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我国汗牛充栋的文言短篇小说中独擅胜场，以其独有的光辉和巨大的魅力广得美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看重写人，而其他诸作除少数于看重写事的同时也注意写人外，大多数是看重写事的。
旨在写事而又被人以“事事各异”、“文奇事奇”誉之者，是自魏晋唐宋以来绝大多数文言短篇小说的特点，因为仅在写事上下功夫，所以未能普遍唤起读者的文学兴趣而形成巨大反响，只有少数在写人上倾注精力而崭露头角者如《李娃传》、《任氏传》等，才出现过小说成熟阶段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而《聊斋志异》书中所有篇幅较长堪称为小说者，几乎全都看重写人，作者也十分致力于经营故事，但他是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来把他的故事写活的，所以我们读《聊斋志异》时，不仅看到故事，而且更清楚地看到故事中的活人；而读其他多数文言短篇小说，则主要在感受故事，虽然故事中也有人，但被淹没在故事情节中并不鲜活。
01
人情与矫情
写人和表现人情的最生动感人、耐人深思和发人慨叹的艺术效果，就是人情味。
与人情味相反的是矫情。因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文学作品中不乏矫情的描写。矫情与人情味是水火不容的，人情味排斥矫情，矫情也排斥人情味。最常见到的矫情描写，是以理代情。“理”是一个哲学概念。不同时代“理”的含义也不相同。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理”通常是指封建伦理准则。以理代情，就是在文学作品中，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行为纳入理的准则中，而取消生动活泼万众共鸣的人情。如元稹的《莺莺传》，在生动有致地描写了崔、张二人的恋爱故事而且达到了“乱”的极致之后，却来了一个背离人情之常的结尾：张生“赠书于崔，以广其意（让她想开点）”，然后就“志亦绝矣”。其理由乃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终又借“时人”之口， 总结此一“忍情”为“善补过者”。
如果说以理代情是一种有意识的矫情描写，那末，不熟悉人情因而写不出生动的人情则是一种无意识的矫情描写。小说家熟悉生活即了解社会人情的程度不同，表现能力的高下不同，因而并非个个都善于写人情。平庸的作品大率写不出生动感人的人情；才华绝世的杰出作家才能在作品中处处显示人情并以此打动读者。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所谓“沁人心脾”，就是那种引起人内心共鸣的人情味使人回肠荡气，低回俯仰，不能自持。而要在文学作品中达到这一境界，就得要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就是说要在深切体味真正的人生和人情之后才能进入此境。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不论长篇短篇，凡是第一流的作品，无不在人物情节中时时溢出人情味的清芬，这是文学技巧高度圆熟时的表现；反之，在用拙陋的文学手段写出的东西中很难闻到人情味的气息。《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关羽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这是极难写好的一章。因为明明写关羽“岂敢以私废公”，如何会把曹操放走？然而作者毕竟是大家，具有“沁人心脾”之才，他巧妙地让曹操说出“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的一段话，这就使“义重如山”的关羽为之动容，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作出放走的决断。原来庾公之斯的箭法学自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学自子濯孺子，当子濯孺子处于无抵抗之力的危急时刻，庾公之斯不忍用从他学来的箭法去伤害他。这正像关羽当年过关斩将而曹操未曾加害，他不忍用曹操为他保全下来的生命去伤害曹操。这是合于古仁人之心也即合于人道主义的一段精彩的人情描写，洋溢着沁人心脾的人情味，使关羽放曹的举措变得顺理成章，也使读者为之油然兴叹。
与杰出古典长篇小说的作者相比，蒲松龄也许更具有“沁人心脾”的大家之才。所以当人们翻开《聊斋志异》的书页时，其饱含着人情味的馨香是无处不在浮动的。《神女》中的米生与华容道中的关羽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颇有相似之处，稍作比较，便会惊叹他们的异曲同工。米生曾蒙神女相知之恩，又深深爱慕着她，当她提出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的恳求时，他违背自己的宿志为她屈节求人而又未谐，于是慨然表示：“如事不谐，我以身命殉之。”虽然幸而事成，但若无成时，他真要以生命明其心迹。这种看重道义，誓死以报知己的人情，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02
艺术技巧的产物
人们常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叫做“脸谱化”或“概念化”，从艺术效果方面来说，就是在写人物时没有赋予他以生活中应有的人情，因此也就没有人情味。生活中的人绝不像脸谱那样简单，也不是一个概念可以代表的，他们复杂得多，各人有各人的特点，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常常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反复变化，善与恶，刚与懦，真与伪，不断纠缠取代着。这是人情的本来面貌。
在描写人物时若能写出这本来面貌，人物就会活起来，人情味就会洋溢在他们身上。《申氏》的情节并不复杂，但由于蒲松龄使用了圆熟的文学技巧，把人物写得十分符合自然而然的人生，因此充满了可信可感的人情。士人申氏因穷得“无以为计”，夫妇怄气斗嘴，妻曰：“无已，子其盗乎？”申以为辱。妻乃忿曰：“汝既不能盗，我无宁娼耳！”及申持梃欲出时，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绝裾而去。申以另外的幸遇负金而返，妻骇绝，曰：“子真为盗耶！”继而泣曰：“前特以相戏耳。今犯断头之罪，我不能受贼人累也，请先死。”申氏的铤而走险，源于其妻的相戏与相激。其妻说的“子其盗乎”，不能纯作戏言看待，实是“无以为计”时的一种设想，而且一见丈夫不赞成，她就说“无宁娼耳”，似乎必定要激其夫为盗不可。这是绝路中的人情。贫贱夫妻百事哀，在饿肚时哪句话解忿说哪句，甚至不惜以为盗为娼来自我作践，这在黑暗困苦的古代社会中也属于人情之常，出现在文学里，便富有人情味。但丈夫真地要去为盗时，她又“曳而止之”。
这让人想到汉乐府中的《东门行》。诗中的女人也是曳住丈夫不让他铤而走险：“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这也是一种人情之常，是古时妇女为保全丈夫和家庭而甘守贫贱的一种美善的人情。——等到丈夫负金回家，她确信为盗已成事实，则陷于即将大祸临头家破人亡的痛苦绝望之中，这又是一种惨不忍睹的人间悲情。甘心为盗者毕竟是极个别的人，不能代表常人之情。当然，小说中也可以写那种个别人，他们另有他们的人情，但蒲松龄在《申氏》中不是写的那一种。正如同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东门行》是一首表现人情的杰作一样，在古典小说中《申氏》也是一篇表现人情的杰作，它们都是高度圆熟的艺术技巧的产物。
03
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小说，技巧固然重要，但技巧是人驾驭的，在使用技巧进行小说创作时，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及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则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与构思。能用高度圆熟的文学技巧表现出人情味者，必须是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人道主义精神，要求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去对待人和描写人。而悲苦的人生又总是给予人种种的坎坷与不幸，乃至死亡，这带给人们以无尽的悲悯，同样也带给以表现人为中心的文学作者以无尽的悲叹与感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中的人情味往往是阅世已深的作家对于人生的慨叹。因此，在古典文学里，这种慨叹越深的作者，越能写出人情味浓郁的作品。古代的许多散文名篇，如《项脊轩志》，就是这一看法的有力证据。《项脊轩志》写一座普通的老屋，但在这里留下了作者美好的记忆，幽雅的景色，夫妻的欢聚，都使人不能忘怀。然而“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就是谁也无力逆转的残酷的人生，在不胜今昔之感中，含蕴着引人悲慨的人情，从读者的感受方面来说，这就是人情味。
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东西，但不同气质不同旨趣的作家对它的感受却有敏钝之分。一般来说，处于困苦潦倒或曾经遭受侮辱与损害的作家，感受起来往往相当敏锐，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性格。蒲松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可以证明他具有这种性格的事迹。譬如在他的《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王如水》一诗中，记叙了他对借钱给他葬母的朋友王观正（字如水），是如何地感激，如何地想要还他的钱，然而又如何地为没有及时归还而愧感交加，表现了在穷困潦倒中的无限悲思。十几年后王观正去世，他又做了《梦王如水》一诗，在小序中表露的悲思又深了一层：“如水病瘳，半年不复见之。八月十九日，自济门归，闻其复病，因迂道拟一握手，及门，则已成今古。入哭而行，将挽以诗，久之未就。重阳后三日，忽梦如水至，相见如平生。笑曰：‘君欲贻何迟也？’顿忆其亡，持哭而寤。呜呼！悲何如矣！”并非每一个人对于朋友都会如此恋念情深，对于生死存殁的感思都会如此强烈萦怀，也许只有较少的人才能如此，所以这确是一种悲天悯人富有人情味的性格。以这种性格去写小说，所赋予人物的必然是人生的真情和至情，这比如一株树，人情味就是这树所投下的影子。
在我国古代，人道主义之心，也就是仁人之心，包括着许多方面，如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每一方面都与西方哲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相通。譬如“恕”，这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字典中所不收的一个字，雨果却曾说：“‘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九三年》第三部第二卷第七章）因为在许多场合中，这个字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我们东方常说的仁人之心。蒲松龄非常推崇仁人之心。《王六郎》中写了一对朋友，一为渔人，一为不幸溺死之鬼即王六郎，二人因为同有仁人之心，所以交逾常伦。有一次王六郎得到一个“相代”的机会，但因“怜其抱中儿”，不忍“代弟一人遂残二命”而放弃了。渔人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后来这“一念恻隐，果达帝天”，王六郎被授为邬镇土地神祇，渔人贺他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可见在蒲松龄心目中，仁人之心即正直之心。当渔人践约远道探望六郎将别时，又曰：“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又一次强调仁人之心于世于民之益，表明了蒲松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聊斋志异》中表现人情的地方，常常从人道主义出发，以打动人心的细节或对话，营造出悲天悯人的人情味。在《酒友》中，那个爱酒如命的穷书生中夜酒醒，发现身边睡着一只喝醉酒的狐狸，他没有为它偷酒喝而惩罚它，却采取了恕道。恕源于仁，还是蒲松龄的仁人之心。书生笑说：“此我酒友也。”并覆衣加臂，与之共寝。王士禛评论说“车君洒脱可喜”，可谓知言。也许有人会以为车生迂阔可笑，那是另具一种心肠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人道主义者。人情不管有多么美好，必须是同调才能欣赏，反之则无动于衷。必须这样看待文学中的人情味，不然会以为原来并没有人情味。没有一种人情味适合并打动所有的人，能打动多数人并被赞为有人情味的，就称得起人情味的描写。
对于仁人之心的反面，蒲松龄则在作品中予以沉重而严酷的诛伐，而对于非仁人之心的受害者则寄予同情并赋予其言行以人情味。《九山王》中的李生，仅仅因为租住他荒园的某叟一家是狐，便不念其礼尚往来的结好之心，而趁叟外出，一把火烧死其一家多口。叟自外来，颜色惨动，责之曰：“夙无嫌怨，荒园岁报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灭？此奇惨之仇无不报者！”李生与车生相反，不知“仁”、“恕”为何物，虽然杀的是狐，但属诛杀无辜，而手段残酷，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予他以否定；而写狐叟的话，悲愤凄厉，句句在理，无懈可击，恰恰具有人情味。后文李生之惨报，便是作者对他残忍不仁行为的诛伐。“异史氏曰”中指出：“……而壤无其种者，虽溉不生；彼其杀狐之残，方寸已有盗根，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蒲松龄将其杀狐之心归结为“盗根”，指出其本质即是罪恶的，只有这种人才做出这种事，作者是大张人道主义之帜向为恶者伐罪。
《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人狐相恋或人鬼相恋的故事，狐鬼有害人的，也有不害人的，而多数是不害人的。如在《胡四姐》中，胡四姐自叙其姊三姐“业杀三人矣”，而她“得仙人正法”从不害人。但既然是狐，即使不害人也不能为人所容，所以尚生之父延客作法，将胡四姐全家吸入瓶中。此时，“生心恻然，近瓶窍听”，闻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视不救，君何负心！”生意感动，于是刺破封口放四姐而去。恋念旧好，不忍负心，即使于狐，也不例外，这就更为难得，也就更具有人情味。《董生》中的狐与胡三姐相同，先杀董生，后惑王生。她将与董生去冥曹对质时，托付王生：“君如不忘夙好，勿坏我皮囊。”但王生“呼家人剥其革而悬焉”。其后狐来，曰：“法曹谓董君见色而动，死当其罪，但咎我不当惑人，追金丹去，复令还生，皮囊何在？”王实告后，她惨然曰：“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末一句表示了沉沉的感叹。王生与董生一样，也是见色而动，罪不仅在狐一方，然而他忍心毁其皮囊，绝其生路。狐不叹自己之死，而叹王生之忍。夙好在前，脱皮在后，其心何忍！作者感叹的也正在此。单就王生与狐的关系而言，责任平分，不应独罪一方，因此狐的哀叹便带上了人情味的影子。
由此观之，《聊斋志异》的人情味乃来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蒲松龄一生处在贫贱潦倒之中，饱览并感受了各种各样的世态人情，正如他的朋友张笃庆所咏：“白石悲长夜，青灯痛古人”，他为古人也为今人写出了多少洞达人情表现人情的作品，使我们得以体味和认识社会人生的微妙。人情味实乃天才作家得自对社会人生的微妙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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