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小说，总会觉得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写一写小时代里的闲情愁绪，很少营养，也没有任何重量，读起来不会带来任何负担，只供解闷儿用。但是在现代汉语书写小说的起始，先驱者们可是对小说抱有重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晚清小说革命：新一国之民，必先新小说
晚清不少学者与报界人士认为小说是国家改革的工具。1897年，在天津主编《国闻报》的严复，与其挚友夏曾佑合撰了一篇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文章一向被视为现代中国第一篇强调小说社会功用的评论文章。
■ 左为严复，右为梁启超
接踵而来的，有梁启超较短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在梁氏自办的《清议报》创刊号上（1898 年12 月，横滨出版）。1902 年10 月，梁氏在横滨创办了另一份刊物《新小说》，同时写了一篇发刊辞《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该文开宗明义便强调小说的教育价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新小说》创刊号
接下去几年，上海出版了几种小说刊物，它们和《新小说》有同样的特色：发表不少显然受上述三篇文章影响的小说评论，并连载了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具有政治意识的好几种小说。由于严复与梁启超在学术界的声望，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这几篇开先河的文章何以被视为当时小说成就的宣言。
传统的小说观：一种低级文学形式
要确实了解严复与梁启超二人对小说究竟有何新颖看法，我们首先必须略述二人无法免俗、深受影响的传统的小说观点。中国自古以来对小说的轻视态度，当时仍然很强。人们认为小说和正史相反，因为它违反事实；和严肃教化的文学相反，因为它轻佻、猥亵，往往在政治上起捣乱的作用。虽然《水浒传》《红楼梦》等极少数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不少文人和评书人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大多数小说的序言，都有些自谦辩解的味道。这些序文都承认小说是一种低级的文学形式，但强调小说对那些水准不高，无法欣赏严肃作品的读者仍然具有教化之功。
虽然如此，大多数短篇小说选集的序言，都注意到小说的内在趣味，认为它能记载人生难以逆料的事实。《古今小说》序强调作者具有“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的能力。光绪版《今古奇观》序文说书中所收的皆属“可悲可喜可歌可愕”的故事。
这种标准公式虽然永远逃不出小说有说教功用的大前提，但事实上却强调了小说对吾人感情的影响，以及它所能传达的本身自明的真理。但是根据这些序文的说法，构成小说感人成分的，显然是激动的事件与过分戏剧式的情节转折，而非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人生描写。除了少数例外，传统的中国小说批评家都是道德家，他们经常证实小说的感人力量，但很少强调欣赏小说艺术本身所产生的美感情趣。
梁启超：“写实派”小说首倡者
只有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小说才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明显的角色，唤起了民众，帮助了政府现代化和进步。虽然严复留学英国，但身为改革者与宣传家，他无法不佩服日本在现代化上的巨大成就。至于梁启超，他对于西方历史、文化与制度的知识，多半来自日文翻译，所以当他1898 年10 月流亡日本后，在鼓吹将小说作为国家改革的媒介之时，对于日本的成就，一定更觉钦佩。
■ 梁启超
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和严复一样，发觉小说有巨大的教育潜力，但他比严氏更为轻视传统小说。即使最著名的《水浒传》与《红楼梦》也受到他不必明说的蔑视。梁氏认为大多数中国小说不是模仿《水浒传》，就是模仿《红楼梦》，以致为学者不齿，认为它们“诲盗诲淫”，但通俗小说，无法被禁止，因为对大众而言，它比儒家经典和正史要浅明有趣。换个办法把读者的兴趣从旧小说转到翻译的政治小说，才是上策。
我们也许会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属于这一类小说，因为它们谈论政治问题，并且公开地或暗示性地赞成某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但在梁启超心中，理想的政治小说指的是那些描写可能直接影响当时中国政局的现代国家实际政治演变的小说。
梁氏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欧洲的小说家皆为“魅儒硕学，仁人志士”，他心目中的首要人物必为利顿与迪斯雷利，也许还包括伏尔泰与卢梭。同时，他一定深深仰慕当时日本主要政治小说家的声望和影响，例如末广铁肠（1849—1896）、矢野文雄（1850—1931）与柴四郎（1852—1922）。他们名气大，所以都到国外旅行过，在报界和政界声名都很显赫。
■ 利顿（Bulwer Lytton）
梁启超的第二篇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般认为在倡导中国小说家与读者对小说的新态度上，曾起最大的作用。……他用了四个比喻来说明小说的力量：一为“熏”，小说在读者四周散布烟雾，使他的五官和判断能力都受影响；二为“浸”，读者浸在故事的情景和问题中，读后数日或数周尚不能免于忧愁、愤怒或别的感触。三为“刺”，读者被故事中大力描写的情景刺激得异常兴奋；四为“提”，小说能把读者提升至书中主人翁的层次，或促使其模仿之。
梁氏认为小说“提”的作用最重要，但有一件事使他遗憾，就是中国小说不但不提升读者，反而总是把读者“降”得和不足取法的主角不相上下。因此，读《红楼梦》的人会自比为贾宝玉，读《水浒》的人则模仿李逵或鲁智深。（我们不禁会奇怪，难道读者不会模仿宋江或林冲？）由于这些人物都不适合模仿，读者的厄运便同作者熏、浸、刺、提的能力成了正比例。
■ 宝黛共读西厢，戴敦邦绘。《戴敦邦手录红楼梦诗词集》，文景即出，敬请期待！
不错，中国人模仿小说主角，中毒已深，但是梁启超同时却预见到一个以最可敬佩的角色做榜样的社会。 “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则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而读者则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所以著称于世，是因为它忠告小说家提高国民的政治认识。但我认为它对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更大之处，即在它试图区分两种小说。1898—1902 年间，梁启超一定接触了一些当时的日本文学批评，不然就很难解释这篇论文显示出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观。
■ 梁启超
在这篇文章前一部分，梁启超指出，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除常见的解释（简明易读和富有人情味）以外，另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人生活在感官所接触的狭隘世界，小说却能使他超越自己的世界，进入很多别的世界。“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
第二，人久处在世界上，习以为常之后，他对世界的感觉与情感反应就变得固定或麻木了。“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虽然“拍案叫绝”一词常见于传统式的小说批评，但梁氏此段非指通常对小说情节之曲折离奇所引起的惊叹，而是指被习俗掩盖了的真理重新显露出来时的反应，或者用柯勒律治描写华兹华斯写作《抒情歌谣集》中他那部分时的用意的名句来说，是指“吾人眼前的瑰丽与神奇；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但一层习俗与个人焦虑的薄膜隔在眼前，因此我们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心既不能感，复不能解。”
■ 柯勒律治
另外那种超越吾人有限世界的小说，可与柯勒律治在《抒情歌谣集》中所写之诗相互观照。梁启超可能不喜欢“超自然的人物”（柯勒律治语），但他的小说世界必然包括外国爱国志士与对未来世界乌托邦式或科学性的预测。梁氏称此类小说为“理想派小说”，另一种“彻底”“发露”人生真相的小说为“写实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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