大声说:“你呀你,真不会办事!你这个三傻!”父亲附和着:“花了一个月的肉钱,买这么俗气的东西。哎,我还以为我三姑娘最聪明伶俐了,原来也是个傻蛋。”父母亲望着这个花了一个月的肉钱买的俗物,心疼得不行。
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花了大把大把的钱,心里自然是疼的。但一想起当总经理的红玉回来了,那以后家里的情景,一定是装饰典雅的住房,精美的食品,华丽的衣服,潇洒的举止。就像演电影一样,从母亲脑海里一幕幕地放映着,想着想着,母亲的疼就减了许多。
母亲翻着墙上的日历,又掐着指头算了算,就像街上算命先生,故弄玄虚地对我说:“下个礼拜,你姨真的就要回来了。”说着回头对大姐、二姐说:“为了迎接你姨归来,你们也应该上街去添一两件新裙子;大傻、二傻,你们上街时,最好带上你们的男友,看上什么要他们买。”
星期六晚餐时,大姐的男友第三次从深圳出差回来,似乎心事重重的,但大家都没有在意他,只是各自说着自己的新装。二姐说买了新裙子,我一看二姐那得意样,心里就知道这一定是她新认识的男友送的。父亲说买了金利来领带,福绅衬衣,他一定是想在红玉面前露露脸的。母亲也买了一件时髦的套裙和披肩。我虽没有工作没钱买新衣,但大姐却大方地把她上月才买的,只下过一次水的真丝红裙送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套上,高兴得在衣镜前猛转圈。
饭罢,大姐的男友终于插话说:“伯母,我听说,西郊那片树林,已被一爱国华侨开发成天然森林公园,风景很美。”母亲听了,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明天就到西郊公园看风景去,大家轻松轻松。”
星期天,全家穿戴一新,准备出发。只见大姐磨磨蹭蹭出来,眼圈儿似乎有点红,她委屈地对母亲说:“他说他没空。”
母亲听了皱了皱眉,说:“他没空?不是他说要去那的吗?”我听了,想起大姐的男友昨晚的话:“三妹,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这次我到深圳真打听清了,你姨红玉是在那珠宝公司呆过,那总经理名叫洪俞,员工们也叫他俞总的,而红玉曾是俞总经理的情人。可是,红玉在好几年前就离开了,现不知去了哪。”想到这,我的神色黯然起来。
母亲见了,不悦地说:“我的三傻,瞧你这样子,怎么了,还去不去西郊?”回头见从里房出来的二姐,挽着她西装革履的英俊男友,母亲才舒开眉头,说:“走,不等了,我们自己到西郊公园去玩。”父亲边附和说好,边弯腰用餐巾纸擦了擦皮鞋;然后,学着电影里的绅士样,挽起母亲的手臂。
上了公共汽车后,父亲靠窗佯装看沿途的风景,母亲装着头晕靠在父亲的手臂上。大姐一脸愁容,二姐示意要她男友买票。她男友慢腾腾地在笔挺的西服口袋里摸着,心里寻思着:“他们家不是有一个当总经理的小姨,还在乎两元一张的车票?”
回头见二姐杏眼圆睁,见她这气势,又想起她家当总经理的小姨,心想:“我何不大方一些,让她家人高兴高兴,将来我也跳槽到深圳去。”终于,他故作潇洒地摸出那张已有体温的百元大钞,买了六个人的车票。
下了车,大家都活跃起来,当然,除了大姐闷闷不乐外。母亲未来的二女婿,见自己西服口袋里百元大票已成了胀鼓鼓的零币,心里好一阵失意,却故作大方地讨好未来的岳父母。
他买了门票,进了公园。大家就被眼前那一片葱葱郁郁的绿色陶醉了。大家边上坡,边说感兴趣的话儿,心情十分愉快地谈论着小姨;说小姨有外婆的美貌、外公的魄力,是个女强人,是女中豪杰。
二姐拉着男友的手上坡,正听得得意忘形,不由得一脚踏空,还好只跌倒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她男友拉起她,那崴了的脚已红肿起来,她大声叫唤着:“哎哟,哎哟,疼死我了。”
于是,父亲建议到旁边的亭子里休息一下。二姐的男友把她搀到石凳上坐下,把她的脚捧在心口,轻重适当地揉着她的脚,揉得她舒适地“哎、哎”叫着,旁边的大姐听了好不伤心。
母亲瞪了大姐一眼,转身在一边看起外面的风景,就像回到小时候的时光。只见那林子里的帐篷,星星点点,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彩色的,使人眼花缭乱。哎,这都是有钱人家租的,暑假全家人到这儿度假,品尝着高级冷饮,说着温馨的话儿,唱着流行曲儿。
回头见自己一家人坐在亭子里,只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母亲便觉得不自在起来,便支使二姐的男友去买饮料。自家虽是小职员家庭,但是大教授的后代,又有个当总经理的亲妹妹;在这高雅的环境,能比三流大款逊色吗?
二姐的男友小跑到半山腰,便带回一个提着两个保温瓶的糟老婆子。说实话,看不出她年龄。说那婆子七八十岁也可,说她四十来岁也过得去。她那凌乱的头发,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粗糙的双手,那褪了色的衣服,但看得出是流行过的。特别是那张还算端正的脸,已被风霜吹得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老。
父亲在她拿雪糕的刹那间,认出她就是小姨子,母亲惟一的妹妹红玉。父亲回头看了母亲一眼,见她惊慌失措起来,显然母亲也已认出。但母亲很沉着,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但她还是不相信,偷偷地又仔细盯了那婆子一眼:只见婆子眉心中有一颗红痣。母亲扭过头,走到一边,便使眼色给父亲;父亲见旁边的婆子,正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保温瓶里拿最贵的那种三色蛋筒,欲要起身一一递给大家。母亲马上背过身,也不说话,只怕那婆子认出自己,拉着旁边父亲的手臂,到一边佯装看风景。
二姐和我接过婆子的冰棒,只顾往嘴里送;二姐的男友给了钱,帮父母和大姐拿了冰棒。那婆子咕噜一句,便坐在一边的石凳上休息。父亲背着那婆子接过二姐的男友递过的冰棒;大姐勉强接到手里,却迟迟不吃;母亲摇头不接,也不说话。于是,父亲回头不经意地瞄了那婆子一眼,谁知那婆子正好盯着他痴痴地傻笑。父亲的心一惊,冰棒也落在地上,便连忙挽着母亲转身下山。我们只是莫名其妙地跟着下山了。
二姐一脚高一脚低地跟着,问:“爸,干吗这么着急?”父亲简短一句:“你妈发烧。”母亲把头靠在父亲肩上,斜眼便看见那婆子沿另一条小路下山,似乎比他们全家还快一步到大门口。她不经意地在大门口冰室又进了些冰棒,用粗黑的手一一放进小小暖瓶里。
那婆子提着保温瓶向另一景点走了,我们才从不通的后门折回大门边。只听见门口两个检票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在互相打着趣儿。年轻一点的说:“喂,你怎么不逗逗刚才卖冰棒的婆子?”年长一点的说:“婆子疯疯癫癫地说过,自己年轻时候长得很美,比你还艳呢。”年轻一点的说:“去你的吧!”
说着说着,她们便大笑起来。年长一点的笑着说:“我不是拿你跟她比,瞧你这样。据说,她在深圳曾做过一个珠宝商人的情妇,后又被人家一脚踢开。因无生路,便当了鸡。在风月场上,净争风吃醋了,被政府遣送回原籍,却无家可归。现在老了,又有点神经质,夏天便卖冰棒,冬天拾破烂为生。”
我听到这,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回头见父母亲不经意地出了大门。大姐、二姐及二姐的男友都跟着出了门。一时,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纷纷地落下
作者简介
陈雯,湖南作家,《中国作家》签约作家,报称“潇湘才女”。自幼爱好文学,自十岁起发表文学作品,已发表诗歌、散文、小说500万字,已出版长篇小说《落秋风》、中短篇小说《雨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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