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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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以知青“上山下乡”为背景，讲述知青王一生四处寻人下棋，最终成为“棋王”的故事。小说对另类知青形象的塑造及另类知青经验的传达令人耳目一新。
《棋王》因其中浓厚的传统文化因子，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它在寻根文学运动的组织下完成了经典化，同时其阐释权也被寻根文学垄断了。
但是，小说的主题是否是“道家文化寻根”所能概括的？
前面谈及，将《棋王》指认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是特定历史语境作用的结果。而当我们直面文本本身，是否能将小说的主题与之捆绑？
小说的道家美学气息源自于王一生的超然、淡泊的人格特征以及捡烂纸老头传授的棋道。
一般而言，将《棋王》视为道家文化传统的复现是因小说中的“棋”，但这忽视了小说中同样十分重要的“吃”。
将王一生视为道家文化的符号，无疑遮蔽了人物的复杂性。
王一生不是高蹈尘世、超利害、泯物我的“真人”，在“吃”这一方面，他展露出动物性的欲望，与超然物外的老庄之道相去甚远。
王一生秉持“顿顿吃饱就是福”的人生哲学，对超出物质之上的精神需求难以理解。作家似乎并不想拔高王一生的精神境界，他是俗世的人，有着动物性的欲望。
对吃的执着展现了王一生的“俗”人本色，他表现了安时处顺、知足常乐、朴素的唯物主义生存观。
诚如汪曾祺所言，“《棋王》里的确有一些道家的话，但那是拣烂纸老头的思想，甚至也可以说是王一生的思想，不一定就是阿城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棋王》确实有道家文化传承的意味，但是不应过分夸大。
《棋王》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重复道家哲学。深入文本细节之中方能还原《棋王》作为独立文本的深刻意涵。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
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
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这是“我”观棋而出神的一段心理蒙太奇，极富象征意味。从地上爬起的“黑脸士兵”、提斧野唱的“樵夫”，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弱的英雄”。
王一生亦是如此，他在饥饿中锤炼生命的韧性、追问精神空间广度的极限。
阿城在致仲呈祥的一封信中提及：
“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
之后，普通人又复归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作为所惊吓。”
《棋王》讲的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瘦小的王一生在“把命放在棋里搏”的伟力。这反英雄的英雄主义，潜在地与十七年文学中“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发生对话。
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境遇中，底层与民间迸发强大的生命能量。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
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的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
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铁铸一个细树桩”便是王一生生命形态的绝佳概括，“细树桩”对应王一生外在形貌的瘦小孱弱、不起眼，其内在却似铁一般的刚毅，王一生散发出强大的生命能量照亮了大千世界，辐射着为功利折腰的众人，斗争的众人。
王一生的名字一方面具有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意涵，另一方面，“一生”亦可以是探讨“如何生”的问题。
在极端年代，个体如何借助技艺，保有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自由？
安时处顺、知足常乐等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展现乱世中保存自身的东方智慧。这来自底层的生命力量，在80年代信仰崩溃的背景下具有精神疗救的意味。
从这一角度而言，《棋王》仍是一种“寻根”，不过其寻找的精神资源不是道家文化，而是立足民间立场，发现极端年代的生存之“道”。
《棋王》的寻根意味不仅表现在小说主题上，小说语言中亦有所体现。《棋王》的语言极富韵味，真正做到了“语言寻根”。
可是大家仍然很兴奋，觉得到了繁华地界，就沿街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吃，都先只叫净肉，一盘一盘地吞下去，拍拍肚子出来，觉得日光晃眼，竟有些肉醉，就找了一处草地，躺下来抽烟，又纷纷昏睡过去。醒来后，大家又回到街上细细吃了一些面食，然后到总场去。
主语“大家”一以贯之，十一个短句一气呵成，知青进城后的兴奋、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常闻“酒醉”，不知吃肉也醉人，“肉醉”一词极富创造性地写出知青们饱餐过后的餍足之态。
俭省的表达规避了短句连缀可能带来的冗长之感，“水浒味”的语言与话本小说的节奏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
再比如，中国古典诗词讲究“炼字”，一字之工而境界全出。阿城深得其妙，调动极为平常的词汇，通过词类的活用、简单的组合引发神奇效果。
王一生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脸。
“紧一紧手脸”这一动作在文中三次出现，是王一生的标志性动作，“紧”形容词用作动词，外在形貌上的“紧”透露出人物心理上的重视。
又如，“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同样是形容词用作动词，“短”形象地写出了视线聚焦，回归现实的神态变化。
偏离规范性的语言表达，还原了语言的原生质感；简洁的语言带来“飞白”效果，拓宽了语词的想象空间。
《棋王》的语言彰显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再生性与创造性。
王一生的黑子儿远远近近地峙在对方棋营格里，后方老帅稳稳地待着，尚有一“士”伴着，好像帝王与近侍在聊天儿，等着前方将士得胜回朝；
又似乎隐隐看见有人在伺候酒宴，点起尺把长的红蜡烛，有人在悄悄地调整管弦，单等有人跪奏捷报，鼓乐齐鸣。
“我”的肚子拖长了音儿在响，脚下觉得软了，就拣个地方坐下，仰头看最后的围猎，生怕有什么差池。
“帝王、将士、酒宴、管弦、捷报”等词构筑起古代战争的语义场，作家通过这样的语言为王一生造势，九人连环对弈有了鏖战的意味，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传奇性。
“尚有一‘士’伴着”，“帝王与近侍在聊天儿”俗白浅易的口语与典雅凝练、散发古意的书面语杂糅调和。
这古朴苍劲的语言又与王一生自然朴素的生命形态互为照应。
20世纪80年代，当作家们争相通过繁密的修饰语、长句与欧化语接轨时，阿城以渗透着古味、平淡雅洁的语言风格向含蓄蕴藉的中国美学传统致敬，完成了语言的“寻根”。
思想底蕴与美学情趣上全方位的“传统化”，成就了《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棋王》对另类知青形象的塑造及另类知青经验的传达令人耳目一新，对“吃”浓墨重彩的描写，对“棋”极尽玄妙的呈现亦为人所称道。
平凡人生故事中蕴含着玄妙的哲学意蕴与高远的文化哲思。小说以描写之细腻、叙事之朴拙、文字之简雅、哲思之幽微，展现超出特定历史语境的独立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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