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或者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有哪个孩子没见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的阴森恐怖的照片？有哪个孩子没有读过至少是一部分小安妮·弗兰克令人难忘的故事？事实上，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龄儿童还被告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如果问大多数美国人（不论儿童还是成年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60年前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位著名的官方历史学家向我坦言，这一主题从未在她多年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出现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难为情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发生过战争，她关于“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甚至美国的亚裔人士在这方面的了解也极其有限，其中一人暴露了她可怜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她问我：“南京？是什么？一个朝代吗？”
张纯如先生
60年前曾成为美国报纸头版新闻的南京大屠杀消失了，几乎无迹可寻。关于南京大屠杀，好莱坞没有拍过主流影片一一尽管这个故事中包含着许多与《辛德勒的名单》类似的元素。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愿就这一题材进行写作。
听到这样的言论，我感到非常恐惧：30万中国人被残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这些受害者曾在日本占领之下消失一样；将来某一天，世界可能真的会相信日本政客的狡辩，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骗局和谎言一一它根本不曾发生过。通过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研究历史本身，还探究历史研究的方法一考察历史形成的动力和过程。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历史事件被载入史册，而另一些事件则被人遗忘？具体而言，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甚至整个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的？
很显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德日两国处理其战时罪行的不同态度。德国的反省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它不仅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而且承认德国战时政府也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负有责任，并使这种反省成为其战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日本政府却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尽管许多人为迫使日本政府直面真相而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许多日本人仍然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行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野蛮罪行从未发生过。
关于“二战”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仍旧在日本不断涌现。时下最流行的修正主义观点认为，日本对战争期间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都毫无责任。日本参战不仅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崇高行为，日本自身最终沦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
张纯如生活照
这种粉饰历史的观点甚至被写进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要么完全忽略南京大屠杀，要么大肆赞扬日本军队果敢的军事行动。反对者认为这些教科书没有告诉下一代真相，而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了让反对者保持沉默，采取了从诉讼到死亡的一切威胁手段，有时甚至采取暗杀手段。
但试图篡改历史的人并不仅限于少数非主流的狂热分子。1990年，日本保守的自民党主要成员、《日本可以说“不”》等畅销书的作者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说：“有人说日本在那里（南京)进行了大屠杀，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故事，它玷污了日本的形象，是赤裸裸的谎言。”毫无疑问，这种言论激起了全球学者和新闻记者的愤怒。有人指出：“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这在政治意义上等同于德国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但是所有的谴责并没能使石原慎太郎闭嘴，他报之以一系列疯狂的反击。面对压倒一切的证据，石原慎太郎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相关人员进行审判之前，南京大屠杀并不为世人所知；不论日本的随军记者还是西方的记者，在这场大屠杀发生期间都没有写过相关的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弗兰克·提尔蔓·德丁没有亲眼目睹任何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到20世纪90年代，约翰·马吉已经过世，不能为自己进行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并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上宣读他父亲的文章，展示了他父亲曾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摄像机。德丁仍然健在，他本人直接采取了行动。他中断在圣选戈的退休生活，召开记者招待会，驳斥石原的言论。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确实在1937年写过一篇描写上海到南京之间乡村和平景象的文章，但该文章写于日本向南京进发前两个月。
石原的其他论点也不值一驳。当时，10多家西方报纸都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甚至日本报纸上也出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道。至于德丁，他的文章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即时报道，而且作为头版头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约翰·马吉的信中也有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比如“强奸妇女方式之残暴简直无法形容，超乎想象”“据我所知，南京的每条街道上都有尸体，我去过包括下关在内的许多地方”。
张纯如
但石原并没有因此闭嘴，而是继续宣称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主张影响了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决定。由于先前的所有观点都被驳倒而无法继续重复，石原稍微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但仍然顽固地坚持一点：即使德国已经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应该向受害者道歉；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应该承认他们因做过任何错事而有罪。
尽管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发表过否认历史的言论，石原的职业生涯却并未受到影响，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另一个卷入这场争议旋涡的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天，接任内阁法务大臣几天后，他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和其他事情都是编造出来的，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他继续称韩国慰安妇为“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压垮的危险”。他的言论在整个亚洲都引起强烈反响， 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因宣称南京大屠杀 "不过是战争的一部分”而断送了其政治生涯。8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藤尾正行为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 并宣称死亡人数被夸大了。他还声称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事件中， 朝鲜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它是自愿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 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剥夺日本的权力”而进行的“种族复仇”。 尽管藤尾正行做出这些评论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塑日本精神”， 但他还是因此丢了官职。当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二战” 期间曾担任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司令， 在战后升任日本法务省大臣，甚至还当了文部省大臣。1988年，奥野成为日本国土厅长官和内阁的第三号人物。但同年春天，奥野参拜靖国神社 (那里供奉着日本甲级战犯)，并透露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态度， 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奥野告诉记者：“日本人没有侵略企图， 白种人把亚洲变成殖民地，但受到谴责的却只有日本。谁才是真正的侵略者？是白种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称为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奥野的声明在整个亚洲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他不得不改口：“我没有说日本不是侵略者， 而是说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奥野在5月被迫辞职， 但他始终不知悔改。奥野说他之所以辞职，只是迫于政府的压力， 而不是因为他希望收回自己的话。
·1994年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发表言论， 称日本参战并不是为了侵略。面对中国的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再次对日本内阁大臣发表歪曲历史事实的无耻言论表示遗感。”)，最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为樱井新的言论道歉。他还指责该言论“不恰当”，并要求樱井新连夜举行记者见面会，收回自己的话。
·1995年，日本通产省大臣、自民党的实力派人物桥本龙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宣称，“二战”期间，日本的意图只是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开战。他说，尽管日本侵略了中国，但没有侵犯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
张纯如和她的著作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官方仍然继续否认这段历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棍山静六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性奴隶和强奸受害者并不是奴隶，而是自愿从事卖淫的妓女。1997年1月，梶山静六宣称，日军的慰安妇“是为了挣钱”，与当时日本国内合法的妓女没什么区别。令人惊讶的是，棍山的这些评论正好发生在日韩两国首脑会晤的前夕，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韩国总统金泳三都对他的言论深表愤怒。
后来，棍山静六作态就其言论进行道歉，但由于他的道歉缺乏诚意且具有侮辱性，让批评者更加愤怒。这位内阁大臣为其言论“导致日韩高级峰会的不愉快和韩国人民的误解”而表示遗憾，但拒绝收回其最初的言论。这不是棍山静六第一次因口无遮拦招惹麻烦。1990年，他由于把非裔美国人比作毁坏整个社区的妓女而被迫辞去日本法务大臣的职位。
教科书的争议
日本教育中最令人忧心的险恶方面之一或许是，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刻意隐瞒关于“二战”的重要信息。几乎从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就为能在难以立足的教有金字塔上争得一席之地而奋斗，并努力攀上金字塔的顶端，即考取东京大学。
在日本，中学生从上午9点一直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升入好的中学，好的小学往往人满为患；为了升入好的小学，好的幼儿园往往也拥挤不堪；为了让孩子们获取进入好的幼儿园的资格，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
但是，尽管日本以“考试地狱”而闻名，但日本的学生究竟学到了多少关于“二战”的历史呢？
事实是，非常少。日本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患有选择性遗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才在学校教育中告诉学生，昭和天皇的军队应该对“二战”期间至少2000万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报纸文章引用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说，他的学生在得知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很惊讶，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谁打赢了。怎么会这样呢？日本小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所有教科书都必须经过文部省的审查。日本评论家指出，社科类教科书的审查最苛刻。例如，1977年日本文部省将一本数百页厚的标准历史课本中关于“二战"”的章节删减到只剩6页，只剩下美国轰炸东京和广岛化为废墟的照片，以及日本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至于日本战争另一方造成的伤亡总数和日本的战争暴行，以及日本强迫中国和朝鲜俘虏到日本劳动营的事情，课本中只字未提。
如果不是一位勇敢改革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或许还不会受到任何挑战。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政府，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30年的诉讼斗争，家永在日本赢得了数千名追随者的支持。
凡是见过家水三郎的人，无不吃惊于他虚弱的身体。这位年过八旬的历史学家，头顶光秃，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有气无力，低若耳语，但在他痕弱的外表下却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家水三郎试图向日本学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文部省的宫员对此进行了干预。例如，在他的教科书底稿中，家永三郎写道：“日军占领南京，杀死了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然而，审查人员评论道：“读者可能会把这种描述理解为、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就单方面地屠杀了大量中国人。为了不使读者这样理解，这段话应进行修改。”在家永三郎的抗争下，这段论述最终被改为：“经过与中国守军的激烈战斗，日军占领南京，并杀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该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这种表述是家永的论点同文部省立场之间的一种妥协，或许能为审查者所接受，但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它暗示南京大屠杀是在中日两军激战过程中发生的。
审查者还要求家永删除对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声称“侵犯妇女事件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每场战争中都发生过，并非日本军队独有的行为，无须在此专门讨论”。
甚至“侵略”一词也被视作忌语，审查者写道：“侵略是一个包含消极伦理内涵的词汇。”文部省对家永三郎谴责日军战时行为的做法十分恼火，他们被家永的这段话所激怒：“这场战争被荣称为‘圣战'，日本的失败和他们在战场上的野蛮行径完全被掩盖。因此，大多数日本民众无法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满腔热情地参与这场鲁莽的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文部省删除了这段文字，因为“在战场上的野蛮行径”和“这场鲁莽的战争”之类的表述是“单方面地批评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处境和行动”。
1970年，家永三郎胜诉（东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做出判决，教科书的审查不得超过纠正事实和印刷错误的范围)时，极端主义者多次向原告代理人、法官和家永三郎本人发出死亡威胁，与此同时，许多暴徒在家永三郎家门外敲击锅盆、高呼口号，使他无法休息。家永及其律师不得不在警察的护送下通过一道秘门出入法庭。
除了1948年获得一次奖项之外（当时他承认自己“政治失聪”），家永三郎一直都被颁发国家历史学奖的官方委员会所忽略。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已经在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家永三郎的努力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引起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抗议，使保守的日本文部省不得不做出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多年的诉讼和政治抗争终于得到了回报。1982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话题成为热点，致使日本陷入一场国际外交危机。日本四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中国和韩国官员也提出正式抗议，谴责日本试图抹杀他们的侵略历史，为在年青一代中复活军国主义打下了基础。然而，日本教科书审查委员会试图为自己辩护，并告诉记者：“描述南京大屠杀用了三五行文字，而提到苏联和美国对日本的暴行时却只用了一两行文字，这不公平。”最后，教科书之争的公开化取得了两个成果：一是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被免职，他曾竭力为文部省粉饰“二战”历史的政策辩护；二是文部省内部提高了认识，意识到他们再也无法忽视南京大屠杀。在藤尾正行被免职之前，“保卫日本全国委员会”早已准备了一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其中对南京大屠杀是这样概括的：“南京之战异常激烈。
中国要求日本就中国方面军队和平民的伤亡进行反省。”藤尾正行被免职后，文部省修改了这段文字：“南京之战异常激烈。据报道，南京陷落后，日军打死打伤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因此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
当然，审查教科书的问题远未结束。现在，一些日本官员不再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是致力于缩小大屠杀的规模。1991年，文部省的审查人员要求教科书作者删去南京大屠杀中所有涉及中国遇难人数的内容，因为当局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对其加以证明。3年后，文部省甚至强迫一位教科书作者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某一天杀死中国人的数量由原来的25000人减至15000人。该教科书的初版引用一篇日记的记载，日军在一天内处决了25000名俘虏。但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该教科书的出版商做出让步，减少了日记中记载的死亡人数：“佐佐木的部队处决了15000人。”
学术界的掩饰
日本学术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回避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该事件距今不够久远，还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或让历史学家们评判日本的错误。有些人甚至对批评日本战时罪行的做法表示愤慨。
（有人激愤地说：“我们究竟要为犯过的错误道歉多久？”)
其他学者则为日本辩护，甚至与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极力减少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其死亡人数。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位知名的修正主义者，他发起了一场歪曲南京大屠杀和“二战”其他历史的运动。他的煽动性言论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死亡人数比中国声称的要少得多；大部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是游击队员，而非平民；亚洲的性奴隶或日军的慰安妇都是普通妓女。藤冈声称这些妇女获得的经济补偿相当于“中了彩票”，并要求日本政府不仅收回对这些妇女的道歉，还要将有关她们的内容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删除。
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严肃研究大多是由传统学术圈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工厂工人小野见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1988年开始在自己工作的地区采访那些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在若松师团服役的农民。由于每次轮班之间有36小时的间歇，身为单身汉的小野也无须承担家庭责任，因而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这项研究。
据报道，小野6年来走访了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复印了30本日记中的20本，录制了对其中7人的采访资料。他的一些发现刊登在《金耀日》周刊上，被誉为首项完全基于日本的资料来源而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的研究。1996年，他与人合作编辑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著作，但他仍然生活在可能遭到日本人报复的阴影下，由于担心自己成为右翼狂热分子的牺牲品，他甚至拒绝拍照。
媒体的自我审查
在日本，不仅政府利用审查制度篡改教科书，媒体也实行自我审查。私营机构的自我审查危害更大，因为它更加微妙，也更难令人察觉。
日本电影发行商对《未代皇帝》中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所做的手脚充分说明了日本的自我审查制度。对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这部关于溥仪传记的电影，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删除了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30秒镜头。贝托鲁奇发现后震怒：“日本发行商删除了影片中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镜头，这不仅未经我授权，违背了我的意愿，更没有通知我，他们甚至对媒体宣称是我和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提出删改的。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令人反感。”贝托鲁奇的公开反对迫使发行商立即恢复了被删减的镜头。他们找了各种借口解释自己的行为。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久保谷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解”进行道歉，解释说公司认为关于南京的那段镜头“过于骇人听闻”，不适合在日本放映。他说：“删减这部影片是我们的自主决定。我们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富士公司的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光宏告诉记者，删减关于南京的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重”。日本影评家中根猛彦分析认为，决定删减这些镜头，主要是由于发行商的胆小怕事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力威胁。这位评论家告诉记者：“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和很多影院老板担心右翼团伙在影院外制造事端，许多右翼分子仍然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以及‘二战'期间的诸多行为是本国圣战的组成部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在日本，那些勇于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的人经常要面对无休止的攻击。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洞富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史教授，他曾于1966年访问中国，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后来他在几本专著中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曾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往中国大陆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打破禁忌在日本媒体上讨论南京大屠杀。他的调查成果最先在《朝日新闻)及其他报刊上连物，后来扩展为一部专著。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的研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曾于1937-1938年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中国人。
他们两人都在日本受到了恶毒的攻击。极端保守派作家铃木明是猛烈批评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的人之一，他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对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的研究提出了挑战。铃木明指责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提及的许多内容是捏造的，因为现有的原始资料根本不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所谓南京暴行不过是一种“假象”。铃木将其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获得了《文艺春秋)杂志非小说类作品的奖项，收到文学批评家们的大量溢美之词，如“令人钦佩”、“勇气十足”。当洞富雄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其加以反驳时，数位日本著名作家立即群起而攻之，为铃木明辩护。
另一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驳本多胜一的书—一《“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书中引用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中的资料。他指责本多胜一散布“敌方的宣传”，并争辩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找不到任何有预谋、有系统的屠杀案例”。他在书中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加入田中的阵营，共同批判洞富雄和本多胜一。右翼作家渡边升一为田中正明的书作序，也在其中攻击本多胜一，说他不仅将所有罪责“强加在战争期间的日本官员和军人身上，而且强加在所有日本人身上，甚至连我们尚未出世的子孙也不放过”。”两个阵营之间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一方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屠杀存在派”，由洞富雄、本多胜一和他们的支持者组成；另一方是保守的“屠杀假象派”，由铃木明和田中正明领军。自由派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朝日新闻》及其他杂志上，保守派则主要在《文艺春秋》《诸君》入《正义》等右翼出版物上发表文章。自由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道歉，保守派则以为此类道歉是对日本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内政的干涉。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为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修正主义者亲自深入调查这一课题以加强对“屠杀存在派”的攻击时，结果却适得其反。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个军校毕业生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万名成员站出来提供证词，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失望的是，许多偕行社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描述了许多令保守派的中坚分子都感到恐怖的暴行。一名曾是松井石根手下的军官估计，在一名参谋官的命令下，曾有大约12万俘虏被杀。但后来，无疑是迫于压力，这名军官将该数字改为“至少数万人”。但是他的证词推翻了这次调查的目的，甚至偕行社的一位编辑也受到触动，在本次调查的系列文章结论部分写道：“如此大规模的非法处决是不能原谅的。作为一名与日本旧时军队有关联的人，我必须向中国人民深表歉意。”最令保守派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1985年，一份广受欢迎的历史刊物《历史人物》发现，新近出版的松井石根战时日记竟有多达900处错误。大部分错误都是故意篡改原始文献造成的，这一发现令全日本的历史学家都极为愤慨。更令人吃惊的是，篡改者不是别人，正是田中正明本人，他曾自称是歪曲历史行为的坚定批评者。
恐吓
东史郎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日本老兵，之后他的遭遇是日本的恐吓制度在最坏情况下的绝好例证。1987年，作为第一个公开为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而道歉的日本老兵，东史部引起了极大轰动。在启程去往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仪式的前夕，他在京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结果招致排山倒海般的批评，甚至死亡威胁。为求自保，东史郎从公司退休，与妻子搬到京都郊外一个小村庄居住，并在家中存放了大量武器以自卫，如警棍、球棒、辣椒喷雾、锁链和指节环。
长崎市前市长本岛等的麻烦始于该市议会的一名共产党员提问他如何看待天皇对战争的责任。那天是1988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47周年纪念日。此时日本天皇因身患癌症已经奄奄一息，日本举国上下都停止了假日庆祝活动，哀悼昭和时代即将结束。本岛等回答说，通过阅读国外对战争的描述，并基于自己的从军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这一回答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愤怒的城市立法委员和自民党的地方党部都要求他收回自己说的话。但本岛等拒绝了，并称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了迫使其屈服，他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猛烈的骚扰和恐吓运动。
自民党不仅解除了他的顾问资格，而且成功地说服县知事拒绝在政治上与市长合作。右翼组织甚至要求处死本岛等。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驾驶30辆载有扩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示威，叫嚣着处死本岛等以对其进行“神圣惩罚”。两天后，长崎游行示威的团体数目已增加到62个，载有扩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众多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许多神社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等。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此后不到两周，一名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对本岛等开了一枪。子弹击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此次暗杀企图令全日本的极端主义分子欢欣鼓舞，许多人宣称本次行动不啻“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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