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河“帝王三部曲”看90年代的文学场（三）
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二月河也说道：“历史小说创作者既不能抱取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和不介入的态度，又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把自己投入进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息，让历史真正活起来，既让读者感到真切、地道，又让读者有所鉴戒和教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作者普遍怀有的创作意图。
3.1
历史小说与现实
二月河在“落霞三部曲”的形式和内容上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倾向，也自有其思想背景、时代背景，并非专意做翻案文章。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思想变动，使得主流话语也有意识地重新建构话语体系。王晓明说：“一九八○年代，中国人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改革，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对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大体还能指向差不多的方向。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初，巨大的挫败，人一下子被打懵了。”当时，“旧有的统一建制文化体系正在发生裂变，有权威盲从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选择的眩惑。”于此同时，启蒙话语的逐渐式微、淡出，正好为其他话语的登场留够了空间。不管是出于事先设想还是事后补叙，二月河后来多次把自己的作品和文化重建联系起来强调其意义和价值，“我尽可能地从传统道德中摄取了带有活力的、有营养的东西赋予我的人物，让读者从这些人物与命运的抗拒联合中去体味中华文明浩然无际的伟大”。“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种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这里的“萎靡的精神”或许正对应着如下判断：“正是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整个社会心态的大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纯文学’、‘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文学效应，将它们一步步改变为逃避现实的挡箭牌，自我矮化的遮羞布。那个总是要去破坏、去挑战的精神倾向被打散了，那种‘我们能改变现实’的‘政治无意识’消退了，一种深广的政治无力感取而代之。”
而在事实上，读者确实从中读出了与现实的某种关联，“很多批评者注意到《雍正皇帝》有意无意地迎合了大众现实的政治愿望，在历史叙事与现实语境之间寻求某种对应的文化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有些矛盾比较尖锐，使得老百姓对政治有了更进一层的关切，《雍正皇帝》引起了他们对现实社会观感的共鸣，表达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一种理解与期待（尹鸿:《植根现实的历史热情》）。”改革是90年代社会生活的主题词，二月河将雍正塑造为不畏艰难险阻、锐意革新的改革者形象，自然与现实形成了呼应。“在保留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他输入了诸如励精图治、勤政廉政、惩治腐败、整饬吏治等具有鲜明‘警世’意义的时代话语系统，利用历史故事折射社会热点关注话题，暗合受众心理，寻求广泛共鸣，从而达到文学干预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对“改革强人”的肯定、礼赞在当代文学中不乏先例，如柯云路的《新星》等。但值得关注的是，“《雍正皇帝》着力表现的‘当家难’主题，适时传达了内地民众对‘改革难’的感慨，小说中用心塑造的‘当家人’形象，寄寓着大众对‘改革能人’的期待；而其中所称道的‘非常手段’，同样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解决改革难题的可行性方案。”因而可以说，作品实际上“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和整顿吏治反腐倡廉两大主题的政治隐喻，暗蕴着民间潜隐的‘明主’理想，有着明显的社会‘心理干预’色彩。”
3.2
社会变迁
正是在对“明君贤臣”、“改革强人”模式化的书写和认同上，作者实现了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激活，并赋予了它在当下语境中的合理性、适用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诸多困难、问题，“落霞三部曲”及类似作品“不是提供一个现代性民主政治的文化图景，而是着力建构对传统社会中明君仁政、清官贤臣、勤政亲民、惩贪除佞的政治模式的镜像式认同，为当前政治/经济二元式社会结构提供合法化历史叙事，造成大众的政治欲望投射与现实政治焦点的错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落霞三部曲”的写作姿态与主流话语形成了“态度的统一”：一方面强调改革者及改革过程的艰苦，一方面赞扬改革所带来的成就。“2002年中共‘十六大’期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向媒体表示，最近十三年以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堪称‘盛世’。”因而有论者将二月河等人的小说归类为“盛世叙事”，“从宏观上看，90年代以来的‘盛世叙事’属于中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话语建构。”
因此可以说，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在无意当中参与了90年代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改革提供了注脚。作品借用传统思想资源、运用类似通俗小说的手法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维度上得到彰显。“按照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观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也是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断沟通而后才能取得合法性的领导权。90年代的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也给民间文化以及‘异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空间。90年代的主导文化也呈现出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合流的特征，特别是在大众文化方面，主导文化实践不得不借助大众文化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来表达它的思想，这本身说明主导文化也处于调整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异类’文化的存在，异类被允许存在，原因在于它可能给主导文化重建表意策略和多元的符号体系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3.3
小结
经由以上对“落霞三部曲”及其周边的考察，我们可以说：在90年代，借助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写作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认可，并承担起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改革扫清障碍的功用；同时，它又与市场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合力，在隐形效果上造成了对启蒙话语的进一步疏离、排拒。而评论者对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或褒扬或批评的态度，也是与作品所担当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作者：范阳阳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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