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23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来到河南，受邀参加著名作家看河南采风活动，先后到访焦作、开封，寻觅“竹林七贤”在云台山留下的遗迹，感受八朝古都东京汴梁的前世今生。他说：“在传统文化这一块，中原大地一直是罕有的宝库。”
中等身材、寸头、和善的笑容，身背双肩包，头戴太阳帽，年过花甲的刘醒龙仿若游行四方的少年，所到之处必穷尽风景与人文，为欣赏朝霞里的云台山旖旎风光而早早起床，遇到的每一块古碑刻都仔细观瞻。他认为，文学有地域但没有地界，作家们应该经常到各地走走，把视野、胸怀打开。就在这个月初，他用10天时间走完了从重庆到虎跳峡的金沙江段。
这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曾说：“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用智慧和思想，一种用灵魂和血肉。而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了!唯有此，我流浪的精神与情感，才能找到笔尖那么大小的家园！”在开封汴西湖的画舫上，刘醒龙接受了大河报记者专访，讲述笔尖之下的家园，并欣然提笔寄语大河报读者：“欲知天下，最好读书”。
刘醒龙，1956年生于湖北黄州，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以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他的《挑担茶叶上北京》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品格不高的作家往往最先败下阵来
热心的读者会发现，如果刘醒龙有一段时间突然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那他肯定是正在为一部长篇小说铆劲。1999年之后，刘醒龙暂时放下了中短篇，开始以创作长篇为主，《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每一部长篇的出炉都掀起了舆论关注，眼下也正在写一个新长篇，主题保密。他钟情长篇的原因是：“每一个长篇文本本身，都是对自己既往写作的一种创造，作家的作品如果总是那个样子，别人不腻自己都腻了。”
在他偏爱的小说《蟠虺》开头，有一句话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书中的老学者曾本之就是“不识时务”，不识金钱和利益的“时务”。刘醒龙坦言，自己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唯一一条是守住底线，永不放弃底线，为人处世，做人做文”。至今，他坚持只参加文学性活动，商业性活动坚决不参加。
刘醒龙说，作家首先需要才华，这是必备条件，就像上互联网必须要有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在才华之上，作家的品格是最关键的，品格不高的往往最先败下阵来。“在文学中对阵的不是其他人，是自己与自己。这样的被淘汰很神秘，看上去也无规律可行，所以，作家最要警惕的是自己。”
此次来中原采风，刘醒龙坦言也是为了和作家李佩甫多一次见面的机会，“我们都是50后人，到这个年纪了，见一次少一次”。他说，中国文坛可以作为榜样的作家不多，李佩甫可以算一个。“佩甫为人安静，从不搞喧嚣那一套，多少年如一日，除了文学，别的都不在乎。如果让我选择，我觉得佩甫最能代表河南人。”被问到和李佩甫的内敛相比如何，刘醒龙笑道：“我可能更活泼一点！”
◆类型化文字将被人工智能一扫而光
读刘醒龙的作品，能发现其中潜藏着温暖的人性底色。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刘醒龙说：“我曾说过文学有高峰，但这并不是说文学有高下之分。我的意思是以经典为标准的。在经典之外，还有一些借文学名义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必须要说我厌恶一切写蝇营狗苟、写权谋勾当的作品，也会将满是戾气的作品扔进垃圾桶。有些作品写得很脏，我也是要排斥的。剩下来的当然是浪漫主义的。生活很琐碎，人生只有那么长短的一点时间，文学的浪漫会给予我们不同于生活的丰富。”
刘醒龙过去说过：“我从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为何会对小人物如此热衷？他向大河报记者一言以蔽之：“小人物的大命运，小地方的大历史。”
这个时代，浮躁是人们讨论生活态度时的常用词，甚至有人叹息文学也浮躁了。刘醒龙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浮躁这个词对作家是不公平的，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轻易写不出来，总要在家猫一阵子。哪怕很多行业都浮躁了，文学这一行也是不太能去浮躁的”。
“什么都可以快，唯有文学是慢的东西，快不了。现在互联网时代热点只有一个星期，文学赶热点永远赶不上，文学作品就是慢性子，在慢的过程中将热的东西沉淀出来，找到坚实的、坚毅的、坚定的作为写作对象。”刘醒龙说，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最有品质的东西仍是要靠文学来流传，当代文学是越来越可期待。
当然，他也指出，对文学来说，眼下最大的特点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一部作品还没有判断是好是差，先想到的是发行量，是版税。“文学还是要回到文学中来。至于未来可能开创的文学样式，我能判断的是，目前所流行的玄幻、穿越，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工智能写作甩到十万条大街之外去。那些类型化的文字都将被人工智能一扫而光。能够与人工智能抗衡，且能传承下来的唯有经典化写作。”
◆乡土文学要认识到新变化
刘醒龙是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二十多年前就写下过“城市是乡村的梦想，乡村是城市的故乡”。他曾说：“作为写作中的乡土，没有什么能比它承载起更多的明丽与阴暗、痛苦与欢乐，也没有什么比它更能表现历史与当下。”
最近几年，刘醒龙在多个场合提出“乡土文学需要重新开始”的观点，指出如今的乡土小说存在应景之作、所谓的时代记录员、将乡土妖魔化这三大败笔。对此，刘醒龙向大河报记者强调一个“变”字，“对乡土的认知不能一成不变，不能看不到乡土的变化，同时也不能对乡土出现的任何的变化感到恐惧，整个社会都在向前发展，乡土不可能不受影响。而且现在的人们从乡村进出那么频繁，乡村和城市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在过去基本上是不存在打通的关系。”
“乡土文学一定要认识到最新的变化。”刘醒龙提醒，现在有一些作家其实对乡村失去了话语权，因为对新的变化不了解，还是用旧的观念看乡土，导致社会公众不认同，这样的作品已经不是公共话语，是特别私人化的个人感受，和公众距离拉得很远。
◆读者首先要相信自己
刘醒龙小说深受影视界的青睐，《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获国内外多种大奖。刘醒龙还凭借《凤凰琴》的改编获得金鸡奖最佳编剧，并受邀担任过第29届金鸡奖评委。
近些年，影视题材改编自文学作品的不多，有声音说是优秀文学作品少了。“这是托词，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话题让刘醒龙语气有些激动，“这是影视业的生态决定的，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自己找几个人在一块侃，然后瞎编，本子根本立不住。其实这两年文学有大量的好作品，只是影视业没有真正把目光投向优秀文学作品，如果继续如此排斥下去，影视业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形成恶性循环，影视作品品相越来越低，俗气！”
谈到对阅读的建议，刘醒龙表示，作家是最好的读者，也是最难侍候的读者，作家读别人的书时，总是会窥见别人内心与所写的并不一样的隐私。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说，作家谈阅读经验是非常个人化的，容易误导。他建议，读者首先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别人的推荐语什么的，更不要相信朋友圈中那些很炫的文字，自己读得有趣，就一直读下去。
刘醒龙透露，他的微信朋友圈一百条信息可能才看一个，有时候三天可能才瞄一眼，很多都屏蔽掉了，“一天发几十条的肯定早就屏蔽了，三天发一条十天发一条的我都留着”。
——本文原载于2017年5月27日《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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