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地讲“读小说”，似乎有些玩物丧志的味道；但是如果说“阅读名著”，这个格调瞬间就拔高了不少。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名著”的头衔能给小说这种娱乐文体挂上一层光环，让人们读得更心安理得。
那么，所谓的“名著”，和普通的小说真的有区别吗？其实区别不仅有，还挺大的。
在讲述什么是“生活逻辑”，和“生活逻辑”在叙事类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之前，先来讲一个关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
话说，托尔斯泰在写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的时候，在即将完篇的阶段遇到了一个难题。
这本小说讲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位贵族的浪荡公子聂赫留朵夫年轻时候在其姑妈家引诱过一名女仆，致其怀孕被赶出家门，沦落风尘之中。若干年后，她被指控谋财害命，正在经历法庭的审判。
恰巧，聂赫留朵夫就是陪审员之一，他认出了这位女子——玛丝洛娃。
这就是一出“始乱终弃”但又良心发现的故事。
聂赫留朵夫一时间陷入了自责之中，他了解了玛丝洛娃的遭遇，认识到是自己年少时期荒唐的举动才造成了玛丝洛娃的悲剧，于是他就想进行补救。
而补救最好的措施，就是取得玛丝洛娃的谅解，并且与之成婚，社会地位的提升会让她免于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虽然自己的名誉会受到损害。
经过二人之间的相认、交谈，聂赫留朵夫发现自己不仅仅是想要赎罪，他又爱上了玛丝洛娃，悔恨、愧疚等等情绪与爱情交织在一起；而玛丝洛娃也原谅了聂赫留朵夫的年少荒唐，内心深处也唤醒了对曾经美好爱情的回忆。
托尔斯泰的矛盾就在这里，到底要不要让两人结婚呢？
一时间他也无法确定，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更为“荒唐”的办法，抛硬币。如果正面朝上，那么二人结婚；如果反面朝上，那就不能结婚。
硬币抛起，落下，正面。
问题看似解决了，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最终要破镜重圆了。但托尔斯泰依然无法下笔，他喊道：“玛丝洛娃绝对不能嫁给聂赫留朵夫！”
托尔斯泰的这段经历说明，一部小说的形成其实并不是完全由作者来掌控的，真正决定其发展的是内在的“生活逻辑”。
什么是“生活逻辑”呢？就是文学作品要满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现实中会如何选择，那么文学里就必须如何选择。
曾经与一个朋友在讨论小说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很真实的感觉。我们今天读张爱玲、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如果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角色，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似乎只能如此发展。
但是，在阅读很多当代的通俗小说的时候，包括一些卖座卖得极好的作品，如果将自己代入书中，就会发现“不真实”的一面，事情怎么会如此发展呢？
这就是“生活逻辑”。如果一部小说，或者其他叙事类的文学作品，违背了生活逻辑的时候，读者基于自己的社会经验、生活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判断所描述事物的“不真实”性。
比如说，在和平年代里，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意外去世，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背景，那么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生活的环境。
一场意外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但意外一场接着一场，还严重到都足以致人死亡，这就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了。
还有，目前一些比较热血的题材，武侠、玄幻、冒险等等，小说、漫画等作品中经常发生的“战力崩坏”，也是不符合“生活逻辑”造成的。
其实，仅仅是符合“生活逻辑”这一个标准，就能排除掉绝大多数作品成为“名著”的可能性。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符合“生活逻辑”仅仅是一个门槛而已，对于作品的价值取向，名著还有着它们的共同点。
“文学”的价值是什么？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
但无可否认的是，文学确实能充实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本身应该是一种正面的事物，人们创造出来用以使自己身心愉悦。
所以，能使人获得更多“快乐”的文学作品，就有幸跻身于“名著”的行列。
而文学所带来的“快乐”是有共性的，即古往今来的人们其实在整体的价值观念上有承继关系。
孟子为了论证“性向善”，曾经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见到一个小孩遇到了危险，往往都会生出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是如何来的呢？
是因为认识孩子的父母吗？还是因为想要和自己的朋友们炫耀自己的善良？抑或只是单纯地讨厌孩子的哭声呢？
显然，这些都不是，这种恻隐之心是来自于人类的本能。
无论时代的早晚，无论人种的差异，也无论文化的区分，只要是属于人类的一员，那么对于某些事物的认知是有共性的。
即，人们喜欢美好的事物，喜欢完美的结局，喜欢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些都是向上的价值观念。
这就使得歌颂这些正面的事物，或者表达对于正面事物的渴求，会引起人心的共鸣。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今天的网络文学来说。
在古典文学的时代里，类似武侠一类的通俗小说中，受欢迎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正义的化身；而随着近代以来家国蒙难，出现的人物也往往是有抗争性的、为国为民的英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的理想越来越被认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在主人公的刻画上就出现了一些改动，他们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人了。
有的人胆小，有的人懒散；有的人护短；有的人徇私。总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小毛病。
但是，这些能给读者带来深刻印象的人物，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好人，但没有一个是彻底的坏人。
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选择问题上，比如涉及到“家国”、“阵营”，或者“情感”和“利益”等纠缠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主人公会做出违背“大义”的抉择。
因为读者的内心是呼唤美好事物的，文学想要引起读者的共鸣，就必须要去描写这些正面的事情。
可以有遗憾，但绝对不能有偏差，这是铁律。
所以，“名著”必然是有着向上价值的作品，它给人的精神熏陶是积极的，给人的价值选择是正面的。
比如“浪漫主义”歌颂英雄，是因为英雄满足了人们的理想；“现实主义”揭露黑暗，是因为只有知晓了黑暗的源头，才能追逐光明；即使是“现代主义”那些荒诞的流派，同样也是在痛斥或者指陈那些扭曲了正常生活的因素。
如果一部作品只追求情节的精彩、刺激，对人的精神陶冶作用很小，那么自然也是不能得到太高的评价。因为，读者除了听到一个曲折的故事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付出的时间成本与收获不成正比。
所以，名著在形式上的构造技巧与内容上的价值内涵两个方面，都是和普通小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的。
提倡阅读“名著”，其价值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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