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才看到余华的《兄弟》，而且仅仅是上半部分，而且还是盗版。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些轻视的态度的。这也难怪，余华的这部作品惹起了太多的纷争和非议，尤其在出版的炒作方面：先是上半年出版了上册，把读者的胃口吊的够高了，抬高下册的期待度，光看定价都几乎高了一倍。尽管余华一再的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是出版商的策略，他无权干涉。但是毕竟，作为一个作家他从这种变相的炒作中受益良多，就很难让读者不猜测他是出版商的合谋。这也是一个作家，尤其先锋小说作家在面对外界日益变幻的商业市场和忠实自己的作品之间作出的犬儒式的选择。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一向很看好余华小说的普通读者，仍然有些被欺骗的感觉，这也是我一直对这部小说排斥的原因。再加上出版后批评家的负面的批评，尤其是谢有顺声明“看完上册，再也不会光顾下册”后，我甚至有些恶毒的幸灾乐祸的态度了。我得承认，一位读者是很容易受到批评家的引诱和指引的，尽管我一直很自信自己有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能够坚信自己对一部作品的理性的评判态度。但是那些批评家信誓旦旦的言说还是暗中对自己的评判有所影响。当然这样说有些无奈，有些时候我们无法诚恳的接受一些看似堂皇的见解，但是大部分时候，在拒绝那些见解的背后，鬼魅一样的理论威力仍然左右我们的选择和阅读。因此之故，长期以来，面对《兄弟》我的嘲笑好似上帝一样的轻蔑，我一直对它视而不见。
但是今天，在一个外面明亮阳光的下午，我蜷缩在静寂的屋内，闲闲的翻阅女友从图书室借阅的盗版的残缺的上册《兄弟》的时候，我的心态还是有些轻微的不以为然的好奇。这样的心态有些复杂，轻视是长久的舆论媒体的漫天评价的余威，好奇是大街上看到围观人群想钻进去看看但又自恃身份的虚伪作祟。好像同时有一种看看“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出丑”的感觉。但是，我得承认，在阅读的不知觉中已经沉下心来，在窗外光线悄无声息的迁移变幻中，书页越来越薄，字数与字数之间的距离逐渐的缩短，惊心动魄的杀戮悄然息止，悲怆仍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我才从恍惚的梦魇中惊醒，我的初读过程在一种无声无息间完成。
还记得余华在写《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是一个精辟无比的概括，也是他小说一贯的主题。说实话，当初对于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类的转变并不十分的认可。对于被冠以先锋小说家的余华来说，他的早期作品的探索十分的醒目，那种探索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以拒绝的、不合作的、挑衅的、抗议的轻蔑眼神打量生活是他的小说中的作风。但是可能——我暗中猜测——对小说中先锋因素的探索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长期的写作会有惯性和惰性，不由自主的陷入了某种写作的僵局。已经有比较敏锐的批评家看出了余华写作渐渐的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并且给出了善意的解释：重复，对某些作家来说并不是坏事，对于余华这样的一开始就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来说，重复就意味着对自己极具个人化特征的进行进一步的强化和突出。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解释可以“通情”，但是不能“达理”。实际上，余华的对于先锋形式的探索陷入了某种踯躅不前的尴尬境域。余华可能有过这样的阶段，有些恐惧觉得自己的写作灵感会在一天早晨醒来的一刹那灰飞而去。这就是说，他的在小说形式叙事方面的探索已经到头了。当然，这种探索是本身是无尽的，但是对一个具体的受到自己条件限制的作家来说，是有限的。余华的限度已经到了，所以他转向的对内容叙事的新的关注。对我来说，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相当于冯小刚的电影，小人物的温情和自私、无奈和残忍、幽默和微笑、卑微和虚伪、荒诞和真实都是我们的常态。笑着哭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因为他们与我们有关。尽管有批评家评价这两部小说时不满意的说，余华变了，他和生活之间的距离不见了，他笔下的人物不会反抗，学会了无尽的忍耐。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这样说来，余华好像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了。
这样说好像有些讽刺的意味。但是，理解批评家的渴求，想想他们对余华的倾注的热情也不难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了。好像不仅仅是我们，就是余华本人好像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所以才写出了这部《兄弟》。他好像想在这部书中恰当的调和自己的写作状态，用一种先锋的叙事，温情但是不乏残忍和荒诞的故事叙事来同时满足读者或者市场/批评家两种心态。但是对于故事的叙述者来说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往往在写作的间隙当中，故事的叙述者和将要写作的文本之间并不是轻易的能达到平衡。而且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危险是处处可见的。因为在文本当中还有一个隐性的叙述者的存在。这个叙述者的存在可能才是真正左右文本的讲述。如果，余华的《兄弟》真正的是一本所谓的失败之书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其中存在一系列有悖常理的生活场景，而是余华无法左右自己的叙事，任凭一个隐性的故事叙述者不动声色的安排了一系列的大屠杀。面对这种生活中无法再称为诗意的残忍的场景，文本中的那一个个残暴无比的死者临死之前的恐怖已经影响到了故事的叙述者。在这种叙事中，余华已经由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了文本中血淋淋的场面的旁观者。而故事的真正叙述者就是所谓的隐性叙述者躲在多层历史的迷雾中阴冷冷的目光穿透了重重的雾霭，阴冷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脸……
到现在为止我无法对《兄弟》整个的故事作出评价，我的评价只能是残缺的，这种残缺除了现实中我只读过上册外，更多的来源于我的意识到，我也是这个残酷文本当中众多看客当中的一个。其实我和余华一样，对于这场荒诞无比、残忍无比的历史文本只能远远的注视，没有更大不同。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无法选择。我清楚的记得阅读时的那种感受，我还没有做好拨开那层层迷雾的准备，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李光头偷窥那五个女人屁股的洋洋得意上，但是那个隐性的叙述者已经悄悄的拉开的历史迷雾的一角了。正像书中宋凡平叫李光头的真名“李光”的时候总忍不住的就滑过去了自然的叫“李光头”一样，我从李光头从偷窥林红的屁股中得到了和别人交换吃三鲜面的资本中还没有清醒过来，从那个幽默的场景中没有回味过来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暗示和铺垫就被那个隐性的叙述者跌跌撞撞的拉进了残忍的历史梦魇之中。
我自始至终沉浸在故事的叙事中，但是在阅读完宋凡平惨遭杀戮的场景中，我忽然的从梦魇中警醒了。我的清醒告诉了我，虽然有一个隐性的故事叙述者在左右故事的叙事，但是另一位故事的旁观者和显性故事叙述者余华仍然存在。他仍然左右了一部分的叙事，他和另外的隐性的故事叙述者是历史的共谋。书中对于宋凡平的杀戮场景和孙伟父亲被折磨至死的场景是一种历史的还原，也是故事叙述者合谋的明证。那种讲述手法很明显的暴露了余华的对残忍的、暴力的、血腥的那种一贯的欣赏、冷静、理智、冷眼观瞧的典型风格。我本想复述他们被杀戮的场景，但是翻阅一下那些章节，惨不忍睹的节制和冷静的叙述让我的心陷入了一种复杂的惊悸的、有些痉挛的战栗之中。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杀戮场景的叙述的时候就已经被拉尽了历史的拷打室里，注目那些血腥四溅的令人眩晕的词汇。
除了注意到了那些典型的一贯的具有余华对暴力痴迷的场景外我还留意到了两个颇为意味的场景。在李兰远在上海等待宋凡平接她回家的场景中，李兰并不知道宋凡平已经在接她去的途中先后被十几位红卫兵残忍的杀戮的时候，李兰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凌晨时候走出了医院，她站在黑暗中等待她的丈夫宋凡平的到来，“曾经有个男人迎面走来，走到十来米的地方才发现了她，不由一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街道对面，从对面走过来时还不断扭头侦察着她。另一个男人是在拐弯时撞见她的，吓得浑身一抖，随即故作镇静地从她身前绕过去，他走去时肩膀还在发抖，李兰不由轻声笑了起来，这仿佛是女鬼般的笑声让那个男人彻底垮了，他一路狂奔而去”，而后，下一段的叙述是这样的，“直到日出的光芒将整个街道照亮，李兰才结束了女鬼的角色，她仍然站在街道了拐角处，她开始成为了人。”这是一个丰富的具有历史意蕴的暗示。另外一个就是李光头偷窥女人屁股的场景。一个“偷窥者”的角度开篇好像其中并不是很简单。是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偷窥者么？还是说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对杀戮和荒诞的包围圈呢？还是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我们都是历史的鬼魅？总之，在还没有结尾的结尾处，杀戮暂时的停止了，但是一种常态的生活无法恢复，作为一个历史的偷窥者，李光头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梦魇是如此的漫长，甚至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中。这种推测开始让我陷入了一种绝望而无力的历史迷雾的突围中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