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食堂里的食物并非A级，通常是夜猫子或者红灯区服务者吃得较多。”谈及这几年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同名日剧，长年侨居日本的作家李长声直言不讳。
6月14日晚，李长声、姜建强、亦夫、万景路四位旅日作家共赴广州联合书店，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日知豆文丛”集体站台。这是一套探索日本文学、风俗、市民生活等社会百态的丛书，包含《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日本式中毒》《扶桑闲话》三本。
“日知”语出顾炎武等近代学人，延及近年，关注日本、试图理解日本的风潮仍不减。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存在超小型本，称为“豆本”，本文丛名中的“豆”字由此而来。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竹内实曾经说过，中日之间，“友好易，理解难”。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三位站台的作者中，万景路侨居日本二十余年，文章见诸报刊十余年，可谓写日本的行家里手。他的文风辛辣调侃，对日本人的国民性颇有见地；姜建强自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一直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出版《另类日本史》等多部研究日本历史和文化的专著及通俗作品；亦夫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创作以虚构文学为主，以长篇小说《土街》和《媾疫》鹊起文坛，也是岛田庄司小说的译者。
围绕深夜食堂、Muji无印良品、日本留学生生存状态的变化，三位旅日文人抛开“日知豆文丛”本身，提供了一场漫谈式的观察。
日本人也跳广场舞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张丽玲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记录了在日的中国留学生的日常，在国内引起轰动，争议也很大。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日本华人、留学生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
姜建强：我来日本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年来，中国人在日本的地位和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中国有钱了，经济发展了，日本在这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很多看法。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身上没有钱，日本从经济上看不起中国。现在，中国年轻一辈来日本，不缺钱，不但不打工还消费，日本人不再歧视中国人了。但在根子上，文化政治上的歧视还是存在。
李长声：像我们这一代去日本的时候，打工挣钱养家—还要养中国国内的家。现在不一样啦，像万景路的孩子，在日本读书，是由父母供的，整个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一代也老了，很多人跟我的岁数一样，在日本到处参加合唱队、同学会、跳广场舞，过的日子跟在大陆差不多—当然，我们不能在广场、大街上跳。
时代周报：李长声老师曾经说过，日本人对政治其实不太关心。
李长声：我在日本的大学教过一段时间中文，发现日本小孩对中国真的不了解，对日本政治就更不懂了。我曾经问他们将来准备怎么去中国旅游，他们回答说：“中国人现在不是见日本人就打吗？”其实都是媒体宣传的。
亦夫：总体来说，日本人对政治不大关心，老百姓(行情603883,买入)就是过自己的日子。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日本老画家在画画，就说“说实话，你这画很差”。他问我是哪国人，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咱们就开始探讨钓鱼岛了”。他说“哦，是中国的！”日本人基本不关心政治。
MUJI：穷人买不起，富人不屑买
时代周报：这两年，中国突然兴起了松浦弥太郎热，很多年轻人迷上了松浦弥太郎宣扬的那种生活和消费方式。在日本，松浦弥太郎也拥有同样的知名度吗？
李长声：松浦弥太郎在日本不是名人。我知道的是，他是被一些国内的出版社推广起来的。中国人的观点跟日本人不大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久了，可能更偏日本观点。就好像日本的作家岛田庄司，一直没在日本得过什么大奖。他的伟大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本格推理小说家”即京都的那一帮作家，但是他本人作为小说家，不是很出名。
亦夫：岛田庄司在日本早已过气，在中国却还很火。中国人过去没有这种先锋，推广一得力，就火了。
时代周报：Muji无印良品正在中国狂飙突进地大开分店，在穿衣风格上，中国人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性冷淡风格”。日本人也这么认为吗？
姜建强：“性冷淡风”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这个概念在日本是没有的。所谓的“禁欲”风格，日本也没有。
亦夫：在过去，无印良品其实是无名小店，一直没火起来，价格也一直没怎么变。
我对无印良品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它刚建立的时候。对我来说，一款衣服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材质、做工、款式。无印良品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品牌”，风格很简洁。但到了中国，无印良品反而变成了一种“品牌”。
李长声：无印良品的价格在日本属于“不上不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会买。很多品牌都是中国人包装的再推广给中国人的，在这方面，中国人比日本人厉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