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曾在评论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文章中宣称：“自传只有在揭示丑陋真相时才是可信的。那些对自己评价良好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所有生命倘若从内部洞悉，都呈现为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如此激烈的反对自传，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最为知名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外，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传性，第一人称叙事贯穿始终，大多数又是纪实性作品，就算偶尔变化叙事角度，也总是将自己的经历带入作品之中。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穷困潦倒，而且他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陷入新闻报道之中。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也让我们理解为何穷困了半辈子，当《动物农庄》开始大卖之后，他偏偏选择了远离都市，隐居在一个小岛之上写作《一九八四》。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日记是窥探一个作家私生活的最好方式。但对奥威尔而言，他的日记对私人记事寥寥无几，更多是提供写作的素材和时代的记录。所以这部由彼得·戴维斯编选的《奥威尔日记》记录最多的是一个小人物的贫困与大时代的政治。回想一下我们读过的大多数作家留下的日记，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奥威尔的日记如此不同。日记具有强烈的秘密性和私人性，它描述的东西大多数不适合公开，涉及到作家的私生活只是一方面，更多时候充满了个人的偏见性书写，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而且作家日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出于作家本人之手，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属性。但是在奥威尔的日记中，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代写。
戴维斯在编选日记中总结说：“这些日记不是那种用代码写成的纯私人记录，而是大体上用平直的语言写成的他对生活、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的记录。当他在1939年9月离开沃林顿后，他的妻子艾琳帮他代写了家庭日记；1947-1948年的那个冬天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妹妹安维尔带他记录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如天气以及在巴恩尔农场周围开展的农务。”除了这些比较公开的时代纪录，奥威尔的日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很少在日记中提及关于自己的写作和作品的评价，偶尔顺便提起，也是为了进行比较。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很少能够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家和行文风格。当然，这些都可以从他的那些知名的随笔文字中获得，但是对一个作家而言，记录自己写作形成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奥威尔回避这种形式的书写，似乎源于一种对写作本体的怀疑，换句话说，写作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奥威尔日记》中收录的日记从1931年8月截止到1949年9月生病去世前夕。奥威尔一生的经历很奇特，与大多数作家的那种不得已的穷困潦倒不同，他们一生都渴望通过写作进入上层社会，但是奥威尔从开始就有意识地步入最下层的生活。他出生于印度，得了一笔奖学金之后便到伊顿公学读书，之后在缅甸警局工作了五年，接着跟随一群流浪者在巴黎和伦敦过了一段落魄的生活，他也曾和威根的矿工住在一起，感染过肺结核，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被射伤。他写过三部报告文学和四部小说，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却没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度无所适从，精神沮丧。那是他一生最为穷困潦倒的事情，由于身体欠佳，既不能参军，也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对战争进点心力的工作。
战后他终于靠《动物农庄》的畅销过上了稍微好的生活，他偏偏又选择了远离尘嚣的都市，去一个小岛上写作《一九八四》。这些悲惨的、痛苦的、纠结的经历都体现在这些日记中。日记开始时，他正准备去肯特郡摘啤酒花。奥威尔的一生都在实践这种贫困生活，这种不可思议的体验构成了奥威尔写作中的主要内容。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生活，总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忍耐饥饿、严寒、羞辱和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似乎乐此不疲。
美国的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分析说奥威尔一生有一种自虐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源于奥威尔的一种罪恶感，一种社会的原罪，他们越是远离人类痛苦的场景，自责的感受就愈加强烈，对他们而言，面对社会不公或政治专制时保持沉默是可耻的行为，是与邪恶同流合污的举动。为了缓解这种社会的原罪，奥威尔在缅甸辞去职务，为了补偿自己国家所犯下的政治罪恶而加入了巴黎和伦敦被压迫的穷人队伍中，他同这些人一起反抗暴君，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奥威尔还通过创作式的驱魔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奥威尔的一生仿佛都可以解读成“为崇高事业而产生的受虐冲动，证明他为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产生了自我惩罚的需求”。当然，尽管奥威尔有这种受虐倾向，他的创作也明显证明了他有能力超越这种个人的罪恶感，并将之有效地引向社会思想行为和政治思想行为。
《奥威尔日记》中，除了记录他当流浪汉的经历和工人阶级的考察，着墨最多的就是家庭日记和战争日记。这两者的对比很有意思，当我们在奥威尔的笔下对他那些没有特色的人物和干巴巴的环境充满厌烦时，我们却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他是如此细腻的一个人，他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那种热爱体现在他对家庭生活细节的痴迷上，他喜欢列举生活的清单，喜欢记录他养鸡和卖鸡蛋的的过程，还喜欢描述他房子周围一花一草的变化，当他用这么多的字数描述一株草的生长时，我们才发现这才是奥威尔的真正生活状态。他像个真正的隐士一样，观察着自然界的瞬息变化。但是，当战争临近时，我们又突然发现，这位隐士其实是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者，分析局势变化，关注政局变动，有意记录下大时代中那些惊人的细节。
1940年6月8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下了一位朋友对他政治敏锐判断的赞扬，过去十年，他几乎判断对了所有的政治局势变化：“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可以不被阶级利益所迷惑——任何没有经济瓜葛的人都可以一眼看穿放手让德国和意大利主宰西班牙的危险性，而许多右翼分子，甚至是职业军人，都不能领悟这一明显的事实。”但他仍然察觉到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大时代中，有一种无法左右的无力感：“尽管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比所谓的专家更好地认清形势，但我们并没有能力预测到某个具体的时间，只能认清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是个怎样的世界。”他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超出了任何一个作家，这种责任感与他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随时都会反省自己是否对现实关注的程度不够，总是担心个体在大时代的中绝望感可能会影响他对政治局势的清醒判断力。
奥威尔既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当苏联与英国签订协定加入反法西斯的战争时，奥威尔敏锐地意识到了在英国突然有很多人都开始欢呼苏联这个依靠斯大林的残暴统治的极权国家。1941年7月的日记中，他写到：“现在我们所有人居然都成了亲斯大林分子——再没有能比这一事实更能揭示我们这个时代道德与情感的浅薄了。这个令人作呕的谋杀犯暂时站在了我们这边，因此大清洗等等罪行都一夜之间被人遗忘了。”
这种对政治清醒的认知也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中。比如在《一九八四》常见的评论中，我们经常听说，这是对极权主义未来的强烈批判。但是从这则日记中我们才会明白，《一九八四》反映的不是我们未来的社会，而是对现存世界的真实而具体的刻画，是对现实素材的阐释，而不是对预言式的虚构和想象。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奥威尔的尽管强烈的反对自传式的书写，但是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不仅仅是对自身体验的一种提炼，而且是对残酷的现实世界的清醒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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