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作家海飞携新书《醒来》来到上海展览中心，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围绕谍战、历史、文学进行对谈。海飞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上千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惊蛰》《回家》《风尘里》等，小说集《麻雀》《青烟》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醒来》是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力作，讲述上世纪40年代一名照相师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故事，为“海飞谍战世界”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在南方乡村出生长大
为改变命运开始写作
我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一个叫做丹桂房的小山村，篱笆与茅舍，竹林和溪流，为我的童年提供了充满诗意的想象。我的外祖父家在上海，我常去外祖父家，骑着脚踏车从杨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抵达外滩，大概二十多里的路程，我站在外白渡桥上看风景，看到了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虽然生在农村，但我对巨大的建筑，包括宽广如操场般并列着的铁道线局部以及巨大的广告牌，都有与生俱来的好感。
14岁时我开始务工、务农，在一家满是粉尘的胶木开关厂做开关。那时候家里连我的床铺都没有，每天夜里就睡在门板上，垫着干草，因为小伙伴们都一样，所以并不觉得苦，还很快乐，看多了武侠小说，我和村里六个小伙伴结成了“丹桂七怪”。
17岁那年我瞒着父母报名参军，入伍通知书下来才告诉家里人。退伍后进县城国营化肥厂当保安，干了四年，被调岗到造气车间拉煤。我想换一份工作，但我除了写作没别的本事，就开始写文章，给报社投稿。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去了一家制药厂编企业报，又去了一所中学编校报，然后到《诸暨日报》当采编。
2004年我33岁，从报社辞职，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花雕》。转过年来，我的短篇小说《闪光的胡琴》获《上海文学》全国短篇小说新人大赛一等奖，我也获得了“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我到杭州一家文娱杂志社当主编，一年后再离职，自己下海做出版，又去了浙江文学院编《浙江作家》杂志。
我对生活少有苛求，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小说上。有一次被朋友请去横店，帮忙改剧本，从此走上编剧之路。从2010年创作我的第一部谍战剧《旗袍》开始，到2015年创作《麻雀》，再到《惊蛰》，我仿佛亲历了那个战火中离乱的年代，那个年代所有的人和事，像皮影戏一样在我的脑海和笔下苏醒。
我的小说与剧本相比，在篇幅上要精炼得多。2016年写《麻雀》，小说原著只有5万字，而剧本拓展到70万字。剧本比小说难写，因为剧本要面对众多的演员、制片商、影视公司、导演，一个人的脑力敌不过一群人的脑力，但是，有了小说中构建出的严密、牢固的故事结构，才能让故事源源不断地扩张。
小说不是剧本，但小说是剧本的根，是剧本的源头，小说的气味几乎就是这个剧的气味。小说提供了一个壳，一个大概的走向，一个大致的故事构架，它和剧本之间，在写作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也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这是创作者应知的常识。从剧作角度来说，需要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立体地呈现，让观众置身其中同歌共哭。剧好剧坏，剧本的责任不可推诿，无论是逻辑问题，情感轨迹，还是立场、三观以及审美有无问题，首先都体现在剧本上。
《麻雀》杀青之后我开始构思写《惊蛰》，小说首发在《人民文学》，迅速被花城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也迅速被《小说月报》选载。在这个小说的基础上，我又加入许多概念，形成了剧本。小说创作或许没有竞赛，但剧本的竞技是能见高下的，想征服观众，做出爆款剧很难，因为观众、读者不简单。
谍战人物需要智慧光环
期待写出自己最满意的小说
莫言曾在高密的文学馆里题字：“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我完全赞同，我觉得作家首先应该懂人，懂复杂的人性，我对人性的探究有一种固执的疯狂和迷恋。谍战并不是写谍，而是写人丰富的内心，在打造谍战人物时，作者更像一个心理学家，人性中的善恶很难界定，但一定要呈现出来，让读者去判断。
我的新书《醒来》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照相师陈开来目睹身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师父被日本人杀害后，带着秘密来到上海，阴差阳错卷入一场军统刺杀行动，成为日伪高官苏门的照相师，在一次次行动中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接近了事件核心。
在我看来，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深藏着密码，即使今天我们习惯随手拍下各种照片，那些照片也是起到了传递信息、记录人生某个瞬间的作用。这也是我选择“照相师”作为主人公职业的原因之一。陈开来是一个小人物，但在作品中，这个小人物的成长史推动着历史的前行。
我喜欢写“三角关系”，这未必是指三角恋情，还有三角友情、三角亲情。三角关系特别稳固，就像照相机的三脚架一样。而作品中的三方对决，就像三个人同时登上舞台。《醒来》不仅仅是男一号的醒来，也是三方势力的醒来。此外，我在作品中还体现出了一个师徒对决的概念，徒弟挑战师父，而师父栽培徒弟时，又担心徒弟不够忠诚。其实抛开谍战的背景，这类师徒对决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
一部吸引眼球的谍战小说需要好的概念和故事架构。我认为写作时应该概念先行，如果说不出一个概念来，根本就不会去动笔。解扣与设扣，是谍战小说及谍战剧经常会用到的手法，我总想让正反两方的对决能交错向前。谍战小说情节惊险，十分考验智商，也十分考验主人公的人性，而在求新求异求真求变的路上，谍战小说又在时刻要求作者付出努力。
小说家绝对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故事，故事终归需要血肉丰满，故事讲得好还是讲不好，相差很多。编故事有技术层面的因素，我们的小说家，包括我自己，在这个层面上有欠缺之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作家，但我愿意是一个复述者或者聆听者，我想将来能写出真正的好小说，跟发表和市场无关，就是好作品，自己认可的那种好。
总觉得虚构的那些人物
确确实实来世上走过一遭
我曾提出过一个“谍战深海”的概念。在我看来，真正的谍战就是看似水面平静，水波以下却是暗流涌动，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正是由于这样的平静，才勾起了读者和观众强烈的窥知欲，恨不得穿戴上潜水设备，深入海底一探究竟。所有我笔下虚构的人物，都会被我在一个又一个谍战故事里通用，他们的职业也是固定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行动处处长，一定就是毕忠良；专门负责锄奸的军统飓风队队长，一定就是陶大春。我野心勃勃，如果说野心勃勃太过嚣张，那么或者说是贼心不死吧，妄图构建一个“海飞谍战世界”。我觉得谍战故事是一个富矿，在几十米几百米以下黑暗的矿井中，隐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人故事，我愿意让这些故事涌起无尽波澜。
我一直觉得，信仰和情怀一直在我们身边。从《麻雀》的“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到《惊蛰》的“热血青春山河同在”，或是“致敬烽火年代所有的无名英雄”，我总是觉得我虚构的那些人物，他们确确实实来这世上走过一遭，他们选择的是牺牲，用骨头、血和肉，与敌人血战到底。这不是一种堂而皇之的说辞，这是从我心底升起的敬意。他们组成了一组星光，有近有远，有明亮有暗淡，有大有小，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光芒。我曾是一名军人，我愿意向我笔下的英雄们敬礼。
我是一个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读者、观众的交流并不多。对于一个剧的播出结果而言，我始终抱着一种不喜不悲的态度，这不是不重视，我一直以为，每个剧都有各自的命运，我要做的可能是继续写剧本，写好剧本。我是一个笨拙的创作者，之所以能写下一些略有价值的文字，是因为从未放弃。我深爱我的职业，认为无论写小说和剧本，都完成了一种“渴望传达”的欲望或者使命。万事终将落幕，也终将开始。
我编辑的一些电视剧拍摄时，我会去一下片场，有时在现场发发呆，有时和演员聊聊戏，也会留下一些念想，比如在《旗袍》片场我捡到了子弹壳，回家后封存在档案袋里，在《麻雀》剧组我把住的房间的房卡留下作纪念。因为生活是需要纪念的。
我觉得每一个编剧的创作力一定会枯竭，编剧的创作就像是一口井，井水被不断地吸上来，有些井很快会干枯，有些井还会喷涌，但愿大家都能做那口井水充盈与丰沛的井，而这需要不停地学习与汲取，不停地创作与思考，不停地往前走，永远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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