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蜗牛读书《精神的壳》文化人物专访栏目，在这个夏天带来了香港书展特别企划，在书展中对话两岸三地文化人物，探讨当下新青年的阅读与大众的精神生活。知名作家张抗抗今年也来到了香港书展，她书写生活，记录历史，这次在记者会上与我们回顾了那个思潮朦胧的年代，感受她笔下不甘平庸的火焰与创作热情。
以下是张抗抗记者会交流实录，Q为记者提问，“张”为张抗抗回答。
Q：中西方文化对您这一代人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张：我实际上是更多地接受了一点西方文学。因为我父母他们这种4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当时的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想把他们的观念加在我们身上。我小时候就读西方的童话，以后我们就会开始读一点美的作品。苏联的俄罗斯的文学，像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再以后到了文革中间，我们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没有书，那我们就想尽办法找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探亲大补》，写的是每年回家就看书找书。我妈妈那时候到图书馆去管理图书，她就有这个方便条件帮我来找书，我读的基本上都是英法文学，都是当时已经被封锁了不能读的，但是还是找那些经典的西方文学来读。
文革结束了以后，80年代开始，那我们就购买更多的经典，像托尔斯泰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的《克利斯朵夫》。再以后就是拉美文学，先锋的、实验主义的文学。以后南美的文学开始进来了。所以在理念上、观念上，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接受比较多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文精神。
现在的00后太厉害了，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但从普遍性来讲，我比较担忧的是，可能中西文化这两个都没有接受好，比我们接受的还要浅薄，还要表层，还要零碎。因为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他要高考，进了大学以后有可能读书，这个时候他就按照他的兴趣，他不可能对这两个东西进行系统性的并行的。
像我们过去看到一些老学者，接受民国教育的人，就比如说我了解的冯宗璞先生，写那个《南渡记》的，冯友兰的女儿，他们西学和中学都特别好，因为他们从小教育就是这两条线同时的。
那你说00后和90后，在哪个时期能够完整地接受这种教育呢。所以我觉得是很遗憾，弄不好就会大量地接受商业文化、娱乐性文化。时间是一个常数，它是恒量的，它不可能多出来的。那你在看这个手机上的网络小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Q：是否在创作中汲取过50年代、文革年代的历史养分呢？张：我的很多小说，比如说知青小说，它就是写文革的。那比如说《赤铜丹朱》这部小说，肯定要写到我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差不多有这么十年，是很不美好。但是任何不美好，它也是可以成为养分的。
你对苦难的认识，对一些不可以被解释的逻辑，但是它能用一种强权的方式存在。在我们下乡以后，我们对更多的艰苦、寂寞，还有知识青年之间未上学的名额进行的残酷的争斗，或者暗中的争斗，它都会有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它就成为养料了。
这些经历也成为我们小说的故事了，有直接的经历，有些是间接的经历，像《白罂粟》、《残忍》它都是间接的经历。实际上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它有一点我生活的影子。比如说《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它都是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吸收来的。
可能我们这种养料是各种各样的，也可能有腐肉，埋在那里，它最后成为肥料了。也可能是优质的肥料直接给我们。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是很贫瘠的文化。 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所读过的和当时格格不入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养料。
Q：知青题材淡出以后，您的选择是什么？张：从我们的文学整体上来讲，像梁晓声、叶欣，原来一些知青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们慢慢的会年纪会越来越大，他们知识青年生活的积累也基本上慢慢的就用完了。
我从80年代以后，实际上写完长篇《隐形伴侣》，我就很少写知青生活了。因为现实的生活，当代的生活，新的生活，不断的扑面而来，那么在这个中间，我有一篇文章写过，叫《时不时回头看看》。因为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可能在另外一个新的高度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也可能你是再往深处走的时候，你可能以不同的角度又看到了新东西，所以知青小说它早已不是占主要的位置了。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新的作家，他们有各种新的视角，新的语言系统。他们在不断的扩充我们的文学队伍。那么老的作家，感觉逐渐的会弱化，这种新老的交替是必然的。而且文化大革命历史尽管到现在还没有被写得很透彻，这是由于很多的禁忌，包括我们认识上的禁忌，也包括控制上的、宣传的控制，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有被认真写涂，而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就眼看已经要快要走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你像二战结束以后，就出来很多年轻的作家写二战，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二战，《这儿的黎明静悄悄》，还有《活下去，并且要记住》，都不是二战的亲历者。都是战二代了。历史是一定要去重新认识的，历史是不可以被遗忘的。而今人如果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作家能够去有更好的发掘，有更好的表达。
我本人来讲，我的兴趣早已经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领域，比如说我后来写了《情爱画廊》，爱情的语言已经穷尽了，所以我要用绘画的语言，我要写出一种新型的母子关系，女人是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女人是不是总是要为孩子牺牲呢？
后来写《作女》，现代女性，她是怎么样折腾，在这中间获得自己的精神解放。到了2007年以后，我开始进入长篇，我这长篇是写80年代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应该是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书。我的全部创作，如果把它列在一起看，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样。
Q：您从2007年到2017年一直在写一个长篇，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来写？张：一个作家觉得有一部书值得他用十年的时间去写，他是一边写一边进行研究，一边研究他要解决自己的很多问题，也要解决读者的问题，当代历史的问题。我这部长篇是100万字，它是三卷本，所以实际上平均下来我还是三年，这次的长篇写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艰难的，我要读很多的资料，前后改一遍，差不多就是半年。
在这个十年中我改了六稿，可能今年到下半年，说不定还要再去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真的是要有一个好作品。可能那么短的时间完不成。
Q：写作40多年对人生各个阶段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张：当时我们觉得好像除了写作就没有别的选择，当知青的时候，你只有写作。只要拿一支笔，拿一张纸，拿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开始了。这个是最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因为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到了后来，会觉得我能写作，而且写作虽然很艰苦，但是也很愉快，就会在这条路上就一直走下去了。然后取得一个新的成绩，会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同时也还会有一点稿费，然后还有工资的保障。
Q：作品中写女性主义的觉醒由您的写作身份决定还是说您的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女性视角的责任感？张：其实很长时间都认为我是一种中性写作，《爱的权利》、《北极光》，这种女性都是独立进取的女性，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能够不断的有所创造的女性，这个女性我觉得从我在幼年的时候就存在那了
。我们家两个女孩，我还有个妹妹，我们没有受到过性别的歧视，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它跟我与生俱来。比如说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知道女人应该有婚姻自由，裹小脚是不好的，包办的婚姻是不好的。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就不应该结婚。然后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读书、要自立。
中国在在1949年，就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女人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哺乳期的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还有哺乳期的休假的权利。当然包括农村，所以这些基本权利已经有保障的话，中国就不像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它没有这个，产生的背景不一样的，这是有点不一样。
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意识当中存在的那种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对女性是有很多约束，这种东西我们意识不到。
Q：因何开始为作家的权益奔走？张：一开始肯定是跟我们自身的权益有关，就是我不断的被侵权，被盗版，《情爱画廊》盗版书比我的正版书还要多，经济损失巨大。然后你的作品被转载了，也没有人告诉你。那段时间就经常忙着打官司，请找律师。
90年代初的时候是比较混乱的，那时候我们出版的法律还没有健全起来。所以从自身的，开始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后，逐渐的开始对这个东西稍微了解一些，后来我就成为政协委员，我就会有这方面的提案，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前年还获得过一个联合国版权保护组织，颁给我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金奖。
更多香港书展精彩人物专访，请关注网易蜗牛读书
网易蜗牛读书，时间出新知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