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的“尚文抑武”或“重文抑武”，人们大都会引用《宋史·文苑传序》中一段话：“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于此。”
为此，宋人津津乐道宋太祖“尚文”故事，其中著名的如王禹偁《建隆遗事》称，宋太祖赵匡胤称帝以前为后周大将，“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恡千金以求之”，尝从周世宗南征淮南，得胜还京，有人向周世宗告密道：“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周世宗遣人伺察，将“笼箧数车”推至御帐当面打开，“无他物，惟书数千卷”。周世宗便责问赵匡胤：“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赵匡胤解释：“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尝恐不迨。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
待宋太祖登基做皇帝以后，史载其“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此所谓“治道”，即“为治之道”，也就是儒家始终宣扬的以礼乐教化为基础的治国理民之道。因此，宋太祖“欲令武臣读书”，虽被宋人视为天子“有意于治”即崇尚文治的标志性事件，但宋太祖此举更主要的目的是欲以此来消弭五代时期“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混乱局面，即有意引导武臣读书，欲使他们通过读书而明了君臣大义，自觉地抵制叛乱而效忠于君王。
宋太祖
确实，宋太祖虽然出身行伍，但于治国理政，与五代诸帝区别最大者，在于他并不轻视读书人，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北宋后期名臣刘安世曾称：“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独尽利害之实。”为此，宋太祖还常常劝导“寡学术”的宋初宰相赵普读书：“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于是赵普“手不释卷”。
不过，宋太祖虽然在前宰相王溥迁官太子太师时对左右侍臣称美道：“溥十年作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但当时其所看重或重用的并非“纯儒”，其所劝导读书，在于让臣僚武将知晓治国理民之道，而不必学那“无所用”的“作文章”。因此，宋太祖对文臣儒生的某些不甚实用的做法颇为不屑。史载，有一次，宋太祖经过朱雀门时，指着门额“朱雀之门”问赵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赵普回答：“语助。”宋太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又有一次，宋太祖至太庙祭祀祖宗，看见供案上陈列的笾豆簠簋等礼器，问道：“此何等物也？”侍从“以礼器为对”。宋太祖便道：“我之祖宗，宁曾识此？”随即“命撤去，亟令进常膳”，待其礼毕，然后吩咐随从说：“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于是这成为太庙祭祀制度：“先进牙盘，后行礼。”故北宋理学家邵雍由此称誉道：“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虽然北宋大儒邵雍对宋太祖既不拘泥于旧制，又不违背古礼的做法给予了极高评价，但这却无法掩饰宋太祖轻视“儒士”的态度。而宋太祖朝末科状元王嗣宗的遭遇，更可看出宋太祖在“尚文”的同时又颇为“轻士”。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记载：汾州人王嗣宗，“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趣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但此类颇有违宋人夸饰的“崇儒”之“圣君”形象的宋太祖之言行，是否只是传闻不实之言？因为宋代文献中夸耀宋太祖“圣迹”的文字，颇多虚夸讳饰之处，如宋人盛称的“宰相须用读书人”故事即是。
《宋史·太祖纪三》尝称“乾德改元”，宋太祖事先告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但至乾德三年灭亡后蜀，“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此事也记载于《刘贡父诗话》等笔记，称当时宋太祖“大惊曰：‘安得四年所铸乎？’出鉴以示宰相，皆不能对，乃召学士陶谷、窦仪，奏曰：‘蜀少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铸。’太祖大喜”云云。
然而史载建隆四年（963）十一月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并“大赦，改元”乾德。待次年（乾德二年）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赵普方擢拜宰相。范、王、魏三人中仅魏仁浦出身小吏，范质、王溥二人皆进士出身。《宋史》本传称“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显然当属宋太祖口中所称誉之“读书人”，然而他们竟然不知前蜀后主王衍时尝有“乾德”年号，颇不可信。而且宋军灭后蜀在乾德三年初，随即宋太祖发现铸有“乾德四年”年号之铜镜，却直至乾德六年十一月才改元开宝，显然其所用年号与前代相同，并非改元“开宝”之主要原因。至于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云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赵普）从旁称赞”。翰林学士卢多逊便“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叶氏所云更属夸张，显出传闻。
那么王嗣宗“手搏”取状元一事，是否也属传闻不实之词？因为王嗣宗确为开宝八年（975）进士第一，但据《宋史·赵昌言传》，赵昌言实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举进士甲科，《涑水纪闻》称王嗣宗与赵昌言“手搏”争状元一事不实。但据《宋史·王嗣宗传》，称王嗣宗知永兴军府（今陕西西安），当时著名隐士种放自朝廷“得告归山（终南山），嗣宗逆于传舍，礼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试讲武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其他宋人文献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隆平集·种放传》、《东都事略·王嗣宗传》等也都曾记载王嗣宗乃因“角力而中第”为状元，又据南宋初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记载，当时“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宋太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识为第二人”。可见宋太祖令进士“二人手搏，约胜者与”状元之事不假，只是与王嗣宗“手搏”者非赵昌言而已。
大抵因为相似的原因，开宝八年状元及第后的待遇颇不高，而与宋太宗朝及以后的情况大异。如王嗣宗状元及第，其初授官职仅为秦州司寇参军。对此，马端临于《文献通考·选举考》中议论道：“艺祖、太宗皆留意于科目，然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秦州司理参军，尝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系之于狱。然则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为长官所礼，未至如后世‘荣进素定，要路在前’之说也。至太平兴国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试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赐及第。”当时状元初授官不“优”，实与宋初诸制度尚处于变革中而未能完全定型有关，也与宋太祖在相当程度上“轻士”有关。
在宋太祖朝，诸事皆属草创阶段，其处事自然多有粗率之处。被人们每每引以为笑料的宋太祖令殿试进士王嗣宗通过手博“角力而中第”而夺得状元一事，当然属宋太祖偶然率意之举，在整个宋朝也属仅此一次的“杰作”，但此举充分反映出赵宋开国皇帝倡导包括武臣在内的众臣读书，其主要目的还是如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一文中所言者，“在于转向‘文治’的姿态，在于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洗涤井然的氛围”。而宋初特殊的政治军事文化环境，也让宋太祖虽然开始任用儒臣替代武臣“分治大藩”，以限制武臣势力，但他所看重的仍是“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如其尝对赵普所表态的：“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从儒臣“纵皆贪浊”云云，可见天子对儒臣还是颇有保留的，尤其对“儒生”“措大”更是心存轻蔑，如嘲笑翰林学士陶谷撰写诏令制诰是“依样画葫芦”，由此遂引来了诸如悍将党进“措大们爱掉书袋”等轻蔑之言。因此，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内心仍然颇为“轻士”，其“尚文”之美誉实是相对于五代时期极端“轻文”、蔑视文士的诸皇帝而言的，其“尚文”言行也与其处心积虑地抑制藩镇、武将权势的措施密切相关，故今日实不宜学宋人谀颂其开国“艺祖”那样过分拔高其作用。
不过，宋太祖通过劝导臣下读书、宣扬“宰相须用读书人”等言行，却也营造出一种“尚文”的氛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唐末以来武人左右政局以及社会上重武轻文的风气，使得“崇文抑武”等理念深入人心。如范祖禹上宋哲宗的《劝学劄子》中所言的：宋太祖宣扬“宰相须用读书人”，而“宰相既用读书人，则自余执政、侍从之臣，台谏之职，必皆文学之士然后可用，外至州县，亦必由进士出身乃可委以亲民刑狱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无学也”。由此为宋朝政治文化的发展创造出一种“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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