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其父答：一百倍。吕不韦再问：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父亲说：那就获利无数了。吕不韦对父亲说：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值得大写特写,他就是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吕不韦。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毫不过分。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天使投资人、最大的投机家,他经商的智谋与手段,即便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自古以来，经商在中国被视为“贱业”，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虽然司马迁特意将《货殖列传》放到了《史记》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但是中国古代商人有如范蠡、白圭之辈的商祖名人，却比比皆是。比如秦朝相国吕不韦，由仕而商，成为成功的大商人后，又由商而仕立国定君，也是中国第一位顺利从政、贵居相国之位的天使投资人。
事实上，吕不韦最初并没有想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人，出生在那个年代，他也是一心向仕。但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能否入仕的关键在于其出身如何，春秋战国时期尤为如此。出身卑微之人要想跻身高堂，只能依附权贵，屈身为其门客以待时机。
《史记》中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吕不韦是卫国阳翟的大商人。但在众多史书中，都发现他“转战”濮阳、阳翟、邯郸等城市的信息。
据史载，吕不韦的父亲吕鑫是濮阳城王宫守门人，他送吕不韦去私塾苦读十年，期望吕不韦学而优则仕，并且托人在大夫卫横的麾下为儿子谋求到一个门客的职位，期望吕不韦能得到国君的青睐以便有封侯拜相的机会。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吕不韦没有成为卫横的门客，出身卑贱的吕不韦被权贵们看不起，还因琐事被罚在绸缎庄老板的店铺干活。吕不韦认识到金钱是唯一可以使他尊贵与显达的方式，他决定弃仕从商谋取财富，再结交权贵，曲线入仕。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不走众人皆循之途，去涉足一个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领域，其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也许，吕不韦天生就有赌博意识。
吕不韦的经商并非一帆风顺，他像所有初学者一样交纳了“学费”。据说，最初吕不韦看好“投机”生意，决定从鲁国的曲阜贩卖水蜜桃到濮阳赚取差价。天有不测风云，吕不韦的桃生意因为遭遇滂沱大雨，耽误了时机，满船鲜桃变软溃烂成泥。吕不韦的第一单生意就这样付之流水。
倒买倒卖赚取差价，这看似简单的生意也隐藏着难以预测的风险。不可抗的自然灾害，比如SARS等，所造成的意外风险也使得很多现代生意人难以维系过关。万事开头难，初入门做生意得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包括心理承受能力。
幸运的是，吕不韦没有消沉，他很快开始了第二次生意。这次，他开了家绸缎庄，绸缎生意于他也算是熟门熟路，但由于同行低价挤压，小本经营的吕不韦有些抵挡不住。但吕不韦没有改弦更张改做别的买卖，他选择了野外商人，挑着绸缎到临时集市上去。当年孟轲把这种商业活动称之为“垄断”。垄断这种生意利微而辛苦，常年在外，风吹雨淋，霜欺雪染。但吕不韦背着绸缎登上垅台招揽生意，见利就网罗。这种吃苦耐劳的经商精神在很多靠商业流通发家的现代富豪身上也隐约可见。总之，他们都经过了辛苦的“贱买贵卖”阶段，囤积了经商的第一桶金。
吕不韦在“垄断”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去过匈奴的耍蛇人，在其劝说和分析下，吕不韦放弃了“垄断”，携带一批绸缎进入匈奴境界换取马匹，然后他又将马匹运到邯郸贩卖，这桩生意让他获利丰厚。
纵观吕不韦的商业生涯，不难发现他用了所谓“投机”手段，善于找到机会、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还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卖出去，才能获利。“贩贱卖贵”，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
在倒手转卖的过程中，吕不韦发现了另一个商机。在当时，玉器非常珍贵，不但用于祭祀、外交和社交等场合，而且还用于服饰。《礼记》中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又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据说，当时贵族礼服之上有两套相同的佩玉，腰的左右两侧各佩一套，显得高雅而富贵。
人们对珠玉的需求较大，而经营者不多，“珠玉之赢”又是个冷门。吕不韦抓住了这个既是热门又是冷门“珠玉之赢”的行当，给自己的生意重新进行了定位。吕不韦改为经营珠玉生意后，生意越做越大。他一方面由玉田进货，卖些大众化的廉价玉器；另一方面，他四处寻访，在一些玉店中寻找有价值的货物加以倒卖，从中渔利。吕不韦利用珠玉商人精益求精的心理，贱价收购有瑕疵的被一些商人低价抛售的处理类玉器。吕不韦认为，有时候顾客并不会注意那么多细枝末节，而经过他独到的眼光淘到的玉器，往往能实现“贱买贵卖”。
传说，吕不韦后来进行了一宗“违法”玉器大买卖，他私自囤积了圭壁之器，后来转手以百镒黄金卖给了来自邯郸的赵国中庶子。这笔生意成交后，吕不韦很快就举家迁往韩国都城阳翟。当然，这也可能只是后人无端的推测，因为对于吕不韦而言，弱小的卫国已经不合适他的大生意了。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这很好地总结了他做生意的诀窍：“贱买贵卖”和“奇货可居”，这也是吕不韦经商的不二宝典。经过贩桃、“垄断”绸缎、倒卖玉器等商业活动，可以看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吃一堑长一智，三思而行，但更重要的是他能随机应变，不拘泥于现有的方式和目标，从卖市到卖玉再到后来的立嗣之赢，他总是向利润最高的生意靠拢。《史记》中记载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此时的吕不韦已经成了为富一方的大富翁。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此即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当此货物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此时进行投资，才能可望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用其特有的语言，道出了一条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奇货可居商人谋国吕不韦举家搬迁到阳翟后，他的珠玉生意越做越大，分号遍布七国，在赚取到丰厚利润后，他再次下决心搬迁，这次他选择了赵国都城邯郸。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在小说《清官册》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这样一个“情报信息市场”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商人来说，蕴涵了大量机会。
身为有钱的大商人，吕不韦很会赚钱，同时他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的人生道路，善于思考和学习，其超人之处是善于从政治的运行和演变中发现商机。
就在邯郸城，吕不韦作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决定，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结识了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秦王孙异人，他决定在异人身上进行投资，扶助他回到秦国并登上王位，从而自己能获得比商业利润更大的利益。在此，异人成为了他最大的“奇货”。在《战国策》中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其父答：“一百倍。”“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在21世纪新经济里最时髦、最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成长性”。而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的投资理念是与其相通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决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经营珠宝玉器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于是，吕不韦为异人投资了数千黄金，一方面在秦国打点上下关系，另一方面为异人在赵国显名扬威，这是纯粹的无担保、高风险的投资，一旦成功回报率也很高。当然，吕不韦所处的时代不会有“风险投资”一词，吕不韦更不知“风险投资”为何物。
但吕不韦自愿为异人的前途投大本钱，并不是将钱借给异人，而是想通过投资得到他想得到的权益，是一种“权益资本”。异人答应“分秦国与君共之”，对吕不韦的回报就是“权益”，而不是成功之后只偿还吕不韦“千金”。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能带来最大的权益，而非一种保值或简单的增值，所以，吕不韦才甘冒风险。
有趣的是，在吕不韦的时代，那些汇集了项目分析、技术分析、商业分析、市场分析、心理分析、价值分析等一系列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踪影，但吕不韦在异人身上的投资却都有风险投资的雏形可见。
吕不韦虽然对投资前景有着十足的信心，但他也不知对异人的伟大投资何时才能收效。后来的史实说明，吕不韦是经过了七年的努力才获得成功的，那一年，他扶持的异人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这与经济学家所总结的“风险投资一般需经3―8年才能取得收益”的说法恰恰不谋而合。
作为天使投资人，吕不韦是个多面手。吕不韦不仅仅是个商人，他还是公关活动家，当然也是个政客。吕不韦很懂得研究市场，会做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家。本是濮阳人的吕不韦经过奋斗，成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可知他是当时新兴的富人阶层。他经商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没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但是吕不韦做到了。吕不韦的经济活动能力，是可以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贸易商人。
小商人能走街串巷，而大商人却要用眼光决断商机，吕不韦的战略眼光使他看出了经商并不能使自己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在他遇见秦王孙异人后，立刻产生了“奇货可居”的想法，然后他紧紧抓住异人这个棋子，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这些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吕不韦成功地做到了，说他是一个谋略家并不过分。
当然，吕不韦也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说别的，单是在庄襄王子楚的三年里，以及秦王政没有正式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把持朝政，朝廷大小事皆决于其手。倘若吕不韦只是一个经济投机分子，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秦国又岂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做好了铺垫。所以，吕不韦对于秦国有定国立君发展的特殊功绩，并且对于秦国的统一举足轻重。
不能略过的是吕不韦的公关能力。他为了让一个有二十多个兄弟的异人（还不是老大）立为太子，当上皇帝，达成自己从政的愿望，他奔走于赵国和秦国之间，游说于秦国的高层人士之间，游刃有余，不仅达成了他对异人的许诺，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从仕转商、再由商转政的吕不韦还可以算是一个杂家。他从政后招揽门客，专门著书作文，最后由他统一编撰，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集儒墨名法于大成的《吕氏春秋》。
如果认为吕不韦只是一时投机走上政治之路，只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赢得无数之财，那么，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以吕不韦遇见异人时的家资来看，已经足够用上一辈子，大可不必大费周章，让异人归国即位。再说，吕不韦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仅是钱根本引不起吕不韦的兴趣。在吕不韦的政治投机中，他谋取到数不尽、算不清的利，他本人也由一个无人知晓的商人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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